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三）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成功的路徑依賴；非政治的詮釋！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一、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
漫談二里講到，建國后前三十年是一個艱難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曲折過程。這段歷史我極少觸及，借機會再稍微展開一下。
彼時，從革命時期過來的老一代共產黨員們都會同意，中國還得走一條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中國黨在革命時期走的彎路，從大革命，到李德，到王明，都與斯大林/共產國際/蘇聯有關。脫離了中國現實條件，教條照搬蘇聯模式是絕對行不通的。
但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還是不同的。其一，對于如何鬧革命，中國黨可能還有一些來自中國歷史的經驗可以借鑒，而且中國黨的革命建國歷程比蘇聯要復雜得多，還有可以輸出的經驗。但如何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我們就沒有歷史經驗可以借鑒了，而這方面蘇聯確實有成功的業績。其二，在革命時期，蘇聯/共產國際總會結合蘇聯的地緣政治利益來指導中國，所以總是扶持國民黨。說白了，就是斯大林有私心、蘇聯與中國有利益沖突。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沖突就減少了。中國似乎可以更多的借鑒蘇聯的經驗。
我以為，建國后三十年的探索歷史，主要圍繞著這種矛盾與張力展開，這就是，在經濟建設時期，如何理解和應用馬列主義？如何理解結合和應用斯大林的政治經濟模型？到底什么才是教條主義？到底什么才是中國模式？這些問題，作者以為到毛主席去世時還沒有搞清楚。
毛澤東的模式肯定是和“蘇聯”模式不同的。作者所指的“蘇聯”模式是一個籠統所指——既包含了正統的斯大林計劃經濟，亦包括了赫魯曉夫等延續（“修正主義”）。
毛澤東所采納的部分，是將階級及階級斗爭放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即便已經掌握了政權，仍將其視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并認為哪怕最小的一些經濟活動，譬如農民自留地，也會導致發展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階級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主導了一些政治政策。而我以為，這種將社會人群進行分化的思維總體上屬于西方的舶來概念，其理論根源是馬克思，但應用根源是列寧斯大林，將其推至政治高潮。然而，這種片面突出階級的思維非但不能準確地幫助判斷當時的主要矛盾，而且實際上人與人斗也是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哲學的。片面突出階級（以“階級斗爭為綱“），本身就是一種教條。
其次，與當時主要領導人一樣，毛澤東在大邏輯上亦遵循蘇聯模式。而蘇聯模式的核心就是計劃經濟加基礎經濟單位的集體化。在大的方向上并沒有問題。在對集體化的追求上，毛澤東也非常極致。
但毛澤東和所謂的“蘇聯模式“也有許多區別。我自己總結有三條：
一是從建設的驅動力量看，蘇聯模式依賴的是技術官僚（apparatus），由官僚體系自上而下運作一個舉國體制，毛澤東相信根本的力量源泉來自群眾，他是可以直接聯系群眾，與群眾相通，從群眾中獲得感召與力量，并引領群眾的。對于官僚體系，他是不信任甚至反感的。而對那些不接地氣的知識分子的懷疑，貫穿著他的一生，而他前半生在革命事業期間取得成就，就在于能夠最終制勝那些五谷不分的知識分子。這種對官僚體制的不信任，對不斷釋放群眾力量的向往，是蘇聯人絕對無法理解的。
二是從感性和理性的維度看，他比一般人更相信感性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且看他所創作的無數充滿浪漫情懷、極具感染力與激勵力量的詩詞，這些詩詞非常能夠反映他的人物性格，使得他具備非凡的領導氣質（charisma），在同代人里脫穎而出。這種力量也是他在革命時期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認為可以通過這種精神力量、浪漫情懷、對理想的執著追求，激勵人們發揮出更大的潛能，達到本以為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實現最偉大的理想。同時，他對所擬定的目標（譬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也是非常執著的，是價值觀和情懷驅動的，而不僅僅是設計一個冰冷的發展目標。因此，如果要與斯大林做對比的話，他當然相信自己能夠激勵人民發揮更大的力量，將邊界進一步向前推進，完成更偉大的事業。
