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混混”進城，治安問題怎么辦？
隨著人口流動，鄉村“混混”大量進城
鄉村“混混”，從學術上來講，是一種鄉村越軌者。他們在普通民眾眼里“看起來不務正業”，以不良手段獲取利益，擾亂社會秩序。
時至今日，鄉村“混混”的蹤跡仍存在一些村莊中，并且隨著現階段的人口流動，進入到城鎮中，形成新的城市混混群體，部分甚至走向灰色或黑色地帶。
這些鄉村“混混”的生活，大多是無所事事，得過且過，還會有偷雞摸狗的行為，在街頭游蕩還會滋事挑釁，給當地的村民或居民帶來很大的困擾。
當然，除此之外，鄉村“混混”可能并不只是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以往的他們可能也有一些“階級較高”的身份。
有人研究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鄉村“混混”可以大致分為四個時期。
1960年代出生的初期鄉村“混混”，在80年代進入“江湖”，他們從小更多地被稱為“頑孩子”。
不過，在1983年左右，由于各類強奸案、碎尸案等危害社會治安事件的發生，中央對一些違法違紀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高效的打擊。
所以，80年代的鄉村“混混”風氣得到壓制。
不過1990年后，隨著打擊運動的逐漸平息，鄉村混混又開始活躍在大眾視野中，繼續不學無術，四處游蕩，干著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甚至還會因為盜竊、勒索等事情被處罰。
當時90年代的社會背景，也給了他們“發展的機會”。當時我國正處于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政府稅收力度加大，鄉村“混混”的存在成為基層管理中權力灰色地帶的抓手，并在不憚于使用“暴力”的手段下，經手他們可以“高效”完成某些管理。
再考慮到當時的治安遠比不上現在，難以管束一些有頭腦的“混混”，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也給鄉村“混混”很大的“收入”空間，經營了一些灰色企業。
發展到20世紀末，又是一批新的鄉村“混混”進入到“江湖”。不過由于90年代的那一批“混混”占據了許多“資源”，這些新的“混混”往往開始混入城市，讀完中專、職高后就在城鎮“混”。
直至21世紀初的又一批鄉村“混混”進入江湖，隨著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以及城鎮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收入機遇，這些鄉村“混混”也大批涌入城鎮中，走向不同的人生。
數據顯示，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外出務工的人員也不過兩百萬。但是，到2018年底的時候，農民工的人數就上升到了兩億八千八百萬，其中外出農民工占比近60%。
這些農民工往往是從農村流向大城市，許多都是教育水平比較低的群眾，往往會有部分鄉村“混混”在其行列中。
而且，一些農民工在城鎮“站穩腳跟”之后，就會召喚自己家族里面的青年過來一起打拼，或者將自己的子女帶到身邊進行照看。
一些鄉村“混混”則是想要到外面闖一闖，看看世界。當然，也有極小部分是一直在流竄，最后進入到城鎮中。
對于所有這些進入城鎮的鄉村“混混”來說，城鎮的社會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最后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在巨大的不同中艱難前行
像剛才說的，鄉村“混混”開始“城市化”之路，一部分是因為親屬召喚，一部分是因為自身的闖蕩欲望，少部分可能就是一直流竄，剛好流竄到城鎮里面。
但是不論是出于什么目的走入城鎮，這些鄉村“混混”大多都會面臨相同的困境。
初入城鎮的這些鄉村“混混”，首先面臨的一個大的難題就是——怎么獲得支持生活的收入來源。
要知道，之前在鄉村的時候，可以通過偷盜、勒索、收保護費等手段獲得不正當收入，但是進入到城鎮，治安有了更大的保障，偷盜、勒索等方式的難度會更大，成本更高。
