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胯的阿富汗，難言的塔利班！
來源微信公眾號：柳依泠煙
阿富汗的風云突變，此刻似乎有了暫時的休止符：塔利班接管了喀布爾總統府，政府總統搭機離國，這個中亞國家以一出令人目不暇給的短劇實現了又一次的政權更迭。
這篇文章寫得很累，因為不停在和時間賽跑：阿富汗政府喪師失地乃至瓦解垮臺的節奏，竟然遠超我碼字的速度，簡直令人哭笑不得——在我開始寫下第一行字的時候，塔利班開始了攻勢，而當我敲完最后一個字的時候，“阿富汗政府”卻需要在開頭加上“前”了。
好吧，聊聊阿富汗，聊聊塔利班。
一、阿富汗：以“帝國墳場”為名
在我們普通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中，似乎總有種“燈下黑”的習慣性盲區，突出表現在對那些地理切近卻又心理“遙遠”的鄰國的感受中，比如中亞，比如蒙古，比如阿富汗。
阿富汗通過一只長臂般的瓦罕走廊與中國新疆接壤，成為我們的陸上鄰國之一。無論是上世紀的十年抗蘇“圣戰”，還是今天的塔利班卷土重來，盡管出現在中國媒體中的曝光率并不低，但阿富汗在中國民眾的關注排序中，似乎還比不上澳洲的山火、歐洲的洪水、美國的颶風更有嚼頭。發生在那里的一切，很難牽動國人的神經，但作為“帝國命運的旋轉門”，阿富汗在中國國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顯然被普通民眾忽視了。
“帝國墳場”，絕非浪得虛名。
這個貧瘠的中亞山國，之所以成就如此聲名，源于英、蘇、美的折戟成沙，三個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進入這片歐亞大陸的中心之地，卻接連被整得灰頭土臉，似乎頗有被詛咒的詭異之處。由此可以琢磨的，我想，大概有以下幾個點值得關注。
一是阿富汗為什么那么吸引大國。
無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俄博弈，還是二戰后的美蘇冷戰，以及本世紀的大國角力，阿富汗總是“我家大門常打開，開放懷抱等你”，迎來送往，格外熱鬧。
作為地瘠民貧的中亞山國，阿富汗之所以備受大國青睞，地理位置哪怕不是唯一也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從制陸權的角度看，中亞地區被視為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中心。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人物哈爾福德·麥金德曾有名言：“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大陸腹地；誰統治了大陸腹地，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世界”。歐亞大陸與非洲構成他眼中的“世界島”，而中亞則是“腹地”。
英國工業革命開啟了資本全球化的歷程，而財富的流向關系著一國的興衰，海洋作為地球的“血脈”，既是將國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的捷徑，也是把世界財富送返資本母國的最好載體。由此，制海權理論應運而生，馬漢即為其代表。從制海權視角來審視，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海區中心：西連曼德海峽，北銜霍爾木茲海峽，東接馬六甲海峽，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峽、南非好望角，這些都是國際大宗能源、礦產資產及糧食運輸的必經要道。
此外，南印度洋西岸非洲地區儲藏豐富的戰略礦產資源，西北岸波斯灣的石油，都進一步提高了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地位。
無論是從制陸權還是制海權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從資源獲取還是能源安全的動機出發，位于印度洋北岸的阿富汗，都將是大國角力的匯合點。對于俄羅斯，是從彼得大帝以來追求“進軍印度洋”的不懈腳步，對于英美，則是遏制陸地強權南下、進而將其封堵在歐亞大陸內的“防火墻”。
二是戰爭進程的劇本高度相似。
