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危機的中國該如何自救?
我昨天在《改革一定要突破人性的局限性》一文,從如何權衡人民根本利益和短期輿論角度談了下改革,并提出改革一定要啃硬骨頭。
最近改革政策確實非常多,高度聚焦民生問題,尤其強調公平和共同富裕。
一方面現在確實處于一個比較好的改革窗口期,包括國際國內各個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如此密集的改革也說明我們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凡是改革強調的一定是我們現在特別薄弱的,已經到了必須改、而且要快的地步,以至于寧愿承擔類似中概股、校外培訓行業幾萬億市值蒸發的沉重代價。
所以,當我們對改革表示歡迎又或者懷疑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警惕,中國正在面臨何等嚴峻的危機?又該如何度過?
這個危機根子是民生與分配,幾十年效率優先的市場經濟發展下,中國確實把蛋糕做大了。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中國社會正在割裂。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么知乎上、抖音上年薪百萬似乎易如反掌,也不能理解為什么總理在去年說“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中國社會的分層已經非常危險。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信息的高度流動,并沒有讓社會更加融合,反而制造了一個個“信息繭房”,讓人的思想不斷固化,更不斷放大強者的聲音,弱者疲于奔命、難以發聲,于是不滿潛藏于心,當遇到一個缺口必然沖垮堤壩。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些突發的社會事件才會引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暴力,這就是無奈的宣泄,在批判“烏合之眾”之前,更要思考為什么讓善良的中國人民如此容易憤怒?
在這樣暴戾的環境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輿論的受害者,在全社會氛圍改善之前,我們能做的就是保護好自己,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攜手改變社會。
因此我最近的文章,全是在講輿論、講意識形態、講社會危機,更講個人的自我保護,并在這樣的環境下談改革,這是層層遞進的。比如之前強調的:一定要低調,不要讓輿論發現。
從去年開始,有很多人說疫情給了中國一個關鍵的機遇期。類似的話我也說過,這當然是機遇,比如中國強大的生產力成為了全世界經濟復蘇的關鍵引擎,中國整體獲得了關鍵的戰略發展期,大大改善了中國外部國家環境,已經可以跟美國有來有往。
但是中國社會同樣遭受重創,有太多的人在過去一年半收入非常不穩定,已經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穩定。更加嚴重的是,這場疫情更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差距: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這場疫情對不同收入階層的人沖擊程度是不同的,年收入達到30萬以上的高收入群體收入仍在增長,收入越高的人甚至漲幅越大;比如因疫情受到資本關注,獲得爆發式發展的校外培訓行業,薪酬相比資本進入以前大幅增長,有的漲幅高達幾倍。
反而是年收入低于5萬的低收入群體,收入受到更大沖擊,有很多已經失業,在勞動力市場上更是喪失薪酬談判資格;在社會平均收入線上下的中等收入群體也受到嚴重沖擊,尤其是旅游相關行業以及以旅游為主的城市。
更有很多中小企業正在或者已經倒閉,就業壓力空前巨大。然而改革又必須對一些行業進行調整,無論是供給側改革對落后產能的淘汰、又或者對一些行業的規范,都會帶來失業,改還是不改?
改革之難可想而知。
疫情之下,體制內也不能獨善其身,很多地方財政受到非常嚴重的沖擊,有的已經發不出工資了,這也成了今年很多地方規范公務員津補貼的重要原因之一,既是減輕財政壓力,也是要體現共度難關。體制內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避風塘。
中國外貿出口的確在復蘇,但是已經呈現危險的前高后低趨勢,更因為全球疫情持續面臨更大風險;中國消費水平也在不斷下滑,中國經濟需要提振消費,但是消費根本在于國民普遍的收入增長。
大部分的人民沒錢,怎么消費?危機仍然持續,如何敢消費?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要加速提出“共同富裕”,這不是隨便喊出一個口號,而是必須有一個戰斗的旗幟,發起艱難的沖鋒,才能度過這一輪難關。
這次提出“第三次分配”,強調“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核心就是要對資本等既得利益群體下刀。
老百姓已經沒錢了,必須也只能向長期以來沒有履行應盡義務的群體下刀。
在這樣的大局下,校外培訓、中概股幾萬億的市值蒸發是次要的。就算不打擊,就算這些行業股價暴漲,跟關鍵的中低收入群體有什么關系呢?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是占全國多數的中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問題,核心是讓窮者增收,而不是讓富者更富。
只要能夠有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這個大目標的,那就必須去做。
收入越高的人群,消費效率越低,中國的未來需要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14億人每人多消費1萬元,要遠比1000萬人每人多消費幾十萬重要得多的多,更不要說還關系到社會的公平與安定,關系到國家的社會主義本質。
國家絕不會盲目打擊一切,畢竟“勞有所得”也是我們堅持的底線,越是面對危機,越要保護努力者,就業更需要一位位企業家把企業發展得更好。
所有的工薪階層、個體工商戶、努力的企業家等等,仍然是被保護的對象,也絕不會有人去故意剝奪什么,只要依法納稅就足夠了。
然而,對于賺了太多偷稅漏稅避稅的,還有獲取大量非法、不道德收入的,無論是資本還是娛樂圈,一定是工作的重點。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盡可能減少對經濟的沖擊,最近兩個月對資本的打擊,已經影響到資本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也成了美國攻擊我們的軟肋,這也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中國的企業歸根到底還是跟中國的發展綁定在一起的,中國的企業家、資本家也有很多能夠識大體明大局,我們還是希望更多的既得利益者能夠發揮更大的主動性,這就是明確提出“第三次分配”的關鍵原因。
近百年前,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強調:共產黨可以盡量多地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防止他們“跑入反革命派”,但是也要警惕他們的反革命行徑。
這個道理,今天仍然適用。

對于不愿意的,我們就要動用“再分配”。
怎么做呢?
比如取消一些行業的稅收優惠,比如引導一些賺錢太容易的行業慢慢變成一個普通行業,這些事已經在做了。
但無論如何,國家不會刻意針對誰,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度過這場關鍵的危機。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