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聲:韓國最大痛點!
作者 :虛聲 2021-09-13 18:22:3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其實我本來想探討下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但寫中國的問題非常麻煩,總有很多人把顯而易見的謬論拿出來反復顯擺,讓人不勝其煩。為了減少這個麻煩,我決定先寫幾篇國外的人口結構問題,然后再回來探討國內的事兒。
要說韓國的痛點,其實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
南北問題該如何突圍;
如何在中、美、俄、日之間做一個合格的墻頭草;
國內黨爭應該如何解決;
諸如此類還有很多。但要論最大的痛點,非人口結構失衡莫屬。
01 痛
當今地球村,人口結構失衡,正在成為各主要國家的主要痛點。
尤其是華夏文明圈的國家,都在面臨人口老齡化的窘境。
與此同時,因為高房價、教育內卷等因素,造成生育率大幅下降。
這些因素疊加,導致社會階層固化、社會活力降低。
韓國又是華夏文明圈中,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了解國際關系的老鐵們都知道。
但是昨天看到一個新聞還是感受了到巨大的沖擊:
韓國的婚慶行業受到巨大沖擊,大批新人延期或取消婚禮,讓婚慶行業收益直線下降。
目前韓國全國婚慶相關企業只剩下100多家,僅是疫情前的三分之一 。
婚禮策劃師、化妝師等相關從業人員甚至一度面臨“零收入”的窘境,紛紛轉行謀生。
要知道韓國可是一個人口高達5000多萬的發達國家,全國婚慶行業只剩下100余家,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這意味著韓國結婚率低迷。
當然這是受到疫情沖擊的數據。在疫情之前,韓國婚慶企業數量是現在的3倍,也就400余家。這個數字仍然非常低。
作為對比,看兩個例子。
例一,北京市常住人口2000多萬,大約是韓國的一半。根據北京市工商聯婚慶工作委員會的不完全統計,全市婚慶公司登記注冊的大概有800多家。而北京是全國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例二,浙江省人口6000多萬,比韓國人口多大約1000萬(20%)。2019年浙江省婚慶行業的登記企業,就有1415家,是疫情前韓國婚慶企業總數的3倍。
浙江溫州人口大約1000萬,婚慶企業就有453家,和整個韓國疫情之前的婚慶企業數量接近。
從這個兩個例子可以看出:
1、韓國經濟活力在逐漸降低。
2、人口結構已經嚴重危及到韓國未來的國運。
再看下面這張圖,老鐵們感受下韓國人口增長率、以及出生與死亡人數的變化。
2018年,韓國生育率已經跌至0.98;2020年繼續跌至0.84,韓國人口已經開始負增長。首爾是韓國最大的城市,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城市,僅為0.64,低得嚇人。
首爾市政府3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市最新統計人口為991萬,這是首爾市人口自1988年突破千萬大關后首次跌破千萬。
所以說人口,已經成為韓國最大的痛點。
02 國運與人口
根據立體史觀大周期律: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那些未能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都迎來了嬰兒潮。華夏文明圈,除了日本都迎來生育高峰。
由于朝鮮戰爭的影響,韓國的生育率高峰在1955年,也就是朝鮮戰爭結束(中美于1953年簽訂板門店停戰協定)之后。
“國父”李承晚不懂搞經濟,面對那么多新添的要吃飯的嘴,基本是兩眼一抹黑。當時韓國窮得叮當響,基本靠美國援助過日子。
李承晚的口號是“先統一,后建設”,由于沒法統一,也就沒有建設。
到1960年,韓國人實在受不了看不見希望的貧窮,直接發動“四一九革命”推翻李承晚軍政府。
韓國人這一鬧,開啟了韓國總統不得善終的大門。
