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新博弈之中美歐上演新“三國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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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陸作為全球四大權力中心(美中歐俄)之一,從二戰以后,在美國的扶持之下,迅速恢復元氣,并在冷戰的夾縫當中迅速走向一體化,在磕磕絆絆當中迎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歐洲的戰略價值在哪里?有多重要?以其它三方的博弈角度來觀察,便略知一二:1.控制歐洲對于美國維持霸權體系的重要性;2.融入歐洲對于俄羅斯謀求東山再起的重要性;3.聯合歐洲對于中國拓展全球市場和組建反霸聯盟的重要性。
正因為歐洲的戰略價值如此重要,所以在大國的地緣政治博弈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對于中美來說,對于歐洲的爭奪不比對亞洲的爭奪要和緩多少,暗流洶涌之中,中美乃至俄羅斯都把這里視為兵家必爭之地。
同時,由于歐洲的覺醒和聯合,又增添了更多的變數。
第一部分:歐洲大陸的覺醒與野望
回顧歐洲的歷史,歐洲大陸上第一個形成大一統的國家是古羅馬帝國,只不過這個帝國和東方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中華帝國有所不同,可以看成是奴隸制帝國+軍國主義城邦+海外殖民地的混合體。

這個帝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書同文,車同軌”的概念,雖然為了維護帝國的統治,古羅馬人做了一些加強中央集權和帝國統治權的措施,但是并沒有把廣大疆域內的各民族當成臣民看待。蠻族永遠是蠻族,羅馬貴族永遠是羅馬貴族,以當時的生產力,一旦軍事擴張到達了極限,便開始由盛轉衰陷入內部瓦解的惡性循環當中。
當古羅馬走向崩潰和分裂以后,歐洲大陸上就再也沒有出現與之相類似的大一統帝國了。
這是歐洲與中國、美國、俄羅斯的文明歷史發源的最大區別之一:歐洲人從骨子里就沒有中國那種“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識。

而從地理和地緣政治學上來看,歐洲大陸并非一馬平川的整體,除了中東歐一片平原以外,歐洲的邊緣地帶都被群島和半島所阻隔,核心腹地則被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多瑙河等切割成碎片化的區域。
于是,歐洲各民族在各自相對獨立的區域里發展演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面貌,而歐洲又沒有出現人口規模具有壓倒性優勢的主體民族,使得各民族不論是融合、碰撞還是激烈的沖突,都沒有形成一個優勢民族來統一歐洲。
另外,“攪屎棍”英國也用高超的離岸平衡戰略成功阻止了德法俄等國試圖一統歐洲的野望。歐洲人就這樣在打打殺殺當中步入了近代。
由于工業革命促成了生產力的巨大飛躍,人類也發展出了史無前例的具有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一戰和二戰,歐洲都是主戰場之一,歐洲人被現代戰爭的巨大破壞力所震撼了,看著滿目瘡痍的廢墟,歐洲人終于開始覺醒。
1.歐洲大陸的千年血淚史
歐洲是如何逐漸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
當我們為中華文明當中光輝燦爛的漢唐雄風而自豪的時候,同時期的歐洲大陸卻是一片黑暗。自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之光熄滅以后,歐洲人的思想被宗教禁錮了數千年,在野蠻和愚昧當中摸爬滾打了數千年。
改變這一切的是一場人類死傷十分慘烈的烈性傳染病。
從1347年開始,一場黑死病瘟疫在歐洲蔓延,由于死亡人數太多無法動員到足夠的士兵,以至于讓英法百年戰爭都被迫暫停。
14世紀的時候,歐洲的醫學和公共衛生條件都十分落后,遠不及同時期的東方文明古國。很多時候,黑死病造成了歐洲的鄉村和城市成片成片的絕戶。據統計,從1347年到1351年,就有約2500萬歐洲人死于黑死病之手,而當時的歐洲總人口也就5000萬到7000萬之間。也就是說,這一場由鼠疫桿菌引發的烈性傳染病讓歐洲損失了1/2到1/3的人口,不可謂不慘烈!

