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造毒”的最大嫌疑人，“投毒”的最強行動者！
關于新冠肺炎疫情，有一個話題，有一年多了，我一直想說，一直沒說，這個話題就是面對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泛濫，幾百萬人失去生命，我們要不要追責？要怎樣追責？
從一個善良的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追責的意義不是很大，原因是：
首先，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從善良的角度來看，不會有人主動的去制造病毒。這包括主動地在實驗室制造病毒之后，然后傳到社會上去，也包括主動地通過吃野生動物等方式從動物身上去獲得病毒再傳給別人，我總覺得這事很難想象有人主動這么做----當然這是從一般意義和善良角度來說的。
第二，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從善良的角度來看，應該也不會有人主動地去傳播病毒。這應該更是一個小兒科的問題，誰閑著沒事誰去主動傳播病毒呢？尤其是對全社會總體而言。對于個別人可能有這樣的險惡用心，比如說全世界都出現了很多個案例，就是艾滋病的攜帶者故意跟別人發生性關系，故意通過這種方式把艾滋病傳染給別人。但這是從個體的角度來說，從全世界的整體來說，這應該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而我們所說的對新冠疫情相關的追責，自然是針對人類社會的某一個群體，比如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個組織。
這樣說來，關于新冠肺炎疫情泛濫的問題，所謂追責哪一個國家、地區或者組織，應該就是一個有點多余的問題，最多我們可以思考一下以后如何更好的防范病毒這個狗東西。
更何況，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說，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因為歷史上出了很多這樣的事，也沒有聽說要追究誰的責任。
比如，14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歐洲的黑死病死了2,500萬人，歐洲1/3的人因為這個病而死掉了。但是，沒誰說要追究哪個國家、哪個地區或者哪個組織的責任。
再比如，公元1496年，哥倫布從美國現在待的美洲大陸，將天花病毒帶到歐洲，然后肆虐全世界，總共大約死了1.5億人，但是，沒誰說要追究美國現在待的美洲大陸的責任。
再比如，公元1918年，最先在美國堪薩斯州的芬斯頓軍營出現的、后來被稱為“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病，奪走了全世界4,000萬人的生命。但是，沒誰說要追究美國的責任。
再比如，公元1981年6月5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刊上刊登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歷報告，于是，美國出現了世界上第1次關于艾滋病的正式記載，自此以后艾滋病肆虐全球。到今天為止，人類仍然沒有找到治療艾滋病的有效方式。截止到今天，已經有2,200萬人因為艾滋病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沒誰說要追究美國的責任。
再比如，2009年H1N1流感在美國大面積爆發，并且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將近20萬人死亡。但是，沒誰說要追究美國的責任。
......
這是地球人在近600年以來所面臨的比較大的流行病的基本情況。
我們發現它有兩個特征：
第1個特征，沒誰說要追究誰的責任。
第2個特征，我們發現美國總是跟這些流行病的大爆發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在上面提到的5個流行病有4個都是最早在美國爆發，然后由美國傳遍全世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人品有關系？
如果說世界性的流行病要追責的話，那么要算歷史賬的話，美國一定不堪重負。即使把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每年的GDP，都拿過來，讓地球人都分了，都不足以贖回他的罪過。
但是，剛才已經說了，人類社會的習慣做法，是沒誰想到為這個事追究哪一個國家、地區或者組織的責任。
可是，當人類社會進入到公元2020年，流行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國人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在流行病傳染的問題上，欠賬最多的國家，卻跳起來，死咬住中國，要追究中國的責任，而且原因只有一條，這一條原因就是：病毒最先在中國發現。
而且美國人去年鬧了一年，仍然不依不饒，到了今年更加登峰造極，乃至于脅迫世界衛生組織作出不正確的決定：在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兩年兩次到中國來調查的情況下，世界衛生組織的第二階段溯源工作，仍然把矛頭主要對準中國。而且世界衛生組織從去年到今年一直是力挺中國，對中國的抗疫工作贊賞有加。今年到中國來研究病毒溯源問題以后，也認為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為“極不可能”。
