中國的互聯網正走向失寵?
幾十年后,回顧2021年,互聯網“失寵”估計會留下一筆。
過去十幾年,中國互聯網成了中國這個大家庭里最受寵的孩子。可以隨便說爸媽的不是、說家里這不好那不好,還能跟家里要各種各樣的東西。
中國互聯網為什么能發展如此快?
有兩大紅利:一是政策紅利,二是包袱轉移。
先說政策紅利:中國政府一向對技術沒有抵抗力,支持一切新奇的、創新的事物發展,為此甚至允許對既有條條框框的調整。比如各種移動支付,在中國以外任何一個國家,至今都沒有如中國這樣發達,在中國,銀行等傳統行業也反對了,但是都被壓住了。
再說包袱轉移。互聯網行業發展是非常吃配套的,基站、網絡、通訊、管理費用甚至是很多零工的社會保障等等,但是中國互聯網發展過程中,這些凈投入的包袱幾乎全部由政府、國有資本以及社會承擔,互聯網企業只管大步向前,享受時代紅利。
但是,不要覺得中國的支持就是不求回報的。這個回報可以不是錢,畢竟很多互聯網公司至今納稅大大不如規模小得多的傳統企業。中國希望得到的回報其實也很簡單:
對國內,要讓更多的人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便利,要對社會有正價值。
比如說過去打車難、司機臉難看,到現在不用討價還價、上車就能保證安全到地方;又比如說過去買個房跟打游擊戰一樣,現在要明碼標價、真實房源;又比如一個手機在手,就可以輕輕松松完成各種生活業務。
當時,還沒有強烈的培育中國互聯網對抗國外的期望,畢竟中國的互聯網更針對的是消費領域,而不是科技領域,只要能讓老百姓生活的更好也就夠了。對抗國外由其他行業完成。
也確實有一段很蜜月的時期。互聯網的發展也帶來了大量的靈活用工崗位,對于處于經濟和就業困難的中國著實提供了不少支持。有的還在去年疫情下發揮了非常關鍵的民生保障。
而數據的價值和如何使用,也在這個時期被互聯網公司們向政府講了一遍又一遍,也帶動起來了工業互聯網、云計算、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等一系列數字化創新,這些創新也成為了今天中國正在正面挑戰最頂尖國家的基礎,還正在改變中國自身。
比如礦產挖掘,在過去人必須下到底下幾百米、深達幾公里的礦井,危險和臟累程度就不說了,而現在依托5G的高帶寬,已經實現了地下無人挖掘,甚至礦場也可以實現全面無人化,幾個人就可以完整運轉整個礦場。
但是,尾巴翹了,就要挨打。
就在去年上半年,互聯網公司為了抗擊疫情貢獻了很多,比如外賣保障基本生活、比如線上教育解決不能到校的問題,但是這些功勞不是可以為惡的理由。緊接著下半年,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敲響了警鐘,資本向教育領域的大步進軍更越過了一條越之則斬的紅線。
在中國互聯網以為自己功勞甚大、實力雄厚,越來越不注意邊界,甚至還要追求國際化、去中國化的時候,其實大環境已經變了。
比如校外培訓,西方投資者老說什么中國政策沒有預見性、上萬億的行業說死就死。但是,可曾想到關于校外培訓早在2018年就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2018年9月10日,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堅決破除制約教育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的重要講話。這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一些校外培訓機構違背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發展規律,開展以“應試”為導向的培訓,增加了學生課外負擔,增加了家庭經濟負擔,甚至擾亂了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社會反響強烈。良心的行業不能變成逐利的行業。對校外培訓機構要依法管起來,讓校外教育培訓回歸育人正常軌道”。
我在《為什么要嚴打校外培訓》一文曾經提到“教育部門對互聯網校外培訓的調研早在2020年就開始了”。當時還有讀者朋友表示質疑,事實上這件工作早在2019年甚至2018年就已經啟動了。
今年的各項政策絕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前面有太多的征兆和提醒。
但,互聯網善于洗腦,也把自己的腦子洗了,瘋狂相信自己的正義性,然而正義與否不是這些企業說了算。
對互聯網而言,或許真的是成也蕭何敗蕭何。
成于數據的利用,給當時的政府還有各行各業、全國人民開了一道光輝的門,讓大家相信互聯網就是美好的未來,這也是為什么有一段時間流行利用大數據分析我們現在看來很敏感的事。
同樣是數據的利用,也讓政府學會了如何提高整體運行效率,在十幾年持續向互聯網學習的基礎上推出了“十四五規劃”,系統規劃了未來中國的數字化建設,包括社會的、政府的;與此同時,也認識到了數字在大國爭鋒中的安全問題,《數字安全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紛紛出臺,工信部也將過去零散的治理升級為對互聯網的專項整治。
其實互聯網并沒有“失寵”,只不過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肆意,所有的行業終歸要回歸正常。
何為正常?
要納入黨的領導、要為社會增加福祉、要讓利于民,以微利代替超額利潤,實實在在的解決社會問題。
一個行業從“受寵”變成“大家庭的一員”,這本身就是推動公平的必然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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