新上任的尹潽善無力掌控局面,很快于第二年(1961年)遭遇政變。
發動政變的正是當時的韓軍少將樸正熙,也就是后來樸槿惠的父親。這位樸正熙不僅是一位獨裁者,而且是韓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統,統治韓國20年。
當然樸正熙是一位與眾不同的獨裁者,上臺后徹底扭轉了李承晚“先統一,后建設”的思路,堅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正是從1961年開始,韓國的命運再一次發生轉折:
確定了政商一體的經濟模式,全力發展經濟;
開啟城市化運動,把農村青年培訓成“產業戰士”;
拉開“20年漢江奇跡”之大幕,躋身亞洲四小龍(中國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起點最高的是臺灣,堪稱高富帥;起點最低為韓國,典型窮矮搓)之列。
看看下面這張圖:
1、樸正熙統治20年,促使韓國經濟飛速發展。
2、1992年總設計師南巡之前,韓國GDP增長大部分高于中國;之后便一直低于中國(除1999年)。
為發展經濟,樸正熙主要祭出三個大招:
樸正熙招數一,堅定抱美國大腿。
抱美國大腿原因之一,安全問題。
樸正熙和李承晚除了都是獨裁者之外,還有一點完全相同,都是緊抱美國大腿。
要知道韓國本來就很小,首爾就在“38線”旁邊,在北方的火力覆蓋之下。為了安全,必須緊抱美國大腿。
抱大腿原因之二,謀發展。
樸正熙看到日本經濟因朝鮮戰爭騰飛,便決心抓住越南戰爭的機遇,派韓國大兵跟著美軍去越南作戰;從而獲得美國的認可。
樸正熙招數二,把有名望的11位企業家(如三星集團的創始人李秉喆)“請到青瓦臺喝茶”,讓他們從國外搞錢來國內搞建設。
而且韓國人非常大膽。比方說1971年,韓國要攻克重工業,在沒有任何人才和技術儲備的情況下就敢嘗試造船。當時由樸正熙牽頭,鄭周永(現代的扛把子)先厚著臉皮到希臘船王那拿到兩艘25萬噸超級油輪的訂單,再向巴克萊銀行借款5000萬美元,接著派駐大量人員去日本、挪威學習造船技術,一邊學,一邊干,兩年后船廠還沒建完,郵輪訂單已經完工,堪稱工業史上的一出奇跡。
樸正熙招數三,計劃生育。
1961年樸正熙上臺時,韓國生育率達到6.0。
到了1980年,樸正熙遇刺前夕,韓國生育率由60年代的6.0降到了2.3。
到1985年,韓國生育率下降到2%以下。
韓國搞計劃生育,本質也是為了發展經濟。
大家對照一下,進入21世紀,隨著韓國進入老齡化,經濟增長極為緩慢。
換句話說,韓國人口問題,其實從1985年就初現端倪。
當時韓國社會嚴重內卷,房價高企,教育壓力大增,年輕人有了躺平的苗頭。
這些情況和今天的中國類似。
韓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是在隨后的幾十年,采取一系列組合拳,試圖扭轉人口結構危機,但收效不明顯。
03 組合拳一
韓國組合拳中,最引人矚目的一條,便是針對教育培訓的政策。
為改善教育內卷,在輿論巨大的壓力下,韓國于1980年出臺了《教育規范化及消除過熱的課外補習方案》,史稱“7.30教育改革政策”,最關鍵的幾條:
1、增加大學入學考試的次數,不再“一考定終身”,以減少競爭的激烈程度;
2、所有在校大學生和學校教師,一律禁止有償課外補習活動,違者嚴懲;
3、成立專門組織,由官方提供低價課外補習服務;
當時韓國成立了30多個專項稽查隊,負責打壓并取締校外培訓機構。
機構被取締了,但上大學還是需要按分數排名,因此內卷并沒有消失。
為了讓自家孩子取得好的分數進好學校,有錢人請的是原來培訓機構的輔導老師,直接在僻靜的別墅里一對一補習。
多年以后,考進SKY名校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富人家庭。
如此一來補課費反而大幅上漲。
根據相關統計,韓國1997年的補習費總額占到GDP的3%,和整個國家用于教育的公共財政開支幾乎持平。
課外補習禁令名存實亡,韓國人也很憋屈,開始上街游行。
于是在2000年4月,韓國最高法院宣布“禁止補習侵犯了兒童的受教育權”,取消了二十年前的補習禁令。
也就是說韓國試圖通過打壓課外培訓而解決教育內卷的目標沒有達成。
現在中國教育減負,取締課外培訓,和當年韓國的策略類似;會重蹈韓國覆轍么?
