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從不去政治化!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08-07 06:58:02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來源:政事堂編輯部(ID:gh_46fb20d8a52c)
東京奧運會就要落下帷幕,許多朋友說,東京奧運會讓我們實現了“祛魅”。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國際舞臺下一些明目張膽的反規則、黑哨、黑裁。日本選手橋本大輝在重大失誤情況下還能奪冠,水球比賽日本水球選手直接將我國運動員壓在水里,裁判也不判違規。
更高階的操作是直接“改變規則”,從比賽項目上動手,把中國隊的優勢項目減少,把自己的優勢項目增加,空手道一下子加了8枚金牌。對手太牛逼了是不是?沒事,我可以直接開游戲修改器,修改數值。
不過,就算遭遇了如此多的陰間操作,中國這次還是大概率能拿到金牌榜第一。實力讓我們擁有底氣和以淡定的姿態來面對對手的“騷操作”。
不過,過去在每個人心中“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神,不可避免讓人們感到落差和幻滅。從歐美運動員“人均哮喘病”,“合法合規”服用“類興奮劑”,到2016年巴西奧運會俄羅斯1/3的運動員因“興奮劑”事件被禁止參賽。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奧運會不能純粹?它總被各種權力所染指、所爭奪、所扭曲;它甚至總是與國家間政治博弈相掛鉤?
奧運為何總是政治化?
以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為例,日本投入近30億美元擴建城市、改進交通網點,完成了東海道新干線、首都高速公路、東京地鐵等大型項目,大搞基建。“大基建”通過“奧運”這塊廣告牌迅速傳播到全世界,震驚全球,新干線成為日本速度的代名詞,人們驚訝地發現,東京是如此一座如此現代化的、散發著蓬勃朝氣的城市。

經濟本就處于蓬勃增長期的日本有了“奧運廣告牌”的加持,繁榮和景氣度都直線上升,日本GDP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10%,僅僅4年后,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奧運這塊廣告牌,不僅能夠起到正面的“宣傳”、“美化”作用,也能夠被權力染指,成為大國博弈中攻擊對手方的“武器”。
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就分別抵制對方所主辦的奧運會。1980年,美國等西方國家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由抵制了莫斯科奧運會。1984年 ,為了報復西方國家對莫斯科奧運會的抵制,蘇聯與部分東歐國家抵制了洛杉磯奧運會。奧運會可以說成為了和平年代,國家間的“角斗場”,一旦國家間政治形勢緊張,“奧運會”便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武器”大做文章。
難怪薩馬蘭奇說“我每天90%的工作是關于政治,10%的工作才是關于體育”。
無論是“廣告牌”還是“核武器”,奧運會的本質都是“國家間的競爭”。運動員以具體某個國家奧運會代表團成員的形式參賽,競賽結果和獎牌榜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統計,競賽中的輸贏牽動著運動員所屬國家的人民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凝聚著民族國家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情緒。
從這個角度來說,參與這場“民族國家”間的競爭,一方面凝聚了本國國民,另一方面也在向其他國家的“國民”,宣傳和表達著什么。
奧運始終關乎“民族身份”、“民族認同”,這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得以建立的基石,也因此,它始終充滿“政治性”。
廣告牌面子和硬實力里子
盡管奧運始終充滿政治化,但我們同樣在利用這塊廣告牌向世界展露頭角。
就像高中時代的窮小子打拼多年后,終于有了一定的家底,在同學會上請全班同學吃海鮮大餐,彬彬有禮的態度贏得全班同學的歡心。一下子能夠讓全班感受到這窮小子的蛻變。印象一發生改變,和同學們的潛在合作也更可能達成,說不定還有機會能得到班花的青睞。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我們就是這個高中時代的窮小子。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連續5年GDP增速突破10%,發展日新月異,但在國際地位上,我們仍然是一個初登上華麗舞臺的青澀小子,需要奧運這塊廣告牌向世界正式宣告我們的到來。
當“北京歡迎你”的五位“福娃”,出現在大江南北的每個角落;當李寧化身空中飛人,在鳥巢點燃圣火,當劉歡和莎拉布萊曼合唱的《我和你》響徹2008年北京的上空。我們斥3000億打造的北京奧運會,震驚了全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繁榮和大氣。
我們請的這一餐,讓我們正式加入了“同學會”。

隔壁的窮小子巴西就沒有這么幸運,彼時他也剛剛獲得一個不錯的工作機會,便迫不及待想要也請大家吃大餐。結果還沒等約定的吃飯時刻來到,他便又丟掉了工作機會,GDP連續負增長,自然也沒辦法請好這一餐,和“同學會”中的大家建立起更加親密的關系。
巴西的崛起和衰敗為何如此突然?自巴西20世紀末選擇對外開放以來,國際資本大規模涌入,巴西淪為給國際資本打工的國家,土地和資源品為跨國資本服務。
2003-2011年,盧拉政府搭上跨國金融資本投機糧食及能源市場的便車,因此有錢出臺親民生政策,頗得民心,GDP也一度獲得高速增長,但是能源等資源品的繁榮導致“去工業化”,上層權貴靠賣“資源”舒適過日子,民眾也受到國家“補貼”具備基礎消費能力,沒有人愿意去做“制造業“的辛苦工作。資源出口越繁榮,制造業、工業越被擠出。
2013年6月,美聯儲宣布可能退出量化寬松,大量國際資本熱錢回流美國,牧羊人美國把“資本”這批羊趕回美國以后,巴西舉國賴以生存的資源品價格大跌,資本外逃、貨幣貶值、錢不如紙。經濟、民生、政治問題接連被引爆,被美元“收割”后的巴西民眾走上街頭,社會動蕩不安。
巴西曇花一現的繁榮和一敗涂地的衰敗,都烙印進奧運的歷史中。我還記得2016年里約奧運會時,當時一張圖片在網絡媒體間瘋狂流傳。這張圖上是一道墻,一道隔開繁華的“大都市”里約,和破敗蕭瑟的“貧民窟”的墻。墻內繁花似錦,盛世天堂,墻外是饑寒交迫,路有餓殍。

