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與新治理!
中國和美國關系非常密切,但又格外不同。
比如在政府權力上。美國的政府權力大體有一個限制,各級政府、各部門想要突破非常艱難,是一個極為制衡、約束的機制。
這樣的機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一旦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強人,不能調控好復雜的關系,壓不住,就只能分切蛋糕,搞利益同盟。
一旦從強個體變成一個松散同盟,那就有得掰扯了。比如從奧巴馬到現在,美國在國外確實折騰了不少事,但是在國內推的大改革基本以失敗告終。
中國呢?
不同于美國,中國政府的權力相對更大也更靈活。需要的時候,政府可以放權,也可以收權,可以增強某一部分、減弱另一部分等等。
但是,這不代表中國的權力運用沒有限制。
美國用機制和制衡實現限制,中國則是圍繞轉型中如何減少政策的傷害來調控權力的邊界。
上面這句話很關鍵,怎么理解?
第一:中國政府的權力理論上可以擴得很大,但是中國政府執政目的決定了不可能也不需要無限擴大,而是要根據一個階段的核心目標來確定,同時采取的政策要符合這一階段的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
第二:政策就是權力的載體,時代在變、世界在變,那么治理也要變,而變就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政策來實現。
變化就一定會沖擊現狀,每一個變化調整的都是利益。
那么就要看,是損害更大、還是收益更大,也看是否必須要動。但現實世界是如此的復雜,以至于我們的政策越重大的越難以預測實施結果,自然就有了第三點。
第三:小心、謹慎。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權力相對更大,在權責對等情況下,中國政府必須為自己的政策后果承擔絕對的責任,那就必須更小心、多觀察。
所以,對于新生事物,除了某些特殊時期,近幾十年來,中國采取的都是“先閉眼觀察、再張眼監管”的模式。
很多行業都是如此,比如大家很熟悉的P2P,又比如那些此起彼伏的互聯網經濟等等。
所以,從今年往前看,會發現中國的閉眼放的比較久、睜眼管的比較慢,很多新生事物都處于一種更加自由的探索過程中。這當然帶來了更多活力,但也帶來了很多麻煩。
這本質是對未知的尊重。既然不清楚這個未知的到底是好是壞,也不清楚現在已經認知的是否適應未來,那就先觀察吧。而政策有滯后性,觀察的期間難免會出現各種損害,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這些損傷大體還是可以消化的。
但是,時代變化被疫情搞得大大加速了,美國那邊的政治局勢也因社會矛盾的日趨尖銳變得更加極化。比如我們之前眼看著打民粹牌的特朗普就要上臺,過去慢慢看、想清楚再管的模式就需要調整了。
什么變了?
比如說經濟方面。過去我們考慮的更多是經濟增長減緩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防止內縮。畢竟未來幾年重點是可持續發展,甚至極端情況下,重點可能還會變成生存問題。
我們需要解決的是離開高速增長軌道、經濟增速下降后,如何防止出現增長為負的情況,就需要汲取、警惕兩個教訓:
一個是前蘇聯的教訓。
這個教訓最關鍵的是關于開放的抉擇,是繃得更緊,還是適度開放?從歷史教訓看,一個系統想要持續發展,必然是要開放的,這個開放包括對內的,也包括對外的。
核心是開放給人更多的機會,機會多了,社會矛盾就可控。前蘇聯就是因為越來越內縮,最后機會少了,整個社會被勒的越來越緊,導致上上下下都不想繼續過了,最終盲目走上了無序、過度開放的極端方向。
另一個是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強調下,我認為中國不會陷入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們需要吸取他們的教訓。
這個教訓就是政治、經濟的失衡。經濟發展了,但是對于經濟成果的分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沒有配套,這種不協調最后導致貧富差距過大、高通脹、人民收入停滯等等問題,而這些經濟問題后面的本質還是政治問題。
上面的是國外的經驗。我們還儲備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國內經驗,比如如何處理好大轉型。
新中國歷史上有幾次重大轉型。
上一次是1978年的那次大會,中國走上對外開放、改革發展的道路,40多年來經過了大大小小幾十次調整,中國建立了一套非常獨特的快速增長體制。比如分稅制、土地財政、城鄉發展等等,這些政策背后的核心都是“時不我待”的急速發展邏輯。
可過去這套快速發展的體制,還能適應未來嗎?
無論從中國現在的體量,還是從七普和三季度經濟數據來看,答案大概率是不適應了。未來中國經濟必然維持中低速的增長,對于可持續發展的重視也將大大超過短期的經濟數據暴增。
比如說今年,經濟確實緊張,如果我們只是為了一時數據好看,跟美國一樣大肆放水,又或者不去嚴管房地產,又或者不搞碳中和,三季度的GDP增速肯定會更好看。
但是代價是什么呢?是給美國人接盤,是讓過去幾年對房地產的降溫管控報廢,還將在未來遭受如碳稅等新的剝削,還會遲滯了我們的經濟與產業的轉型。
要長遠還是要眼前,心里要清醒。
但是,全社會顯然還有很多人沒意識到過去的模式已經不適應未來,仍以高速增長的模式去應對中低速增長的未來,比如說刻舟求劍的繼續做炒房夢、繼續拿著過去的經驗揣摩未來等等。
而有的聰明人已經反應過來了。比如最近包括字節、美團、阿里、騰訊等大互聯網公司都在加緊調整組織架構,從過去更強調進攻往轉為更注重防守型的模式發展,也開始控制人員招聘。
勢的變化,也必然要帶來種種政策的快速調整,這就是轉型。
沒辦法,這場疫情疊加上中美摩擦的激化,原來設想的快速增長時代和中低速增長時代之間的過渡期大大縮短了,這也是今年很多政策快速出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肯定是要做好準備的,這個準備是為了減少陣痛,但陣痛一定存在。
總之,我們要做好準備迎接一場類似1978年后的大轉型。
未來的政策,將更加剛柔并濟。
剛,主要是對一些覺悟不到時代變化、仍然繼續沿用過去時代的思想。這類思想如果不剎車,一定會撞得很慘的。剛,是為了盡快的實現新舊思維的調整,所謂“長痛不如短痛”。
柔,則是繼承并發展過去“閉眼觀察、睜眼監管”的模式,但是管控效率要更進一步。我們已經有很多年的觀察經驗了,對于能玩出來的花樣大體有預期了,對于各種創新的結果多少也有數了。
想要做到如此,政策就要進行升級。基于對新生未知事物的可能性預測,在現有的監管體系里提前預留柔性空間,讓創新在一定的框架內進行,而非毫無約束的自由生長。
比如對于“元宇宙”。雖然它還離我們很遠,但既然它可能出現的問題是可以預測的,那為何還要讓它自由發展?當然要約束下“元宇宙”的發展方向。
因此,未來我們需要更加深刻思考的至少有三件事:
如何理解并推動更符合未來的開放;
如何平衡政經關系,以促進可持續發展;
如何加速思維方式調整,減少轉型陣痛。
隨著我們越來越踏入人類從未到達的領域,已知世界和不斷擴張的未知領域之間的沖突必將加大。新的治理模式也就應運而生了,而“剛柔并濟”的新要求,也將更加考驗決策者、執行者的能力與水平。
雖然都是重要概念,不過今天講的比較抽象,大家可以先試著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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