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支持全球統一稅?
建議大家帶著標題提出的問題,完成閱讀,可以自己先思考下。
數字經濟很重要,但是搞好數字經濟有很多的難題等著攻克,其中第一個基礎性的難題就是——數據到底是誰的?
關于這個問題,現在無論是國家、法律界、學界乃至國外其實都沒想好,但是又必須得搞清楚,要不然數字經濟很難發展。
畢竟所謂經濟,本身就離不開市場、離不開收益,也關系到通過數據賺的錢到底是誰的?
從2020年開始,中央對于數據要素利用大大加速,這背后核心就是我在《中國的未來需要新動能》里提到的三大中國經濟底層邏輯的變化。
其實早在2000年初,決策智庫已經給中央報了一些對于未來經濟的預判,比如預測10-20年左右,中國經濟必然將持續下行,最終穩定在6%左右,這是一個預警。
當然,這個判斷很長一段時間得不到普遍的贊同。那個時候中國剛剛加入WTO,又成功申辦了北京奧運會,全國正在高速發展,經濟長期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增速甚至一度暴增到14.2%的高點。
在這樣一派繁榮的時候,澆冷水自然是不受待見的。
當時提供的分析,就涉及《中國的未來需要新動能》里提到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出口結構等變化的影響。當然,最初只是雛形,在之后的幾年不斷完善。
為國者不可不顧全局,更要居安思危。有理有據的冷水引起了決策層的關注,所以國家就提前思考到底如何能夠破局。
當時也想了一些辦法,比如基建,比如海外拓展,比如更加依靠市場和資本力量,甚至更深入的融入美國領導下的全球經濟,也包括一帶一路等等,這就類似新中國建立前百余年不斷的探索。
當然,現在回頭看,有些做法行不通,有的遇到了很大阻力,有的一時見效也留下了不少后遺癥,但是治國尤其是治理中國這樣龐大而復雜的國家,不可能有攻略,只能是摸索。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隨著新一輪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互聯網這個嶄新的形式帶來了新的啟發。網絡確實改變了傳統的業態,讓服務業實現了效率的提升,有望解決“鮑莫爾病”,也自然得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寬松發展期。當然寬松也帶了一些問題,以至于現在我們需要回過頭來治理。
但是無論如何,這近十年的探索,確實證明了數據可以成為中國經濟破局的新動能。而與此同時,從2007年開始,中國GDP增速確實如當年預測的那樣一路下行,從2012年開始一直維持在6%到8%的區間,2019年第一次掉到了6%,而2020年的疫情大大加速了變化,有些事必須抓緊動起來了。
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數據這個新希望被正式列入中央核心政策體系。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是中央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更是首次明確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為要素之一。
既然“數據”已經成為關鍵要素、未來要素,那自然就要開始對數據領域進行治理,尤其是把背后的資本嚴管起來。但是資本畢竟是盲目的、逐利的,過去的慣性也讓資本不相信國家會對互聯網和資本下手。
當然,有些人感受到了。有的選擇了提前轉型,有的選擇了套現離場,但是有的在幾經周旋后,于是有了去年外灘的那次著名的演講。
只能說疫情確實大大加快了監管的轉變,大多數人適應不了也完全可以理解。最終2020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2021年八大重點任務之一就是“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至于某打車軟件的赴美上市也正是發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同樣也刺激了監管加速,后面的事就不多說了。
雖然從數字經濟在GDP的占比中,中國還只是全球第三梯隊,2019年占GDP36.2%,跟新加坡、芬蘭同一檔次;第二梯隊則是占比40%到50%的韓國、日本、愛爾蘭、法國;第一梯隊則是占比60%以上的德國、英國、美國。
但是在總體規模、發展速度、一些領域的探索深度等更關系未來的領域,中國的卻是同美國并列的,而中國14億人口積累的龐大數據,更是遠遠超越全球任何國家。
這也就決定了,在數據這個要素上,中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但如果利用不好,中國也一定是最受害的。
這些危險有很多,比如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或外企如特斯拉等在中國搜集的數據向境外的泄露,又比如大數據基礎上的算法推薦形成的“信息繭房”、“殺熟”等對民眾利益的侵害。
更有甚者,還會對國家和社會產生威脅,這一點已經在美國大選中展現了。一些美國互聯網大平臺,利用算法推薦和平臺掌控,精準地向目標選民推薦相關內容,阻止對手信息傳遞,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大選,至于那些利用平臺在一些小國家搞顛覆的就更別說了。

2015年,在社交媒體的鼓動下,馬其頓首都爆發的集會
上面的還是肉眼可見、已經有先例的威脅,這些威脅我反而覺得沒什么,現成的監管措施就能解決,最近半年的暴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監管和人民面前,資本弱不禁風。
更大的危險,正伴隨在在于我們大規模應用數據在提高社會整體效率、改造傳統行業的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一定會得到新一輪激活,保持相當長時間年增長6%以上、甚至8%以上不是夢。
每新增一個百分點的GDP就可以支撐200萬的就業,如果達到穩定的8%,就可以比今年新增至少400萬人就業,而且這里面會有更多的中高收入崗位。
這是頭等大事,中國的確新生兒數量下降,但是從新生兒出生到就業需要至少20年,我們國家未來幾年將迎來一輪就業需求的爆發期,今年應屆大學生首次突破900萬,2022年將首次超過1000萬,23年、24年還要繼續增長。數字經濟必須要快速發展,才能為不斷增長的應屆大學生提供足夠的、體面的就業,而這些學生每一個人都牽掛著一個家庭的希望。
這是關系到社會安定的大問題,更關系到教育改革和中國人才結構轉型升級的重大任務。
既然數字經濟如此重要,甚至是未來破局的關鍵,中國看得到,美國人也看得到,所以也就有了我的這篇舊文《未來霸權之爭:數字絲綢之路 VS 全球統一稅率》,講的就是中美角逐數字經濟。
所以,中國從2020年開始的一連串監管快速組合拳,核心就是為了加速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十四五”末,數字經濟占GDP比重提高到50%以上。
而首先面臨的基礎性難題就是開頭提到的數據產權問題。
2020年4月,提出“研究根據數據性質完善產權性質”;
2021年3月,提出“建立健全數據產權交易機制”“加強數據產權制度建設”。
同時全國一些省市也開始加速推進數據產權和交易探索,出臺各省的數據條例,還要建立數據交易所。在這一輪競爭中,先發的廣東搶到了頭籌,在國內首次完成了數據交易,利用電力數據來實現對中小企業的信用評估,幫助中小企業更容易的獲得銀行貸款。
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們就搞清楚數據到底是誰的了,這個問題全世界都還沒解決,這也是我在《中國政府未來治理的挑戰是什么?》提到的,想要成為世界大國,想要走在前面,就必須承擔開路的責任,就是要為全人類解決治理和倫理的問題。
我們必須防范數據濫用的危害,但是又不能太保守,畢竟數據就是要集中利用才有效率。如果分散到億萬個體,數據也就沒價值了。
怎么辦?