在這場席卷全歐洲的大瘟疫當中,人們驚恐地發現過去賴以精神支柱的宗教信仰竟然毫無幫助,由此引發了廣泛的質疑甚至是嘲諷。
歐洲神權統治的基礎在黑死病瘟疫當中變得脆弱不堪。在這種情況下,意大利作家喬萬尼·薄伽丘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十日談》。這部小說集批判天主教會,嘲笑教會傳授黑暗和罪惡,贊美愛情是才華和高尚情操的源泉,體現了難能可貴的人文主義思想,揭開了文藝復興的序幕。
史無前例的死亡威脅促進了歐洲人對人類自身的了解,對人性的解讀和剖析,由此讓人本主義、現實主義甚至是享樂主義打破宗教的藩籬,解放了歐洲人的思維。
思想一得到解放,生產力也隨之開始爆發。與文藝復興同步的,就是資本主義開始在歐洲大地上茁壯成長。作為一種比封建主義更為進步的社會生產與組織協調方式,一種比封建禮教更進步的階級文化,資本主義開始推動歐洲從世界文明的邊陲逐漸走向中心舞臺。
隨后的一系列劇變,都預示著歐洲文明迎來了大繁榮、大爆發的時期。
歐洲的探險家們為了開辟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卻意外開啟了大航海時代,而大航海時代也完成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開始點燃工業革命;而由工業革命催生出的巨大市場與原料的渴望,推動了歐洲列強開啟殖民狂潮瓜分世界;而因為歐洲列強的分贓不均以及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積累了巨大的社會矛盾,終于在兩次世界大戰當中得到釋放,歐洲卻也因此大傷元氣,丟失了世界霸主的寶座,把霸權拱手讓給了美國。
2.在冷戰的廢墟中,歐洲聯合起來了
1947年3月25日,比利時、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盧森堡和荷蘭的政府代表走進羅馬市政廳,莊嚴簽署了關于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聯營組織的《羅馬條約》。
從這一刻開始,歐洲人終于摒棄了過去互相殺伐不斷的愛恨情仇,開始在冷戰的陰云之下,在美蘇兩強的夾縫當中逐漸走向聯合。
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近半個世紀的兩德實現統一;1991年12月25日,存在了69年的蘇聯被宣布“停止存在”,正式解體。
至此,在冷戰的廢墟下,歐洲人迎來了歐洲一體化的黃金時期:1991年12月,歐洲共同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共體轉變為歐盟,并開始東擴;1999年1月1日,歐盟國家開始實行單一貨幣歐元和在實行歐元的國家實施統一貨幣政策;2002年7月,歐元成為歐元區唯一的合法貨幣。
為什么歐洲人開始走向聯合?
其實,早在神權統治歐洲大陸的時期,隨著宗教的統一,歐洲也逐漸誕生了統一的思想萌芽。11世紀可說是歐洲歷史開始的世紀。在這一時期,從皇帝到教皇之間的沖突起,西方教會就明確提出要在基督教五項教規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神的世界統治體制,在教會廣泛影響的土地上,建立“唯一的圣制”。
而到了中世紀末期,隨著神權的衰落和歐洲大陸戰爭四起,每一次慘烈的戰爭之后,希望歐洲統一的心聲便呼之欲出。

捷克人文主義者夸美紐斯在1645年寫的《向歐洲進言》當中表達出了歐洲利益共同體的思想萌芽:“我們歐洲人應該認為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乘客。”
但是,在資本主義野蠻擴張和歐洲各方諸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激烈競爭格局下,歐洲聯合、歐洲統一的思想始終沒有成為主流思想、主流意識。
直到二戰結束冷戰開始以后,習慣了橫行天下的歐洲人赫然發現自己已經不是世界舞臺上的主角,單個國家在美蘇兩大巨頭面前顯得格外渺小——聯合成為了爭取生存空間和獨立自主權力的不二之選。
1959年,時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在斯特拉斯堡發表了一篇有關歐洲前途的著名講話,認為歐洲的真正統一意味著建立一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他還強調:“要使歐洲成其為歐洲,必須有重大變化。首先蘇聯不再是現在這樣的蘇聯,而成為俄羅斯。……這個提法只是一種歷史的預見。”
正是在這樣的外部競爭壓力和內部杰出政治領袖的推動下,歐洲人逐漸覺醒,喚起了走向聯合甚至統一的“歐洲主體意識”。
在歐洲人看來,歐洲走向一體化至少有三大根本訴求:第一,和平,即避免歐洲發生戰爭;第二,繁榮,即經濟發展,歐洲國內市場太小,只有聯合形成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第三,重新恢復國際地位,讓歐洲重回世界舞臺的中央。
當我們了解了歐洲現在越來越明顯的聯合趨勢之后,再來分析各大國與歐洲的互動,就會明白前文一開始提到的歐洲戰略價值了。
第二部分:歐美之間的相愛相殺
隨著冷戰的結束,俄羅斯開始大幅衰退,東方文明古國走向民族復興,歐洲也逐漸成為中美大國博弈的兵家必爭之地之一。
對于美國來說,只有控制了歐洲才能維持霸權不動搖;也只有控制了歐洲才能避免“邪惡的東方力量”瓦解“自由世界聯盟”——歐洲大陸成為了美國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戰略緩沖區。
因此,只要霸權體系還在,美國就不可能放棄歐洲,更不愿意看到歐洲走向大聯合。
但是,前文已經說到,“歐洲主體意識”已經漸漸成為歐洲人的主流意識形態,這在根本上與美國的戰略訴求存在矛盾沖突。
于是,雙方在歐洲一體化三大根本訴求上不斷沖突和博弈,讓歐美之間漸行漸遠。