三是在精神層面，把農民放在一個比較高的地位。斯大林對農民不感興趣，認為農奴制下的舊式農民是落后的階級（而富農則是最反動的階級）。在斯大林體制里，農民只不過是一個經濟工具，在納入計劃經濟體制里，為蘇聯的工業發展提供資源。也因為看不上農民，使得斯大林/共產國際/蘇聯一直以來不認可中國黨的革命模式（“山溝子里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與此完全不同，他與農民有更強的心理聯系，認為是農民才是中國的現實與中國的真實，認為農民的勞動才是偉大的實踐，要優于知識分子，并能夠從農務實踐中獲得真理。這種思維的最高潮是文化革命期間（1968年）號召城市知青到農村中去，與農民結合。
這幾點，使得毛澤東與源自蘇聯的正統模式及當時的同代政治家（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的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這種分歧、矛盾、張力定義了建國后近三十年的建設歷史。
沒有毛主席的領導，中國革命不可能成功。同代領導人對毛主席都有無限的信仰：“歷史上，凡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成功了。沒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都失敗了。”他們所有人都經歷過教條主義照搬蘇聯模式帶來的問題，使得革命每每幾乎遭遇失敗。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們對毛主席始終是信仰的，對毛主席主張的政治經濟政策，即便不能認可，也沒有能力去證偽，再回顧歷史，他們始終會認為是否問題還是出在自己，是自己理解不夠深入，沒有跟上主席的步伐。就算有想法，也不敢出來提，選擇跟從（“groupthink”）。此外，革命時期里，有許多大的路線斗爭。經歷過這一切的人也希望在大是大非前“保晚節”，不要“站錯隊”。
毛主席在革命階段成就的功績可謂奇跡，在黨內積累了無比雄厚的信仰與信用。自然，當時絕大多數人對他是無比信任的，精神上亦無比依賴。他也活在自己成功往績所構建的“神壇”上，并相信他的經驗、直覺、判斷，在過去可以帶來成功，在未來也可以帶來成功。這使得無論是他自己主觀上發現的自己錯誤，還是別人認識到他的錯誤并聯合起來糾正這些錯誤，都十分的困難。這些因素疊加，再加上中國政治文化與傳統的因素，使得這段艱難探索時期維系了近三十年。這些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里都有深刻的剖析。
二、成功的路徑依賴
這里我要特別提一下，許多東西都是有路徑依賴的。它可以反映在個人上，也可以反映在制度上，還可以反映在文明上。
個人的角度：上文關于毛主席和前三十年就是一個很好的比喻；這在商業界也是常見的，一個企業家/創業者早年成功，晚年卻不能復制早年的成功，落魄失意，企業也走向衰落，這種例子數不勝數。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越是成功，則看到、認識到、面對、突破自己的局限可能就越困難。面對自己、挑戰自己、嘗試打敗自己不僅僅需要睿智和洞見，還需要勇氣。
文明的角度，這就是中國古代文明制度，它能成功地連綿運轉幾千年，一直以天朝自居，俯看天下，直到近代才發現自己可能沒落了。這時，要挑戰自己、否定自己那是非常困難的，必得發生最大的、顛覆一切的危機。近代以來與列強發生的各種戰爭，簽訂的各種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甚至被昔日的小弟日本所打敗，才真正震撼中國，讓中國猛醒。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一個文明而言，有這樣的歷史事件其實是件好事。所謂多難興邦，也有這樣的意思。
我們再看個例子。制度。
美國是非常制度自信的，美國人會把批判落位在政黨、政客、利益團體甚至選民身上，但除了激進左翼外，鮮有人會覺得美國的核心制度，包括憲法、政制、主導價值觀存在什么缺陷。大多人會認為，美國制度盡管不是完美，但也近乎完美了，至少在各種制度體系里“最不壞”的。這種制度自信源于過去一百多年美國作為一國家經歷的成功——無論是國內的繁榮，還是在國際上的地位。它幫助歐洲消滅了納粹（至少在西歐部分），在日本投放了兩顆原子彈，將亞洲人民解救于苦海，把旗子插到了月球，還打敗了蘇聯——一個來自另一個競爭意識形態體系的超級霸主蘇聯，并捍衛了“自由世界”。美國的眼里的自己盡是成功，始終是第一，并且人們認為這種成功不是源于哪個種族或具體的文化，而應該歸因為政治價值、政治制度。這樣，它就很難看到自己存在的缺點和問題。
這就是成功帶來的“包袱”：成功反使得自己自滿、自大、固步自封，為最后的衰落奠定了基礎。所以，人、企業、政治制度、文明與國家，都是一樣的。如何不落入“成功”的陷阱，始終保持清醒，保持危機感，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懷疑，是最難的。