有的提出按照場景來切分,比如涉及國家安全的、個人信息保護的、商業的、公共領域的等等,不同場景設定不同的標準。但是在我看來,這個體系太繁瑣,非常不接地氣。
任何一國政府都是有很多部門構成,如果切分不同場景,必然導致不同部門各管一攤,結果搞得“九龍治水”,這樣的教訓我們早就領教了,怎么可以重蹈覆轍?更何況,提出這種方式的也可能藏著小心思,因為分類越多、監管越復雜,可以操作的空間就越大。
這種方式唯一可取的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必須單拎出來,比如關于數據跨境問題,必須納入最嚴格的監管,目前還在征求意見中,但是基調不會變。
還有的說把產權切分,比如細分成所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處置權、數據隱私權和數據許可權等等。
這樣的做法可以跟現在的物權法結合起來,但是還是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而且這種切分也存在諸多模糊,在執行的時候也要考慮不同層級政府、企業、社會尤其是司法和監管部門理解不同,過于復雜也會導致種種問題。
最關鍵的是,上述兩種都意味著要進行極為復雜的法律規制,這將是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由于數據領域變化太快了,這個規制即使投入全力可能也需要10-20年才能初步完成,我們沒有那么多時間。
切記,我們必須在“十四五”期間就要加速數字經濟的大發展,而且還必須盡可能規避種種預見的、未預見的危險。
那么一套簡單易行,大工不巧的方案或許更加適用。
比如說,僅僅是比如說。
第一:擱置數據產權確認,或者穩步推進制度建立,但是先把數據利用起來。
這是中國獨特優勢,中國人是非常靈活的,自古就有“無為而治”的思想。我們也嘗試過“試點先行”,中國人自發的創舉還能為治理提供種種有價值的線索,無論這個線索是成功還是失敗,只要我們提高警惕,發現不對立刻糾偏就好。
經過2021年的嚴打,諸多資本和企業對于政策的敏銳性和敬畏空前提高,政策工具的效用大大提高。
第二:借鑒國企模式,設置全民稅,取之于民、造福于民
中國人還有一大特點,這個特點說不上優勢還是劣勢,就是對于一些權利不太在乎,只看實效。
比如在國外特別在意的隱私權,在中國就不太看重,中國互聯網的大發展也有賴于此,當然也導致了一些問題。
中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國企體系發展了幾十年,我們已經非常習慣了國企就是要承擔社會責任,比如盈利的大頭要上繳國庫,比如劃轉國企資本到社保基金支持全民養老等等。
既然數據到底是誰的現在很難說清,說是個人的、企業的、國家的都不好,那干脆我們擱置這件事,只談怎么利益分成。
正好美國人給我們打了個樣,美國人要搞全球統一稅,重點就是那些跨國互聯網公司,那我們當然要跟進,只有跟進了我們才能更好的保護中國的利益。
比如統一對利用數據的平臺征稅,再將稅應用于全民,在中國幾十年的文化傳統下,大家都能接受。必須再次提醒,中國人口最多、互聯網用戶最多,也就意味著中國的數據資源最豐富,在全球統一征稅下也能夠獲利最多。
政府暫時擱置了頭疼的數字產權規制問題,可以再觀察觀察,避免出現錯誤難以回頭,還解決了迫在眉睫的數字經濟必須大發展問題,獲得了更多稅收。
對企業來說,經過2021年的監管風暴,如果能以一個全民稅過關,何樂而不為?反正已經有很多企業投入重金在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價值上,花在哪都是花。而且這也讓企業可以更加放心的去應用數據創造更多價值。
當然,國家也會提前畫好框子,不許越界。
對民眾來說,既提供了更多就業,政府得到更多的錢也可以改善民生。
更不要說還涉及同美國的數字經濟之爭。
這其中也存在諸多難點和負面性,但是我們也沒更好的選擇,先干起來,干中調,先解決迫切的問題,再解決新的問題就是了,反正從來不奢望一次性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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