從大英帝國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到美利堅退走喀布爾，盡管時隔近兩個世紀，但三大國在阿富汗上演的劇本卻高度雷同，不屬巧合。
稍加回顧。
現在看起來有些過氣且三天兩頭還鬧分家的大不列顛，在一個多世紀前，還是當之無愧的“日不落”帝國，在與沙俄持續近百年的中亞“大博弈”中，大英帝國先后于1839年、1879年、1919年發動了三次侵阿戰爭，但三戰皆北，最終被迫承認阿富汗獨立。
1839年，英印軍20000多人分兩路侵入（大部分是跟班的印度阿三），坎大哈、加茲尼很快陷落，兵臨喀布爾，國王多斯特·穆罕默德求援無望，棄城而走，英國順利扶植起傀儡政權。但抗英斗爭隨即而起，英國人苦撐了三年后，于1842年10月撤回印度，第一次英阿戰爭收場。
1879年11月，因阿富汗與沙俄結盟，英國再度出兵，次年1月8日即輕取坎大哈，阿政府被迫簽訂城下之盟《甘達馬克條約》，淪為英附屬國。但阿國軍民奮起反抗，英軍在逼迫阿統治者承認其外交控制權后，于1881年4月全部撤出，第二次英阿戰爭落幕。
1919年，青年阿富汗黨上臺，宣布國家獨立，不承認外國特權，獲得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承認。英軍于5月入侵，在奪回巴格要塞后，集中轟炸了賈拉拉巴德和喀布爾。但在反英運動的不斷高漲下，英國于1921年與阿富汗正式簽約，承認阿獨立，第三次英阿戰爭結束，阿富汗現代史也由此開端。
1979年12月，為了推翻“不聽話”的阿明政權，南下印度洋，蘇聯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響叮當之勢閃擊阿富汗，阿明被擊斃，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蘇軍占領了各大城市，重要部門、軍隊都被置于蘇聯嚴密控制之中，甚至連喀布爾的房屋門窗都涂成了紅色。在一片“紅海洋”中，卡爾邁勒政權被蘇聯扶植上臺。但阿富汗人并不買賬，抗蘇烽火遍地，西方與伊斯蘭國家紛紛插手，“阿富汗就是蘇聯一個日夜流血不止的傷口”（戈爾巴喬夫語）。在燒了200多億美元軍費，傷亡5萬余人后，1989年2月15日，依照蘇、美、阿和巴基斯坦四國外長簽署的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協議，蘇軍全部撤離。兩年多后，蘇聯解體。
2001年，“911事件”催生了美國反恐戰爭的激情，美國人一頭扎進了阿富汗。10月7日，美國向塔利班宣戰，大規模轟炸隨即開始，12月7日，塔利班放棄坎大哈，其政權宣告垮臺——前后61天，美軍看似贏得了一場干脆利索的勝利。但隨后的進程，則是美國陷入了自立國以來耗時最長的戰爭，3000多億軍費，2000多條生命，卻依舊只換得個下旗撤軍的結果。隨即，塔利班東山再起，攻勢如虹，直至在剛才入主喀布爾總統府。
簡單回望下五次戰爭的進度，可以看出劇本的雷同之處：
1.首先，入侵者都在較短的時間內占據城市，摧毀或者控制了阿富汗政府；
2.然后，遍地狼煙，入侵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3.終于，經過或長或短的消耗戰，入侵者難以為繼，放棄直接占領企圖，退出；
4.整個過程中，臺前是入侵者與阿富汗人的較量，幕后卻總少不了各種或明或暗的魅影。
“帝國命運的旋轉門”就是這么周而復始地旋轉著，這就引出我們下面要討論的——
三是這個國家為啥是打不死的小強。
幾大豪門先后上演了相似的戲碼，而阿富汗之所以成就如此“偉業”，我想大概有以下幾方面因素：
崇山峻嶺的地貌為開展游擊戰爭提供了天然平臺。
阿富汗地處歐亞大陸中心地帶，地勢自北向西南傾斜，興都庫什山脈斜貫中部，境內除北部平原及西南沙漠地區外，全國4/5的土地是兩千米以上的高山。如此地勢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入侵者的軍事、技術優勢，極大增加了對方成本，使得“非對稱戰爭”具有了現實可能性。
民族部族的復雜構成使得社會“去中心化”成為常態。