目前的現狀是,歐美之間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又存在矛盾沖突點,這給了中俄等國參與互動和博弈的切入點。
比如說由于歐美之間高度重疊的產業結構,在很多時候,不是歐洲在配合美國戰略圍堵,而是基于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為了阻止中國產業升級的沖擊,保持自身的競爭優勢才和美國“打配合”,去共同壓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當然,歐美之間即便最終的目的相同,但是由于自身的立場不同,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美國想要拉著歐洲一起在科技上封鎖中國,雖然說歐洲也有維護自身科技霸權和壟斷地位的需要,但是在另一方面,歐洲的廠商也需要中國市場,一旦歐洲跟著美國去封鎖中國,卻得不到任何補償,既丟失了一個快速增長的市場又沒有得到相應的經貿或其它補償,歐洲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歐洲諸國在對待美國聯合打壓華為的問題上,經常左右橫跳,表面配合美國,背地里卻依然給華為開一個“后門”,就是這種不同立場帶來的利益分歧之表現。
而且,現在的美國早已不是“翩翩君子”的模樣,經過特朗普4年的折騰,美國的丑陋本性在國際舞臺上暴露無遺,這也極大刺激了其歐洲盟國。
美國現在為什么越來越吃相難看?還不是其自身的吸血和造血功能都在衰退,為了維持自身霸權體系的正常運轉,只能以犧牲國際社會和盟友的利益來保護自身的核心利益,這也是美國越來越喪失國際公信力、影響力的緣由。
所以,在對待中國的具體行動和其它國際議題上,歐美之間并非完全同步,這是我們分而治之的契機。
過去,我們以為歐美一家親,實際上美國和歐洲之間有著不小的差異性,只不過因為冷戰同盟的政策慣性和雙方是全球霸權利益共同體的緣故,而被掩蓋了表面合作之下的分歧與斗爭。
我們稍微處理一下,就可以看出歐美之間的差異有多少:在價值觀理念上,歐洲比美國更提倡人權,在環保理念上與中國基本保持一致;在經濟利益上,美國更崇尚自由市場經濟,歐洲卻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這也是特朗普稱“歐洲對美國有不公平貿易”并以此挑起美歐貿易戰的理由之一),美國對壟斷企業姑息縱容,歐洲卻對美國企業形成的市場壟斷地位恨之入骨;在地緣政治上,美國是以全球視野進行戰略思考,歐洲卻只對俄羅斯、北非和中東地區“感興趣”;在防務安全上,美國是北約的主導國,在歐洲大陸常駐軍,歐洲只是依附和屈從的角色,歐洲防務自主的聲音一直被無情打壓……
由此可見,歐美之間并非情真意切的“生死兄弟”而是基于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原則,以“生意伙伴”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塑料盟友”。況且,從歐洲諸國開始推動一體化進程的第一天起,美國就是在扮演者攪局者的角色。
在歐元剛剛誕生的時候,美國躥騰著歐盟一起對南斯拉夫挑起戰爭。空襲到一半,歐洲國家看到歐元的匯率直線下跌才回過神來,原來美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表面上是聯合歐洲盟友一起敲掉俄羅斯在東南歐地區的戰略支點,實際上美國是借著空襲南斯拉夫發起了對歐元的貨幣戰爭。
在接下來的伊拉克戰爭和歐債風暴當中,美國的所作所為,歐洲人看在眼里,卻無力反抗,只能暫時茍著。
歐洲人自己也清楚,若一直跟著美國走,就只能做小弟,永遠成為不了世界最頂級的玩家之一;若現在果斷和美國切割,不但非常痛苦,損失巨大,而且由于已經被美國滲透和控制,幾乎等于找死,而且身邊還有一只北極熊在虎視眈眈,所以現在非常糾結,也經常會做出前后矛盾和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出來。
除此之外,在國際霸權主義的挑動下,在內部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桎梏當中,歐盟成為了聯合與獨立、統一與分裂的矛盾結合體。這是歐洲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相互博弈的體現。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矛盾,中俄等國才有機會扭轉歐美一體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對世界格局演變的負面影響。
現在,持續衰弱的美國對一超多強的單極世界權力結構的控制力越來越弱,對危機挑戰的處理能力越來越差,對全球格局演變的把控力越來越力不從心。
而拜登治下的美國以所謂的“多邊主義外交”來包裝單邊主義,以“重回國際社會,重新確立美國的領導地位”來掩蓋民主黨版的“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的真實戰略訴求。
于是,包括歐洲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陷入了一場時代變革的死局當中。這些西方人一方面抱殘守缺,希望通過維護整個西方霸權體系來維持對世界的控制,最終能夠保證自身“高貴優雅的文明生活水平”不會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各國利益的分歧和國情不同,大家并不想跟著“美國船長”一起“撞冰山”,最后給美國陪葬。
正是基于這樣的矛盾心理,中歐、俄歐之間才有了有限合作的可能。關于這方面的分析,我們下一篇繼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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