韓國當年失敗的教訓:強力打壓課外培訓之后,官方提供的低價課外輔導質量不高;根源在于其他配套措施沒有跟上。
如果要吸取韓國的經驗教訓,可以從兩點切入。
切入點之一,完善教育系統。
在高考指揮棒下,大家都想上好學校,自然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去補課。這是剛需。
要取締輔導機構,就必須在教育系統內提供類似的服務。
提供這種服務,相當于增加老師的負擔。那么只有加大教育投入,讓老師的待遇更高,競爭更激烈,才能吸引更優質的人才進入教育系統。
如何提升老師待遇?其實很簡單,只要讓老師的職位和公務員一樣吃香就行了。
切入點之二,提高藍領工人待遇。
大家之所以愿意去拼了命地高考,根源在于藍領工人待遇不高。只有提升藍領工人待遇,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教育內卷的問題。
只有緩解了教育內卷,才能緩解人口結構(注意這個詞)失衡的壓力。
這兩個切入點,其實也是第三次財富分配的著力點。
04 組合拳二
韓國的痛點就在于:人口生育率持續走低、老齡化嚴重、內卷嚴重導致年輕人躺平,從而造成生育率繼續走低,進入一個死循環。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17日發布的報告稱,在以統計廳發布的人口住宅總調查資料及家庭人口推算結果為基礎進行分析后,將2015年韓國獨居人口數量推算為506.1萬,是1985年(66.1萬人)的7.7倍。
面對這種局面,韓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20年12月,韓國發布《第4次低生育老齡社會基本規劃》,出臺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新增補貼項目。
從2022年開始,韓國政府將新增新生兒津貼,向0至1歲嬰兒家庭每月發放30萬韓元(約1700人民幣),并計劃于2025年將補貼額提升至50萬韓元(約2840人民幣);
其二,提升原有補貼項目。
韓國政府對新生兒家庭一次性提供200萬韓元的現金補助金;同時將用于提供孕婦體檢、胎兒健康管理等項目的生育醫療保險補貼從60萬韓元提高至100萬韓元。
其三,給假期保障。
保障父母與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時間,提高親子互動質量,韓國政府還將新設立“3+3”育兒休假(產假)制,每人每月最高可獲300萬韓元的育兒補貼。
政策四,向多子女家庭提供更多的公租房和獎學金。
韓國這些政策,針對性還是蠻強的,但還不足以扭轉韓國人口結構危機。
一個典型的案例發生在7月5日:韓國“基本收入黨”國會議員龍慧仁用嬰兒車推著出生59天的兒子,來到首爾國會辦公大樓。
龍慧仁出生于1990年,也算是一位九零后。年紀輕輕就能成為國會議員,她的背景、資源都不差。即便全程請保姆,相信她的家庭也負擔得起。
她之所以帶娃上班,是因為她認為韓國懷孕、分娩和育兒負擔大,導致出生率低下。政府需要增加支援,構建男女平等的托管體系,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龍慧仁的言行迅速登上熱搜,因為她說的這些話是韓國現狀,引起韓國人的強烈共鳴。也就是說韓國人口結構的痛點中,構建男女平等的托管體系是當務之急。
回到中國面臨的人口結構壓力,必須投入比韓國的更多資源,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扭轉人口結構失衡的危機是工業文明周期最大的挑戰。目前不論是基督教文明圈、還是華夏文明圈,甚至是伊斯蘭文明圈,尚未有成功的先例。
我一直有一個隱隱的感覺(立體史觀中也可以做部分推導):
在工業文明周期能扭轉人口失衡的國家,將會在信息文明周期占據先機。
正如在農耕文明階段扭轉土地兼并的國家在工業文明周期占據先機一樣。
我希望這個國家是中國。
近代歷史上,中國因為失去工業文明先機而導致血淚浸透青史。每次翻閱近代史的時候,心中都有莫名的痛。我寫《民國夢與民國》忍受了諸多難以忍受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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