普什圖人作為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約占總人口的40%，其次是比例約為25-30%的塔吉克人，第三大民族是哈扎拉族，占比約15-20%，此外還有烏孜別克族、土庫曼族、俾路支族等20多個少數民族。盡管普什圖人作為歷史文獻中的“阿富汗人”算得上是該國的主體民族，但其部落氏族的傳統結構使得其并不具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整體性，部族在其間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普什圖人主要有五大部落聯盟：杜蘭尼（Durrani）、吉爾扎伊（Ghilzai）、薩巴尼（Sarbani）、古爾古斯（Ghurghusht）和卡蘭尼（Kalani），在此之下又分為大約350個多個部落。部落之下又分為部族、氏族和家庭。而“普什圖瓦里”即傳統部落習慣法，在普什圖人的意識中，也遠比國家法律更具權威性——顯而易見，如此多層次、碎片化、弱權威的社會組織結構，加之諸多民族間的矛盾糾葛，使得阿富汗難以構建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19世紀末致力于統一阿富汗的拉赫曼國王在自傳中寫道：
“每一個部族和村子的每一個‘毛拉’和酋長，總是自以為是一個獨立的國王。”
這種“蜂窩式”的社會結構，使得阿富汗只是看起來像一個國家而已，如同一面鏡子被打碎卻幻化為無數面小鏡子一般，政府和城市被輕易控制后，宗教和部族就出現在了前臺。而這種“前現代”的社會結構，生存條件簡單，經濟自足性和再生力極強，也就有了“耗下去”的資本。以英、蘇、美的實力，打敗一個真正的國家實體當然不在話下，但要對付一堆生滅起伏的社會細胞組織，那自然就是無處著力、苦不堪言了。
外部力量的介入令阿富汗成為多方角力的舞臺。
作為關乎多方利益的博弈場，阿富汗從來不乏“代理人戰爭”的游戲。就拿蘇聯侵阿戰爭來說，西方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對于阿富汗人民抗蘇斗爭給予了巨大的支持。以美國、巴基斯坦、沙特為首的國家支持普什圖族的伊斯蘭黨，僅1985財政年度中，美國的此項預算即約2.5億美元。美國通過巴基斯坦運送軍火給阿抵抗力量，在箱子上往往標以電子器材、縫紉機、電視機等貨名，而里面，則是蘇制步槍、迫擊炮、地對空導彈、火箭筒、火箭推進的手榴彈等等，一應俱全。抗蘇斗爭中，遜尼派“阿富汗圣戰者伊斯蘭聯盟”的總部設在巴基斯坦的巴沙瓦，什葉派“八黨聯盟”的總部則設在伊朗德黑蘭。實際上，中國也對阿抵抗組織提供了相當的支持，至于原因，你懂的……
如此眾多外部力量的介入，阿富汗的斗爭呈現長期化、拉鋸化、膠著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主要力量中心的相距遙遠極大消解了外來者持續投入的能力與信心。
阿富汗之所以能如同爛泥塘子一般將大國陷進去，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距離。由于地處歐亞大陸的腹心，歷史上中亞地區長期作為民族遷徙的通道、強權碰撞的邊界、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介質，因此，很難形成穩定的社會結構、強力的政治中心、持續的經濟基礎、統一的文化心理，脆弱、碎片、流動、隨意幾乎成了這一地區的特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主要的力量中心均處于歐亞大陸的外圍，相距遙遠。無論是英俄還是蘇美，若要將足夠的資源投入到阿富汗這一內陸泥潭，恐怕都將是透支國力、動搖國本的政策選項。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話有問題：蘇聯明明和阿富汗接壤，調動資源應該很方便才對，為何會說相距遙遠？那我只能說，政治版圖和資源版圖是兩碼事，地圖上看著接壤，但現實中卻是另外的情形。蘇聯重心在歐洲，與阿富汗相距萬里，而且蘇聯復雜的國內問題也增添了無限煩惱。1979年，蘇聯入侵，其軍隊基本來源于中亞各加盟共和國：攻占喀布爾的士兵中，塔吉克人40%、烏茲別克人25%、土庫曼人25%，俄羅斯人只有10%——這個很容易理解，就近方便嘛。但此后，這樣的軍隊卻給蘇聯帶來了一堆麻煩：許多穆斯林士兵不向阿富汗人開槍，有的與俄羅斯軍官內訌，不聽指揮，更有甚者，索性帶著武器投奔游擊隊，一起玩“圣戰”去了。無奈之下，蘇聯只得不惜血本，從歐洲調動部隊來替換這些忠誠度指望不上的中亞士兵。可見，阿富汗的地理位置與這一地區的宗教文化背景，給列強帶來了多大的成本負擔。英、蘇、美家底再厚，也經不住這么折騰，何況為一個有限目標也不可能投入無限資源，說白了，不值當的，最后也只能及時止損了。
