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默克爾時代的變奏曲
9月26日大選后,連續執政16年的默克爾總理將淡出政壇,德國乃至歐洲將迎來后默克爾時代。那么,政壇常青樹默克爾淡出后,德國何去何從?歐盟頭號領袖默克爾淡出后,歐洲何去何從?法國總理馬克龍能否接掌歐盟大旗?

一、后默克爾時代的德國“三化”
在其漫長的總理生涯中,默克爾帶領德國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機、歐元危機、難民危機和疫情危機,德國GDP從2005年的2.85萬億美元攀升至2020年的3.81萬億美元,而她自身更是成長為無可爭議的歐盟頭號領袖。
默克爾淡出后的德國,主要面臨的問題有政治碎片化、經濟低碳化和社會多元化。
政治碎片化。半個世紀來,德國政黨政治從“兩大一小”、“兩大兩小”、“兩大三小”演進到了目前的“兩大四小”的格局。就本屆大選而言,“兩大”即聯盟黨和社民黨盛況不再,只能聯合小黨競選,而“四小”即綠黨、自民黨、選擇黨和左翼黨暫時無力問鼎,只能力爭參與組閣。從目前民調數據來看,呼聲最高的社民黨也僅獲得25%的支持率,三黨聯合執政是大概率事件。

德國政治的碎片化,不僅表現為大黨的相對衰落和小黨的相對崛起以及由此造成的政黨格局碎片化,還表現為競選議題的碎片化和選民群體的碎片化。如,在本屆大選中,政治、經濟、國防、安全、文化、養老、稅收、移民、難民以及環保等紛繁復雜的問題,都成為選民密切關注的話題。又如,成長于默克爾時代的約280萬名“首投族”,并不偏重經濟與就業等父輩傳統話題,而是對社會正義、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新興話題更感興趣。
經濟低碳化。戰后德國經濟騰飛并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主要得益于其制造業的發展,而制造業與碳排放問題已密不可分。在默克爾首次當選總理的2005年,德國GDP占全球的比例為5.99%,到2020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4.49%,剛好下降1.5個百分點。“默克爾式穩定”,已失去往日的風采,“穩中求變”成為本屆大選的主旋律。
就經濟主題而言,“穩中求變”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的低碳化。制造業的發展涉及到諸多因素,其中電力來源與環境保護等低碳因素日益凸顯。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危機爆發,德國民眾擔心本國的核設施發生類似的危機。3月14日,默克爾政府被迫暫緩年前剛剛頒布的延長現有核電站使用期限的決定。作為制造業大國,能源結構的轉型并非易事。德國煤炭資源豐富,長期依賴煤電。德國已推出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計劃,試圖將能源結構由依賴煤炭和核能轉向可再生能源,發展低碳經濟。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的數據顯示,到2030年,德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最多只能減少45%,無法達成此前承諾的減排目標,更無力實現其到2050年成為全球首個使用完全可再生能源的綠色經濟體的目標。后默克爾時代,刺激經濟發展與推動經濟低碳轉型,是德國新政府的重頭戲。

社會多元化。德國是歐盟第一人口大國,并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為外來移民。迅速增長的移民群體,使得德國社會日益多元化。這種多元化,表現為人口、族群、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目前,社會多元化已對德國政治、安全、外交和社會政策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
德國社會的多元化進程遠非一帆風順。默克爾曾在公開演講中坦承,“作為一個有400萬穆斯林的國家,德國在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眾和平共處方面沒能取得成果,文化多元化社會的嘗試已經失敗,并且是徹頭徹尾地失敗了。”事實上,本土德國人對外來移民及其語言、宗教和文化持保留甚至批評態度,默克爾的移民與難民政策更是飽受爭議。新一屆政府,能推動德國社會多元化順利發展嗎?
二、后默克爾時代的歐盟
默克爾成長為歐洲頭號領袖,絕非偶然。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洲債務危機,從烏克蘭危機到中美貿易戰,從敘利亞難民危機到新冠疫情危機,默克爾把穩了德國甚至是歐洲的“舵”。默克爾應對危機時的果斷與智慧,令歐洲男性領導人汗顏不已,令歐洲女性領導人相形見絀。
當前的歐洲,面臨著諸多的挑戰。中美貿易戰仍在延續,中美戰略博弈日益激烈,新冠疫情仍在泛濫,氣候變化仍在持續,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歐盟國防與安全自主仍然飄搖。
風雨飄搖的歐洲,由誰來領袖群雄呢?

過去十六年來,默克爾的總體施政風格是溫和穩健,推動德國社會經濟穩步發展,促進歐洲安全局勢穩定,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維系大西洋聯盟。考慮到任何大黨單獨組閣的可能性極低,社民黨候選人肖爾茨可能領導交通燈聯盟勝出并出任新一屆德國總理。肖爾茨現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是歷經考驗的資深政治家。雖然與默克爾不在同一個政黨,但肖爾茨的政治風格比“欽定接班人”拉舍特更接近默克爾。成熟穩健的肖爾茨,其領導力、親和力和可信度均獲德國選民的高度認同。預計,肖爾茨政府的內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將呈現出較強的延續性。
盡管如此,肖爾茨能繼承默克爾的歐盟頭號領袖地位嗎?目前來看,法國總統馬克龍是他最大的競爭對手。
馬克龍是個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者”,自詡為歐洲自由派領軍人物。在馬克龍看來,未來的世界是三分天下的格局,歐盟則是中美之外的第三極。馬克龍有著高盧雄雞與生俱來的驕傲,其政策與理念,常旨在擺脫美國霸權陰影,開辟歐洲“獨立自主之路”。過去幾年來,德國遭遇經濟萎靡,英國陷入“脫歐”困境,意大利政局混亂,馬克龍很自然地將自己定位為“歐洲領袖”,斷言北約已經“腦死亡”,呼吁打造“歐洲軍隊”,高舉“歐洲防務獨立”大旗,抬高歐盟擴張“門檻”。

三、變奏曲
顯而易見的是,馬克龍胸懷法國,背靠歐盟,面向世界,傳播歐洲聲音,促使“歐洲覺醒”,整合歐洲資源,重建世界秩序,儼然一副歐洲領袖模樣。
人有命運,國有國運。法國經濟實力不濟,GDP不足德國的七成,年輕氣盛的馬克龍未免底氣不足。況且,法國將于2022年4月舉行總統選舉,馬克龍的任期僅剩半年,而“黃背心”運動仍然陰魂不散。近日,法國被澳英美安全聯盟(AUKUS)“背后捅刀”,馬克龍痛失潛艇大單,大西洋裂痕進一步凸顯。仍在發酵的“背后捅刀”事件,會是馬克龍政府的“喪鐘”嗎?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歐洲何去何從?且拭目以待。
文/劉軍 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國際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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