這時我們再看中國共產黨就發現它是不一般的。作為一個有百年歷史的政黨，它仍然還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它不是一個用來分配政治資源的組織和平臺（如同西方選舉政治里的政黨一般），而是一個有很強的基因傳承、認同（identity）、文化、價值觀與理念、歷史記憶與歷史感（historical perspective）、極強的紀律性與動員力的政治組織。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組織，而且是一個在組織上（organizationally）非常“有機”（organic）的“政治生命體”。它能夠保持歷久彌新的狀態，并且有意識的改正和完善自己，對綱領、目標和實現手段都能夠適時做出必要的大調整及大定位（雖然這種調整也需要時間）。
我以為，這不僅僅因為黨所采用的認知論和方法論的問題（譬如說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指導，堅持唯物主義，能夠看到并尊重客觀規律、保持與時俱進等等），也不是個別領導人或班子的問題（盡管這樣的因素極為重要），主要還是因為它的基因、傳承、經驗、歷史記憶。它的歷史如此曲折。從建黨，到大革命，到國內革命，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再加上建國后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它接受了一個非常不利的國內國外基礎條件，在這樣的環境里建成、發展起來，并獨立進行了曲折的摸索。它經歷的歷史非常復雜，是付出了血的代價的。它在歷史上有正面教訓，也有反面教訓的。這是這樣的歷史，是這個黨與眾不同。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一個人，那這個人是經歷了無數風雨的滄桑，凝結了無數智慧的人。
蘇聯之所以亡黨、國家解體，一個原因在于當年的革命來得太容易了。中國共產黨則用了二十八年的曲折路程才奪取政權，過程中積累了無數教訓。正因為中國共產黨經歷過波折，所以它才能更好的應對新的挑戰。
所以，建國前三十年是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經驗教訓。沒有這三十年，就沒有后面改革開放的三十年。
三、非政治的詮釋
發展到了2021年，由于常年的積累與傳承，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已經變得非常厚重，完全自成一套體系，與時代與現實世界是有所“脫節”的，外人很難理解黨的話語，同時黨不可避免的“機構化”、“官僚化”了（類似于“大企業病”），不再善于溝通。
這時，一部分人選擇放棄：哎呀，太復雜了，不研究了，愛怎么地怎么地吧。群眾不理解，黨員不走心。另一種人則選擇把黨所有的歷史與政策都用純政治的角度去理解。這種看法認為，要掌握黨的“真諦”，就要透過其表面的措辭，看到背后的政治權力的博弈與斗爭——因為歸根到底一切都是權力與利益的分配。這種觀點不僅僅非常cynical，而且很簡單（simplistic），很低級（low）。它可能比較適合解釋西方選舉政治下的政黨，但卻離共產黨的內核很遠。這就是為什么在黨在推動行業整改、提出共同富裕口號時，一些人覺得認知框架及底層邏輯被打破了，他們發現需要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
作者以為，不妨用一些政治世界以外的類比去理解中國共產黨。比方說把它看作一個企業（或組織），一個從創業階段艱難發展起來，經歷了異常曲折的成長經歷，逐步壯大起來，成為一個非常成功且龐大的機構（和任何大機構一樣，它也會臃腫起來，犯一些“大機構病”、“大企業病”）。這個企業有非常強的歷史感、文化傳承、價值觀導向，也有很強的員工紀律和規章制度。這個企業很自律，很有自我意識，充滿危機感，總會想到自己是否能夠生存下去（“活下去”），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在沒有外部挑戰時，它也總在內部發起頭腦風暴：“請企業全體高管們閉門頭腦風暴，設想誰能夠打敗我們？我們在怎么樣的情況下會失敗”？它非常注重管理層的選拔和評估，關注管理者團隊的傳承；它非常關注企業的文化建設及企業價值觀在員工心目中的內化。它也特別注重股東/管理團隊與員工的關系，希望拉近所有人的距離，而不致造成太大的內部差距。它關注如何在所有的利益攸關者（“員工/消費者/股東/監管機構/社會責任與倫理”）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它關注的不是短期（季度、半年、年度）的盈利，而是長期主義：一個企業應該設立什么樣的愿景及遠期目標；一個企業應該如何成就偉大。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它需要發展哪些最有長期競爭力的業務，限制哪些偏離主業、偏離初心、使得人心浮躁、增加內部矛盾的業務。為了實現目標，它愿意去做一些非常困難，但可能從長期看正確的事。它會積極聽取員工、股東的意見，找到大家的共識，但也會做出選擇，并動員各方一起付出努力。
這就是一個“非政治的”、“世俗”的詮釋。我的建議是，不要總從狹義的政治角度去看待中國共產黨，這樣反而不容易理解它。不妨從企業、機構、組織的角度去看。我相信許多人很快就可以發現答案。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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