二、塔利班的“野望”：破壞與建設
上面啰嗦了這么多，其實是想提供一個眼下塔利班奪權以及中國與其接觸的歷史背景，而這對于觀察眼下的局勢是相當有價值的。
首先是塔利班為何能東山再起。
眾所周知，“塔利班”（Taliban）是普什圖語“塔里布”（Talib）的復數形式，意為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生，崛起于1994年，僅僅兩年，便于1996年9月攻占喀布爾，建立政權。其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所向披靡，原因不外乎如下幾個：
一是相較于只是爭權奪利、毫無信仰的各派軍閥，高舉著“鏟除軍閥，重建國家”旗號的塔利班給苦難中的阿富汗人民以希望，由此獲取了相當的支持；
二是塔利班的另一大旗號“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權”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普什圖人的力量，在高度碎片化的阿富汗社會背景下，比起分裂內斗的各派軍閥，戰斗力明顯更勝一籌；
三是無論是巴基斯坦政府，還是沙特伊斯蘭瓦哈比派教宗大亨們，出于各種利益的考慮，都對塔利班給予了強力的“輸血”，國外力量的加持，更使其如虎添翼，勢不可擋。
持續五年的塔利班政權因美國的介入而急速垮臺，但20年后，美國人剛要撤離，塔利班就“橫掃千軍如卷席”，那又是為何？
由我們上面討論的“帝國墳場”背景，塔利班的卷土重來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當年塔利班崛起的前提條件幾乎一個都沒改變。
一是阿富汗在政治上依舊是拼盤，沒有整合就沒有力量。
盡管在美國的扶植下，阿富汗維持了一個表面上的政府，但其本身就是反塔各派力量的“大雜燴”，內部已是矛盾重重，外部則無力統合各路“諸侯”，一個粘合度很低的“大拼盤”，遇到外力的猝然猛擊，崩盤幾乎是必然的。
二是經濟上長期解決不了普遍貧困，為社會動蕩及極端思想行為的生發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長期戰亂導致阿富汗的基礎設施破壞嚴重，資金極度短缺，人民流離失所，加之自然條件的“先天不足”，因而經濟發展步履維艱。比如由于高山沙漠遍布，耕地僅占國土面積的3%，農業發展困難；由于蘇聯的入侵，使得1980年以后出生的大部分青少年大量輟學，曾經的教師群體（這是國家的寶貴資源）也在戰爭中被無謂低效地耗損，一個文盲遍地的國家，既不能為經濟起步提供人才智力資源的支持，更容易成為蠱惑性煽動性意識形態的天然溫床，往往一個簡單的口號、一個不切實際的大餅，就能鼓動起改天換地的熱情。
三是“蜂窩狀”的社會結構，使得“兩個阿富汗”長期共存。
阿富汗的“前現代”社會發育狀況，使得城市與山區農村實際上處于彼此關聯度很低的“平行”時空，可以稱得上是“兩個阿富汗”。美軍及其盟軍的進入，只是將城市里的塔利班政權顛覆，暫時拿到了“這一個阿富汗”，而塔利班退回鄉村，依舊行素如故。早在十年前北約軍隊占據絕對優勢時，就有評估認為，塔利班的勢力仍控制著阿富汗70%的領土。美國護持的阿富汗政府這20年來的施政，雖說有所成績，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城鄉二元社會分裂嚴重，廣大山區農村實際上并不為政府掌控，塔利班依托于這“另一個阿富汗”，根基并未動搖，前腳美國人剛走，后腳塔利班就要下山“進城”，也就“合乎邏輯”了。
其次是塔利班能否實現痛定思痛后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1996年，塔利班上臺，在其控制區內，全面推行伊斯蘭法，實行極端宗教統治。其政權頒布政令禁止電影電視，嚴控娛樂活動；男人必須蓄須，女人必須蒙面，不允許婦女接受教育和就業，違者將受到嚴厲懲罰。至于2001年3月，塔利班不理會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以炸藥及坦克炮火，連續轟擊近一個月，摧毀了巴米揚大佛，更成為了塔利班在世人心中極端化形象的標志性事件。
此時，塔利班攻城略地，已迫近此行的最后一站——喀布爾，并聲明并不想武力攻取，而政府則提出和平交權，阿富汗版的“北平方式”即將出現。現在很多觀察者關注的是，即將“梅開二度”的塔利班，能否在“二進宮”式的痛定思痛后，對此前政策進行調整反撥，轉向去極端化、溫和化，建立起一個更為世俗化的政權呢？
