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會對美國讓步嗎?
這一周,中國在兩個關鍵領域空前強硬,一個是對美外交,另一個是對外資。
在過去,即使在美國對中國采取非常不公平、違背自由市場基本原則的極限施壓時,中國一直說的也是希望美國坐下來好好談。
然而這次,中國首次對美國開了條件:想恢復中美談判,先把這些事做了再說。
這些條件是什么呢?概括地說就是要求美國全面推翻特朗普對中國的一切極限施壓措施,并且必須是無條件的撤回,否則就沒必要繼續談了。
對外資也是如此,中國最近對于外資的態度也越來越嚴格,越來越不擔心外資離開,比如這幾年不斷加強外資管控,又比如最近對于外資投資集中領域的嚴厲做法。
搞清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對于理解中國目前以及未來的種種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26日下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在天津會見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
首先,這是全球危機背后必然的變化。
自從冷戰結束后,人類社會面臨的危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過去的戰爭、饑餓、疾病等等威脅人的生存的危機,變成了以資本、經濟泡沫為核心的金融危機,其中的根本在于發達國家受到何種威脅。
幾十年的繁榮,使得發達國家越來越把危機理解成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或者說經濟泡沫破滅帶來的危險,對發達國家而言實際是可控的,甚至對大資本巨頭來說,更是收割、抄底甚至是發財的巨大機遇,反正最多不過是少賺點,這些年來,越危機,資本巨頭的錢就越多。比如1998、2008兩次全球金融危機,最終倒霉的都不是美國等西方。
在這種認知下,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全球危機的應對以及本國發展自然有所偏向,越來越向虛擬的、非實業的方向發展,這也是為了更好的利用資本力量收割世界。
然而,這次新冠疫情對發達國家的沖擊截然不同,各國深刻的認識到,原來還有非資本以外的、能夠威脅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危機。
過去幾十年的應對完全不適用,甚至因為過去把全球性危機局限在資本領域,導致實業發展不足成了致命問題。
比如美國,應對新冠疫情做法還是沿用過去的那套,大放水、發救濟券、股市一派繁榮,但是這一套的核心是錢能夠平價買到足夠的物資。
這里面有兩個重點:平價、足夠。
在疫情沖擊下,原本的買方市場變成了賣方市場,一開始大量的放水確實讓美國獲利很多,但是這要求全球疫情要控制在1年以內,越延長,美國就會面臨越來越難以應對的危機,現在就到了一個關鍵的臨界點。
至于誰能夠平價供應足夠物資,唯有中國。
大背景變了,博弈的雙方籌碼也就變了。
以中美兩國作為對照,中國的優勢是巨大的生產力,美國的優勢是發達的金融資本和全球秩序掌控者。
在平穩時代,全球霸主的優勢是巨大的,面對一套成熟的全球秩序,挑戰者面臨的不單單是霸主的壓制,更有霸主的諸多盟友、跟隨者。
能夠深刻影響到最發達國家的全球危機,才是后發國家的巨大機遇。這個機遇上一次是兩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20多年,美國在經濟和工業上早已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才真正成為世界霸主。
這次新冠疫情在影響上當然達不到世界大戰的嚴重程度,但是在性質上是相似的,資本和生產力的價值也就變了。

近期,美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數等疫情核心指標嚴重反彈,所有50個州的感染病例增幅均在上升。圖為一名女子經過美國紐約街頭一輛移動新冠檢測車。
首先是資本:
中國過去對外資友好,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個是希望外資促進中國建設,另一個是希望跟西方世界增加更多聯系點,能夠多一點傾向中國的“朋友”,改善中國的外部環境。
說白了就是“缺錢”“缺朋友”,而外資可以同時填補這兩點,在改革開放以后很長時間,中國是希望把中外關系搞得犬牙交錯,最好不分彼此。
這里面有對錢的需求,但更多的是希望利用外國資本對于外國政府的影響力,希望他們去說服針對中國的那些官員、政客。
當中國實力對美國構不成威脅的時候,這一套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華為在十幾年前一直是對美公關投入最多的中國公司之一,也獲得了很多美國政策的支持。
但是,這樣做有用的根本,是該國對霸主產生不了威脅。彼時的霸主還存著把后發國家納入自己秩序體系的想法,所以過去美國政府對于中國也是比較友好的。
美國很需要一個專心生產、能夠消化掉美國大放水的國家,美元可以從中國買到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買到中東的石油,這才是美元的物質根基。