可是到了今年夏天，世界衛生組織的話風突然變了。為什么突然變了呢？毫無疑問是受到了美國的脅迫。美國人會用什么樣的手段來脅迫世界衛生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我們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翻一翻美國的黑歷史，我們就知道了：
2011年5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在美國肯尼迪機場乘坐飛往巴黎的班機前幾分鐘，被美國直接逮捕，罪名是涉嫌性侵，說他在一家酒店性侵犯一名女傭。當然三個月以后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性侵，所以被無罪釋放。----這和他們說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于是就派軍隊去打伊拉克，打了這幾年之后，最終又說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一樣的。
那么，美國為什么要逮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卡恩呢？原因只有一個：2010年1月開始，卡恩公開宣稱：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可能的，這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再是美元處于領導地位。他還說，這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當中，歐元等其他貨幣將發揮重要作用。卡恩還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
認真分析一下卡恩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如果真的落實卡恩的這個說法，美元到哪去搞霸權呢？美聯儲就不再是世界的中央銀行了，那美國分分鐘就會崩潰。
于是，美國就把卡恩給逮捕了。更重要的是后來有無罪釋放了。后來的無罪釋放說明了什么呢？不是說明美國人心地善良，而是說他事前純粹是捏造事實，污蔑陷害。如果真的事后坐實了卡恩的罪行，那說明卡恩罪有應得，那地球人也無話可說，可是最終證明卡恩無罪，只能無罪釋放，所以這是典型的污蔑陷害。
那么美國人抓了卡恩，然后又放了卡恩，卡恩失去了什么呢？
回答時：卡恩失去了競選法國總統的資格。我們還可以聯想一下，一個主張要建立一個美元不是領導地位的新的貨幣體系的人，如果又當了法國的總統，那對美國意味著什么？所以美國人就直接把卡恩給逮捕了，讓卡恩就失去了競選法國總統的資格，也宣布了卡恩政治生涯的死刑。
不聽美國的話，卡恩的下場，就是鮮明的例證。
美國做的這樣的事情很多，我們今天只挑這一個典型案例來說。那么由此可以推論，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們在今年2月份來中國實地研究之后、已經做出了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的結論之后，突然在今年夏天話風一轉，表示仍然懷疑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泄露的可能。美國人在后面干了什么，就不難猜測了。
而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說，看來美國想把新冠病毒源頭的這個責任歸到中國頭上，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份上。
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已經說了，作為一個正常的和善良的中國人、地球人，是不會想到就新冠肺炎全球肆虐而去追責某個國家、地區或組織的。但是美國人把事做到這個份上，那我就拋開那個常規的慣性思維，也來談一談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追責問題。
如果要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進行追責，我們應該從哪幾個方面入手呢？我想應該是兩個方面：
第一，誰在“造”毒？就是制造病毒的意思，這是一個口語的說法，用書面語來說就是病毒的源頭在哪里？
這個邏輯也很簡單，誰造出來了病毒，然后又流行全世界，然后又死了這么多人，這個人自然是罪魁禍首。
第二，誰在“投”毒？當然這也是一個口語的說法，用書面語來表述，就是誰在傳播病毒的問題上問題最大。
這個邏輯也很簡單，如果說病毒已經有了，那么該誰擔責就誰擔責。那么接下來呢？接下來如果誰要再把病毒帶著滿世界跑，那么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罪人？那么這個到處亂跑的人，是不是就是一個到處“投毒”的人？比如在當下的疫情防控當中，如果說誰身上有病毒，他卻不好好在家隔離，也不到醫院去治療，他還像沒事人一樣滿世界的跑，哪兒人多到哪兒去，最后傳染了很多人，他是不是就是一個“投毒”的人？為什么那些自己感染了病毒還不報告、還到處亂跑的人，我們要把它抓起來、關起來呢？就是這個邏輯。
當然這是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的，如果從國家、地區或者組織的角度分析，那么就是當病毒已經出現了之后，誰不好好地阻止這個病毒，結果導致了很多人感染了這個病毒，而且這些人還滿世界跑，又把病毒傳給更多的人，那么這個國家、地區或者組織，是不是在滿世界“投毒”呢？
建立了這樣的邏輯，我們再來分析，如果要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進行追責，那么誰是罪魁禍首呢？我們對前面陳述的兩個邏輯逐一進行一下簡單分析：
關于誰在“造”毒：