應該相信，塔利班也有以溫和化、常態化的新面貌示人的良好愿望和現實可能。原因很簡單：
一是20年前的教訓歷歷在目，宗教極端化的道路既難以獲取國內的持久支持，更不可能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阿塔如果想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那就必須考慮各方的“觀感”，這是樹立國內外“合法性”的重要環節。
二是20年前，塔利班利用國內的人心思變，在極短的時間內上臺，頗有“暴發戶”式的姿態與心態，但實則并無執政經驗，對于處理復雜棘手的國內外事務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結果事與愿違。但經過20年的沉潛，阿塔在廣大的鄉村地區，獲取了一定程度上的行政經驗。一個組織如同一個人一般，面對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時，就會“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更具有實用主義色彩。
三是阿塔要想實現自身政權的穩定長存，那就必須著力解決阿富汗的當務之急與根本問題：發展經濟。如前所述，面對資金、人才、技術、市場樣樣皆無、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只能尋求國際支持，這段時期內，阿塔頻頻與外界接觸溝通，在尋求國際接受的同時，顯然也有當政后進行國內重建的訴求在內。而要想獲取各方面的資源，以一個“正常”平和的面目出現，肯定是非常必要的。
盡管如此，與相當多的分析人士抱有期待不同，我仍對阿塔在溫和化的道路上能走多遠持有相當的懷疑——因為美好的愿望并不能代表現實的路徑，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仍舊缺乏重塑國家正常化、進而實現自身溫和化的有效資源，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
一是政治上，塔利班的卷土重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是暴力的勝利，而非政治生態的演進。
8月13日，塔利班發言人納伊姆在半島電視臺直播節目中表示：“阿富汗人民希望與我們在一起，歡迎我們，國家大城市迅速陷落證明了這一點。”——納伊姆也許會真誠地相信自己的話，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實，他顯然高估了自身的民意基礎。塔利班的順利奪權，首先來自于武力的較量。阿政府的快速崩潰，首先是戰力上的孱弱和信心上的坍塌——美軍不負責任的快速脫身，顯然動搖了阿政府和軍隊的信心。其次則是民眾的漠然。塔利班的迅速成功，與其說是民眾對其的支持，不如說是對于政府的冷漠——“沉默的大多數”實際上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行動力。塔利班的勝利，在硬的方面，是軍事力量上“比爛”的勝出，在軟的方面，則是民意上對政府的失望而非對于阿塔本身的支持。
舉個例子就明白了。
2018年11月，臺灣舉行“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尤其是國民黨韓國瑜在“深綠”地帶高雄掀起的“韓流”旋風，終結了民進黨20年執政的歷史。當時很多大陸媒體一片歡呼，將其解讀為臺獨不得人心，民意尚有可為。但實際上，投票給國民黨的眾多民眾，要說政治傾向，與其說是支持國民黨，更應當是“討厭民進黨”才對，只是當時情緒下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而之后的情況大家都看到了，國民黨依舊是爛泥扶不上墻，而“臺獨”則是愈演愈烈。因此，對于塔利班的此番勝利，切不可真的以為“民心所向”，還是理性對待為好。
二是經濟上，如不能有效解決民眾的貧困問題，政權基礎難以穩固，但在目前情況下，阿富汗“內卷”的概率極大。