2000年,克林頓簽署中國永久貿易關系法案。克林頓也是中國順利加入WTO的重要推手之一
但是這幾年不同了,中國越來越展現出了同美國分庭抗禮的趨勢,中國發展到了今天,為了自己國民,也必須對美國長期霸占的一些領域發起攻勢。
為了本國利益,中美之間的矛盾在很多領域越來越不可調和,在這種戰略性的矛盾面前,資本的“朋友”也就越來越無用了。美國漸漸放棄了把中國納入美國全球體系的想法,越來越把中國視為挑戰者。
特朗普從2018年開始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打擊中國企業,實際也在傷害美國資本的利益;利用不光彩的手段在人身上“軟禁”孟晚舟、對華為進行斬盡殺絕式的攻擊,不再顧及華為在美國“朋友們”。
中國現在也不太缺錢了,甚至同美國一樣也面臨錢怎么有效的花出去的問題,外資對中國最大的兩個好處就從戰略價值下降到戰術價值,而戰術一定要讓位于戰略。
與此同時,外資的逐利性對于中國的負面性越來越凸顯。
外國資本萬里迢迢來到中國不可能是做慈善的,需要的是幾倍的投資回報,消費互聯網自然就成了外資扎堆的地方,而中國股市、香港股市對于互聯網行業上市的一些限制,更成了中國互聯網和外資合作的基礎。
資本的逐利加上互聯網的擴張,在蜜月期后,帶來的就是越來越負面的社會沖擊,尤其體現在教育等民生領域,更不要說更關鍵的國家安全問題。
美國最強的資本優勢對中國的價值不斷下降的同時,中國最強的生產力對美國的重要性不斷上升。
此消彼長間,美國越來越被逼到墻角。
正如上面所說,美國已經習慣了用大放水解決危機,這套做法的核心是大量的平價物資供應。但是美國之前對中國的種種打擊反而讓美國失去了這個支撐,比如對華征收關稅、比如限制對華出口芯片等科技產品,又比如澳大利亞對中國大幅提高原材料價格。
這些在平常時候都是可以的,壓力都在中國,但是新冠疫情下一切都變了。中國現在仍然堅持全球化、自由貿易的主張,甚至想盡辦法降低生產成本,為全世界提供盡可能平價的物資,這自然是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當,也是中國的戰略選擇。
但是即使這樣,美國也已經越來越扛不住了,比如美國6月CPI已經同比上漲5.4%,這是美國自2008年以來最高的12個月同比升幅。
現在已然如此飆漲,三季度呢?四季度呢?

表面上看,美國是有選擇的,比如停止大放水、又比如停止對中國的打壓。
但實際,美國兩樣都沒法做,停止大放水美股必然會大崩盤,疫情危機和金融危機加在一起可不是雙倍,危機程度甚至增加了10倍;對中國停止打壓?那就成了霸主對挑戰者認慫,這更是危及美國為核心的全球秩序。
所以,對美國而言,最希望的就是中國主動退讓,甚至跟中國一起合作把損失轉嫁給美國的盟友都是可以的。
但是,中國并不傻,與其把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為什么不讓危機爆發在美國呢?前者是讓各國記恨中國,后者則是徹底改善中國未來的發展環境。
孰優孰劣,不言自明。更何況,中國有足夠的籌碼。
正是面臨這樣的大變革、大挑戰、大機遇,所以中國才更需要做好最壞的打算,迎接最嚴峻的局面。
最嚴峻的局面是什么?
無非中美矛盾進一步激化,美國惱羞成怒搞“超極限施壓”。中國若能做到幾年時間內只靠本國自循環也能保證持續發展,無論美國怎么挑釁、威脅都不擔心。
如果到了這一步,很多原來重要的東西就沒那么重要了。
這就好比一場游戲。甲乙兩個人中間夾著一顆蛋,要求兩個人從起點向終點走去,而終點有兩個筐子,分別屬于兩個人,把蛋放進甲的筐子,甲得2分、乙得1分,雖然兩人都得分,但是分值不同。
兩個人既合作也斗爭,斗爭的核心要么是好好商量輪著來,要么就是各種威脅,這時候誰越擔心蛋掉在地上,跟著對方走,誰就輸了。
這兩個人就是中美,這顆蛋就是中概股等等夾在中美之間的各種事物。
怎么抉擇?既看實力,也看魄力和準備。
很顯然,中國是不缺魄力的,美國作為百年霸主也不缺魄力。
未來的幾個月甚至一兩年,雙方都會在不徹底撕破臉的默契下,彼此極限施壓,誰扛不住,誰就讓步。這一讓,就具有了歷史轉折的意義。
美國現在的一切就建立霸主地位上,美國不能讓;
中國呢?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有這么一句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不可逆轉”既是信心,更是決心,中國更不能讓。
中美都不能讓,那就看誰更團結、更有力,更能處理好內部問題。
中美的博弈下,資本的想法已經是次要的。其實資本一向是理性的,比如就在很多資本質疑中國政策缺乏預期的同時,北向資金已經開始抄底中國股市了,而淡馬錫等海外大資本也已經向中國表態“將會堅定重倉中國”。
所以,不用太擔心中國的舉措會不會逼走資本,只要中國扛過這幾年、完成了內部社會問題調整,只要中國繼續發展,走了的一定會回來。至于那些趁著危機,試圖“做空”中國資本市場、謀取暴利的,也要好好想想后果。
接下來,我們需要做好中美之間斗爭進一步激化的打算,短痛總比長痛好,百年機遇不可錯失。
而原本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的,需要做一個艱難的抉擇了:到底站在中美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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