我在前幾期的節目里面已經向朋友們介紹了：
美國于2019年7月份發生了德特里克堡實驗室病毒泄漏的事故，被美國疾控中心關閉；
而在此期間的2019年6月到10月，美國發生了“電子煙白肺病”的流行病，癥狀和新冠肺炎極其相似；
隨后的2019年10月，美國的運動員來到中國的武漢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中途生病了，癥狀和新冠肺炎癥狀極其相似。
然后，2019年12月，中國武漢就發現了新冠病毒，這是世界上第1次有人類把新冠病毒這個狗東西給逮著了。
所以美國的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是“造毒”的最大嫌疑人。
今天我再提供一點新的證據。
中國于2019年12月在武漢最早發現了病毒，但這并不意味著病毒最早在武漢出現，因為在中國發現了病毒之后，世界各地也發現了病毒，而且那些病毒出現的時間要早于武漢。
比如，在中國發現的病毒之后，意大利的研究人員把他們2019年10月份采集的血液樣本重新進行了檢測，在那些樣本里面也發現了新冠病毒。這些血液樣本是2019年10月的第1周、在接受肺癌篩查的時候留下的，總共959個人的樣本，有111個人的樣本里面的新冠病毒抗體檢測呈陽性，也就意味著意大利在2019年10月的第1周已經對新冠病毒產生了抗體。這比中國武漢發現新冠病毒要早三個月。
只有感染了新冠病毒，才會產生新冠病毒的抗體，感染病毒10天左右才會產生抗體，由此推斷意大利人在2019年9月就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至少新冠病毒在2019年9月（也就是比中國武漢要早4個月）就已經來到了這個世界上。至于說他最早什么時候來，現在也不清楚，但至少2019年9月（也就是比中國武漢早4個月）就已經來了，他滿世界跑，滿世界跑，地球人都沒感覺，在2019年12月，被中國人給逮著了。
所以我一直說，中國人最早發現新冠病毒，不僅不能像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是地球人的罪人，反而應該是地球人的功臣。因為早一點發現病毒這狗東西，就能夠早一點為消滅這狗東西贏得時間。
我們接著說意大利人在2019年9月就感染了新冠病毒這個事。接下來的問題是：意大利人感染的新冠病毒是從哪里來的？
回答是：極有可能從美國的德特里克堡來。
理由如下：
先簡單說一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的病毒防護措施。他是一個專門研究病毒的實驗室，按理說應該有非常嚴格的防護措施，以防止病毒泄露禍害全球。那么他們的防護措施怎么樣呢？這是一個極其專業的問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評論的。但是誰有資格評論呢？我想德特里克堡的駐軍指揮官是有這個資格的。那么德特里克堡的駐軍指揮官是怎么評論的呢？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駐軍指揮官德克斯特.納納利上校公開承認，實驗室這些年來一直無法控制“從使用到銷毀的材料”。
那么，德特里克堡的駐軍指揮官的這個評價，有沒有事實作為驗證呢？當然有！那就是2019年7月它果然發生了實驗室泄露事故，從而被美國疾控中心給關閉了。
德特里克堡的駐軍指揮官自己承認他們的防護措施不行，美國的疾控中心也確認了德特里克堡實驗室發生了實驗室泄漏事故。
接下來的問題是：他泄露的病毒是不是新冠病毒？
是不是呢？我們現在自然不能肯定的回答，但是有極其大的嫌疑，因為：
2019年7月它發生了實驗室泄漏事故，
2019年8月有一批從德特里克堡運往意大利的血液制品，進入了意大利美軍基地。
而就在剛剛發生實驗室泄漏事故的德特里克堡運往意大利一批血液制品的當月，也就是2019年8月，美軍基地又從意大利威內托大區招募了一批平民志愿者，為里面的軍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務。
然后呢？
前面已經說過，2019年9月，意大利人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說巧不巧？
所以我還是那個觀點，美國的德特里克堡是“造毒”的最大嫌疑人。
關于新冠病毒問題，誰在“造毒”的事兒，就說到這里。
接下來說一說：誰在“投毒”？
前面已經說了，我們這里說誰在投毒，不是針對某一個個人，而是針對某一個國家、地區，或者組織。
我們在研究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的所有的病毒傳染規律的時候，涉及到一個專門的名詞叫做傳染系數，這個傳染系數就是說平均一個人能傳給幾個人，比如新冠病毒的傳染系數大約在2~2.5之間，我們就拿2來說事兒，也就是一個人能夠傳染給兩個人。當然，如果感染了病毒之后不滿世界跑那也沒事兒。
可是美國人呢，一方面他們感染的人數最多，另外他們又最喜歡滿世界跑，結果他們就成了世界病毒的大本營，而且四處擴散。
從實際情況來看，也確實是美國把病毒傳染到了世界各地：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美國公民累計經空港、陸地出國2319.5萬人次。由于美國政府沒有實行有效防疫措施，這些美國人跑到哪里，就把病毒帶到哪里。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早在2020年3月就說，澳大利亞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例中，海外輸入或接觸過從海外回來的人占八成，其中“大多數來源于美國”。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2020年5月研究結果顯示，以色列約70%確診病例感染的病毒毒株來自美國。同時，加拿大援引該國數個省的新冠疫情統計數據報道說，加拿大的病毒是由美國旅行者傳入的。