政權的長治久安有賴于國內的基本穩定，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民眾的生存與發展。說得直白些，老百姓得眼下有飯吃，未來有盼頭，否則在太多“爛命一條”的想法下，任何穩定都是奢望。而從歷史上來看，阿富汗經濟問題的解決路徑較為“畸形”。受限于惡劣的自然環境，加之游牧民族在古代社會軍事上相較于農耕民族的天然優勢，歷史上的阿富汗國家，長期是以對外掠奪，尤其是對北印度地區的劫掠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的。說白了，就是把搶來的東西內部一分，皆大歡喜，就可以保持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這樣的后果，就是形成了“掠奪性”的經濟形態，以及民眾勞動精神的喪失——畢竟賺慣了輕松的“快錢”，誰還有心思干苦力啊。但隨著近代阿富汗對外掠奪能力的喪失，其國內問題已無法通過對外轉嫁來解決，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為什么軍閥割據、內戰綿延成為了當今阿富汗的常態。
——其實只要想想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之初，階級矛盾尖銳，而后通過對外殖民掠奪來實現利潤回流，進而緩和了內部矛盾，實現了國內的長期穩定，也就恍然于“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了。當今美國一直嚷嚷“再工業化”，希望制造業回流，但對于習慣了開動印鈔機就能薅全世界羊毛的美國人而言，重拾勞動精神，胼手砥足地干活，怕是過于強人所難了。
在很大程度上，當今阿富汗其實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由于多年戰亂，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對于未來都很難形成長期、穩定的預期，這導致短期思想和行為泛濫，最為突出的表現便是毒品種植的盛行。在蘇聯入侵期間，“幾乎所有的阿富汗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毒品活動中”。據聯合國麻管局1990年調查，阿富汗農民的鴉片收入是水果和蔬菜收入的7倍。1994年，占世界40%的鴉片生長在阿富汗赫爾曼德河谷地區，是三大毒品產地之一“金新月”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即將重新上臺的塔利班而言，實際上面臨著“兩難”的困局：為了獲取國際承認與經濟援助，就要和毒品作斗爭，這不僅意味著要放棄極為重要的財稅來源，更將觸動尾大不掉的整個利益產業鏈，挑戰可想而知——實際上，塔利班也高度依賴于毒品產業。但如果依舊放任不管，則不僅自身被國際接受的可能性存疑，亟需的重建援助也將難以落實，整個國家依舊前途渺茫。在經濟建設難以步入正常軌道的前提下，“造血”無力，“輸血”無路，“蛋糕”無法做大，那就只能是存量爭奪——在大概率“內卷”的情勢下，塔利班政權也就命運堪憂了。
三是社會結構上，如不經過較為徹底的社會革命與組織改造，“前現代”的社會形態依舊無法承載一個國家的遠行。
我們在上文中討論過，阿富汗是個典型的“前現代”國家，社會的破碎程度極高，政府權威的存在感很弱，民眾的國家意識淡薄。在這樣一個“蜂窩狀”的社會形態中，要想動員民間資源，從事長周期、強協作、精細管理、目標遠大的國家建設，沒有經過較為徹底的社會基層改造，是難以想象的。
我們中國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發展成就，與我黨實現的社會改造是密不可分的，這種社會革命是如此的徹底，以至于以前的宗族、地緣、民族、階層的圈層被瓦解打碎，使得每個個體直面國家權威，樹立了牢固的家國信念。此次疫情防控所展現出的組織能力、動員效率、民眾紀律，其實都是社會組織細胞改造的結果。能實現如此徹底革命的前提，關鍵是我黨建設了一支新型的軍隊。毛主席曾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這是至理名言，沒有強大的、自己能完全掌握的槍桿子，就只能對現存力量妥協，來“贖買”它們表面上的“效忠”，社會改造更是無從談起。
無論是此刻已然作鳥獸散的阿富汗政府，還是即將上臺的塔利班，其自身便是組織松散、難以統合的聯合體，其依托的軍事力量更是建立于原有的部族武裝之上，以這樣七拼八湊的軍事工具，暴力奪權尚可勉力為之，改造社會實屬天方夜譚了——革自己的命，太難了~~~而一個千瘡百孔的前現代社會，想實現政府的政令統一、民眾的國家認同、經濟的長期發展、社會的長治久安，怕也只能是一種鏡花水月的奢望了。