2013年后,除中國外,其他新興國家被“收割”后全都走向衰落,無人再能請起奧運會這一餐,租起這塊廣告牌。
而我們一方面維護了“經濟主權”,只允許外資進入實體產業,一方面大力發展工業,成為全球“工廠”。逐漸靠自己吃苦耐勞、過硬的賺錢能力混成了同學會的核心,已經不再需要通過請同學吃飯,改變他們對我們的印象了。我們的實力已經讓我們成為了同學會的重要力量。
在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了,舉辦奧運是錦上添花,得先有國力,再辦奧運。沒有里子支撐,奧運這個面子也沒任何作用。夯實國家實力,努力發展經濟,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質量經濟才是王道。
奧運這塊昂貴的廣告牌,光環開始褪去。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全球經濟失去增長引擎,各國內部社會矛盾重重,在大家都沒有余糧的時刻,舉辦奧運會不再是錦上添花,反而成為了一種累贅。

于是我們發現,2024年奧運會主辦權競選無人問津,僅有巴黎和洛杉磯兩個城市參與競選。最終奧組委只能通過三方會議,讓巴黎和洛杉磯分別主辦2024年和2028年奧運會。
像2008年北京奧運會那樣的盛況,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復刻。或許一直要等到下一輪經濟的騰飛,下一個天選的新興經濟體崛起,向世界宣告它的到來。
而從過去到我們目之所能及的未來,北京奧運,既是全體中國人的驕傲,也是奧運史最燦爛的篇章。它標志的不僅僅是史上最大規模、斥資最巨的奧運會,還是一個10億規模體量經濟體的騰飛,中國的10億+人民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
沉著應對新一輪國際競爭
2008年,我們已經成功完成了向世界的“展示”。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更加從容參與奧運,我們的選手更加從容和自信,我們的觀眾更加淡定和有底氣。
本屆東京奧運會,我們在田徑、游泳、擊劍、射擊等項目上實現了重大的突破,或者打破了他國選手的多年壟斷,或者刷新亞洲記錄,或者實現我們自身獎牌的零突破。
我們的運動員在“體育”之外,還有更多的亮點。比如說本次中國代表團的431位運動員中,超過50%的運動員具有本碩博學歷。女子10米氣步槍冠軍的楊倩來自清華大學,蘇炳添也是暨南大學2017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碩士。他們的優秀不僅局限在“體育”上。
我們正在以更加昂揚、更加自信的姿態走向復興。
我們不再被發達國家主導的規則和話語所掌控。我們看清了更多的表面上有道理,實際上是pua的說辭。
過去中國運動員遭遇黑哨后,網絡上為“黑哨”洗地的言論不再有市場。“不公平是競技體育一部分,只要你足夠完美,再狡猾的敵人都會低頭?”這樣的言論,就好像“男人本來就是視覺動物,都會犯天下男人該犯的錯誤,如果你足夠漂亮,老公就能留住?”

競技體育存在的不公平現象,父權社會存在地對女性不對等的話語和要求,本質都是權力問題,是強權對弱勢的霸凌,是強權掌握了話語權和標準的制定權,然后用這種話語權和規則來要求和規訓弱勢方,讓弱勢方按照對他有利的方式來行動。
我們冷眼旁觀這些言論,我們意識到規則的制定權來自于實力的博弈。奧運會標準的制定權最終來自于國家間的實力博弈。奧運賽場上的公平,有賴于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與地位。
就好像,哪屆奧運會也沒裁判敢對美國運動員吹黑哨。歐美運動員“人均哮喘”,也可以合法合規的服用“類興奮劑”,繼續堂而皇之地參加奧運會等國際賽事。
我們開始用一種更加理性的態度來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對待。不管是奧運賽場上還是國際競爭中。
這是因為我們已經足夠有底氣和實力。我們準備好了在積極改革,繼續強大自身實力的同時,也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提高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為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有秩序的國際標準和規則而奮斗。
我們不卑不亢,我們準備好了,正面這新一輪的國際競爭。
奧運關于每個人。薩馬蘭奇曾說“奧林匹克運動比任何宗教都廣泛”。人們可能說著不同語言,有教育水平、思想觀念的差異,但體育是一種最廣泛的共同。并且和愛情一樣,都能讓人分泌激素,全世界都喜歡這種讓人“超爽”的感覺。
因此,奧運會這種取全球人們的“最大公因數”,廣闊的曝光度,讓它成為了一塊天然的廣告牌,所有勢力自然而然都想通過它來表達和宣傳點什么。
此外,各國人民的信息獲取總是受限于本國媒體的報道。而奧運會則不同,在全球直播的過程中,全球民眾可以直觀的看到他國風采,他國風貌。
因此,一些國家實力快速增長,但國際形象尚未變更的國家,可以通過承辦奧運會,向世界展示和表達自己的風采。通過奧運會展現自己的國際化,從而提升國際美譽度,降低國際合作成本,拉動海外投資,進一步促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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