說到這里，關于美國到處“投毒”、在全世界投毒量最大的事兒，基本上也算說清楚了。
不過，我還想特別說明一點是，如果從“造毒”和“投毒”兩個角度來分析責任追究，“造毒”這個事，也就是防止病毒泄漏的這個事兒，他需要的科技含量比較高，難度系數也比較大，但是投毒這個事就不一樣了。
那么這個難度系數的區別對于我們在追索的問題上又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我想打個比方：
比方說，我們開著宇宙飛船上天，開宇宙飛船上天是比較難的，要想保證宇宙飛船不出事，難度特別特別大，所以萬一宇宙飛船出了事，造成了人員傷亡，如果我們要追責的話，那追責的力度應該小一點。但是如果我們開著汽車在公路上跑，保證汽車不出事兒的難度就小很多很多，所以汽車如果出了車禍，駕駛員的責任就比較大。
歸納起來說就是：難度越大，責任越小；反過來說，難度越小，責任越大。
剛才已經說了，要保證實驗室絕對不泄露，難度系數還是比較大的。這是從“造毒”的角度來分析的。
那么從“投毒”的角度來分析呢？
要減少“投毒”，歸根結底就是要搞好疫情防控。因為疫情防控好了，那么感染的人數就少了，感染的人也不到處亂跑，那么，它傳播的人也就少了，那么投的毒就少了。
那么疫情防控的難度大不大呢？
前面已經說了，從“造毒”的角度說，防止病毒的泄露是需要有高科技的支撐的，那么我們現在說疫情防控，需要多高的科技？
請允許我作這樣一個回答：基本不需要科技水平。
我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疫情防控的基本策略就是：人不出門，人不能到處亂晃！
這要什么科技水平？
如果朋友們多少對這個評判還覺得有些猶豫的話，那么我提一個110年前發生在中國的一件事。
1910年11月9日，東北鼠疫疫情在哈爾濱爆發。迅速蔓延東北，死亡人數迅速上升。
可是100年前的中國，只用了4個月就徹底控制了疫情。這得益于一個叫伍連德的中國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防疫措施，而這個非常好的防御措施，其實就是兩個字：隔離！
我們想象一下，100多年前的中國醫療條件是多么的落后？科技水平是多么的落后？可是中國人為什么只用了4個月就控制了疫情？最終死亡人數只有幾萬人？就是因為中國采取了“隔離”這個基本上沒有科技含量的防疫措施。
積極主張并采用隔離措施來防控疫情的中國人伍連德，后來被全世界人稱頌，1935年他被提名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是華人世界的第1個諾貝爾獎候選人。
我還要特別說明的是，1910年中國的執政當局是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這次疫情爆發之后的第2年，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可是就是這個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領導了一大群腐敗無能的封建官員，采納了伍連德的建議，采取了果斷的措施，用4個月就控制了疫情。
我們看看美國政府，疫情爆發一年半了，死亡人數全球第一，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繼續領先全球。
說實話，看看美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說100年前的中國清政府腐敗無能了，因為100年后的美利堅政府比它更腐敗無能。
不過，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對比誰更腐敗無能。我說這個“腐敗無能”這個事兒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從“造毒”和“投毒”兩個角度來分析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責任的時候，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客觀上導致了“投毒”事實，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原因只有一個：避免“投毒”的難度系數很小！而這背后的邏輯是，我們在追責的時候，某一個導致嚴重后果的行為的難度系數越大，那么應該承擔的責任就越小；某一個導致嚴重后果的行為的的難度系數越小，它應該承擔的責任就越大。
關于難度系數，我們還需要做一個對比，那就是，先發現病毒的地方，防控起來是最難的，而后發現病毒的地方，只需要照著前面的地方依葫蘆畫瓢，就可以做好防控工作，所以防控疫情的難度系數是最小的。而美國恰恰是后發生疫情的國家，它的防控難度系數是最小的。
如此說來，歸納一下，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如果真要追責的話，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毒”嫌疑人，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毒”行動人。尤為重要的是，美國的投毒責任是建立在完成不了特別簡單的動作的基礎上的，甚至是連依葫蘆畫瓢的事情都沒做好，所以應該罪加一等！
我還要特別說明的是：
從“造毒”的角度來說，雖然美國是最大的嫌疑人，但不管怎么說，他畢竟只是嫌疑人，所以還不能下結論，還需要調查。
但是從“投毒”的角度來說，不需要再調查，證據確鑿，事實清楚。如果它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個人，那么，現在就可以把它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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