四是意識形態上，塔利班恐怕很難獲取、消化伊斯蘭以外的思想資源，而沒有現代意識形態的國民再造，一個具有實質內核的現代性國家幾乎不可能出現。
以上從政治、經濟、組織上分析了塔利班已經面臨和即將面對的“困境”，但我認為最麻煩的，其實是塔利班沒有有力的思想資源，缺乏改造世界的有效指引。
塔利班的思想基礎來源于伊斯蘭教義，民眾基礎來自于普什圖人，組織基礎形成于宗教學校，這是塔利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面”。而在一個焦慮、絕望的社會氛圍中，極端化的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最容易發出最響亮的聲音，鼓動起最普遍的追隨，獲取最強大的力量，塔利班20年之前的快速崛起，和這樣的“成功經驗”密不可分，而這也最可能形成塔利班的“路徑依賴”。伊斯蘭遜尼派是塔利班統合普什圖人的口號和旗幟，而這也就意味著塔利班先天便與占人口60%的其他民族、占人口19%的什葉派有著內在的對立與緊張。
王毅外長在會見巴拉達爾時提出：
“希望阿塔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高舉和談旗幟，確立和平目標，樹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政策。阿各派別、各民族應團結一致，真正把‘阿人主導、阿人所有’原則落到實處，推動阿和平和解進程盡早取得實質成果，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國情、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
巴拉達爾則回應：
“阿富汗塔利班對爭取和實現和平抱有充分誠意，愿與各方一道，致力于在阿建立廣泛包容、被全體阿人民接受的政治架構，保障人權和婦女兒童權益。”
——很明顯，如何實現“廣泛包容”是塔利班建政面臨的最大障礙，但如果沒有能統合“全體阿富汗人民”的新的價值觀念，那么“廣泛包容”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而已。
但就塔利班目前的全方位形態而言，要想汲取新的現代價值體系，實現整個國家的思想整合，將會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而組織和人相似，如果找不到前進的道路，往往就會傾向于原路返回——因為走老路比起蹚一條新路出來，看起來總要安全一些。
因此，塔利班此次的“上京趕考”（毛主席語），注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很可能的，他們只是“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不“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三、中美大國博弈下的“命運旋轉門”
說了這么多，最后還是稍微談談阿富汗變局對于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是如何應對的。
首先，國家力量的有限性，在阿富汗變局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2001年美國及其盟國進入阿富汗，61天就搞垮了塔利班政權，但隨后卻陷入了長達20年的“治安戰”，耗費了相當的人力物力，末了卻只能“最是倉皇辭廟日”，連起碼的體面也顧不得了。這樣的畫面，讓人很容易聯想起當年美國從南越撤出的場景。這充分說明了，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受限于自身的可用資源與投入意愿，也有力所不逮之處，一旦突破了“盈虧平衡線”，其決策便會隨之轉向，向“理性”回歸。
這一點上，毛主席早有論述。
1959年3月4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杰克遜時指出：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
國家力量的有限性，是我們思考國家戰略和對外博弈的重要基點，對于目前迫在眉睫的臺灣問題，美日及其盟國，究竟有多強的意愿、多大的實力進行干預，值得我們反復權衡、慎重對待。而阿富汗的變局，給了我們一個觀察斟酌的現實窗口。
其次，中國與阿塔的接觸，展現了務實外交的現實主義色彩。
7月28日，“王毅會見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一時成為媒體熱點。
其實早在此次會見之前，中國已與阿塔進行了非正式接觸：2014年末，當時塔利班就派出過代表團訪華并與中國官員會面；而在2015年5月，阿富汗政府談判代表與塔利班代表在中國新疆的烏魯木齊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談。
此次王毅在會見中明確表明了中方的態度與訴求：不干涉阿富汗內政，阿富汗人自己解決，打擊“東伊運”恐怖組織。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中國不會直接介入阿富汗內部局勢，某種程度上采取了積極接觸、以靜制動的策略。
阿富汗的歷史與現狀，決定了直接介入其內部事務的高成本與低效能，“性價比倒掛”是常態。中國目前的戰略重點顯然在東面臺海，而非西部中亞，因此中國無意蹚這攤渾水，只是積極和各派進行接觸，以保證與未來執政者的有效溝通，并防止危機外溢，波及自身。至于阿富汗局勢的未來走勢，那就是阿內部各派勢力與有心摻和的外部力量共同“合力”的結果，中國作壁上觀，靜待花開。可以說，這給了中國最多外交轉圜的空間，多少有著機會主義的精明與狡黠。
二、無論哪方當政，中國的利益底線不能觸碰。
中國在阿富汗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暢通與安全；二是在泛伊斯蘭、宗教極端化背景下，新疆的持續穩定；三是截斷恐怖主義由阿富汗向中國滲透的途徑；四是毒品的生產與非法輸入。這些都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與戰略利益，更有鑒于塔利班與“東伊運”曾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此次向其發出了明確無誤的信號。
第三，也許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對阿政策的考量中，俄羅斯是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今天的俄羅斯由于中亞各國的區隔，與阿富汗并不直接接壤，但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南向印度洋是俄羅斯矢志不渝的戰略方向，中亞地區是俄國苦心經營之地，盡管蘇聯解體，但俄羅斯對于中亞各國的傳統影響力仍不能忽視，而俄羅斯也在潛意識中將中亞視為自己的“禁臠”，對于任何其他大國試圖染指中亞、增強自身影響力的動作都異常敏感。實際上，即使是在“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當前處在歷史最高水平”（普京語）的背景下，俄羅斯國內的反華聲音仍不絕于耳，俄對華仍存有強烈的戒心，只是現實迫切的戰略需求暫時壓制了這些雜音。而美國西方對于分化中俄戰略合作的企圖也從未放棄，這是中國面臨的現實課題。
因此，尊重俄羅斯在包括阿富汗在內的中亞地區的傳統影響力，表明自己無意于挑戰乃至取代這種影響力，對于增強兩國戰略互信，進而為我們解決更為棘手的、事關國運的重要課題（比如臺灣、比如中美博弈等等）營造更為有利的戰略態勢，是中國必須優先考慮的。因此，中國在阿富汗上的進退取舍，要放在更為廣闊的視野與背景下進行理解與審視。
此刻已是凌晨3點，北京的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和以前的老毛病一樣，本想隨便扯點片段式的感想，卻又抑制不住地寫成了一篇長文。此時的阿富汗，正經歷著政權更迭、前路難測，而飽經苦難的阿富汗人民，又將面對怎樣的未來？
這幾天的電視新聞中，不停閃現著阿富汗難民的身影，而那些孩子們的稚嫩面孔，則深深刺痛著自己。看著此刻早已酣然入夢的女兒，在倍感慶幸的同時（尤其想到76年前的昨天，倭寇投降，華夏重生），也祈求著和平與安寧早日降臨到那些多災多難的土地與人民……
山河雖已無恙，國人仍當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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