部分“混混”可以暫時從親屬手中得到基本的生活開銷，但對于所有的鄉村“混混”，都會面臨由于自身沒有什么工作技能，一時間也難以適應正常的工作，故而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困境。
除了現實的收入壓力之外，來自外部的人際關系也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
他們脫離了原來鄉村的圈子，不能再按照以往“稱兄道弟”的方式與其他人相處，也不能通過一些小手段來平息引發的爭端。
就比如說，之前在村里犯了事，但是為了和諧與人情，通常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甚至有些進了監獄的，在疏通之后，就能被釋放。但是在城市中，無規矩不成方圓，法律制度起著極大的約束作用。
以往在鄉村的“熟人文化”在他們初入城鎮之時，就已經不適用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會面臨“污名化”的問題，造成與周邊人相處的“社區隔離”與“心理隔離”。
所謂的污名化，有點類似于被貼標簽。人們將混混固有形象化，從心理與空間上排斥他們，不愿與與其生活在同一空間，也不愿意與其交流。
這樣會使得剛步入城鎮的“混混”產生一種“隔離感”，得不到正常的交際需求。
在各種與鄉村生活的不同之下，許多鄉村“混混”往往會繼續偏離社會的正常軌道。
比如說，在自身沒辦法獲得正常的收入來源，或者獲得的正常收入較少，不夠自身“揮霍”時，他們往往會延續在鄉村的“營生”。
“運氣好”的時候，抱著僥幸心理而不被抓到，則會依賴偷盜、搶劫獲得收入。但在城市良好的治安中，這些人最終往往會“落入法網”。
也有很多“混混”會進入夜總會、酒吧等場所，甚至在“同類人”或熟人的介紹下，觸碰灰色或違法違規地帶。
至于剛才提到的脫離了原有的“熟人文化”，城市居民的“排斥”，這些步入城鎮的鄉村“混混”，就會從別的方面獲得歸屬感。
一開始他們會在親友圈中獲得“心理庇護”，后續也會繼續混入一些“老鄉圈”或者“幫派圈”， 找到自己的“組織”或社交空間，從而減少“隔離感”。
多極分化的人生
一般來說，步入城鎮的鄉村“混混”，之后的生活會產生多極分化的情況。
要么逐步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要么繼續游蕩街頭，無所事事，要么進入灰色地帶，“稱霸一方”。
這里提到的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往往是由于在鄉村的時候缺乏家人關愛或沒有人引領，而走上“混混”道路的人。
他們在去到城鎮的親屬身邊后，因為有人教導，加上本性不壞，會逐步地從一些基礎的工作開始，慢慢適應城鎮生活，逐步走向正軌。
這種現象屬于“成年退出”，會在家庭的引領與壓力下，承擔起家庭的責任。
但是，“成年不退出”的“混混”們，有些則會繼續浪跡街頭，成為城市中街角青年的“新鮮血液”，或者還是繼續在夜總會、酒吧等地打工。
更惡劣的走向是，融入了當地的幫派，幫著一些黑惡勢力“跑腿”，以獲得庇護。
有些“混混”有著更“高”的走向，則是“混上道”。也就是開展了自己的事業，但是背后可能依靠著一些“混混”群體，為自己保駕護航。
的確存在一種現象，就是以前的“混混”老大開企業。為取得一些資源與利益，往往會釋放一些信號讓以前的“小弟”去幫忙“解決”一些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可以對“小弟”的行為進行處罰，但卻很難找到切確的證據對背后的企業家進行管制，因為這些企業家只要稍微暗示，手下的“混混”就會知道怎么做。
企業老大利用“小弟”“鏟除”隱患，“小弟”則在老大的庇護下獲得收入，兩類人互相依存。
這部分鄉村“混混”走進城鎮后，偏離正常生活的軌道最為嚴重，也是國內黑惡勢力的重要來源，比如很多人甚至上海的一些官員認為，上海這么一個繁華的大都市，良好的治安、高水平的法治，應該沒什么黑惡勢力。
但在2019年的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中央督導組就接到了3萬余條群眾的舉報線索，在上海偵破了“偵破涉黑組織1個，涉惡集團51個，涉惡犯罪團伙226個，刑拘犯罪嫌疑人1983人”。
在很多地方，“黑旅社”無證經營、“黑導游”強買強賣、“黑心店”宰客的現象仍隱藏在市場中。
同樣是這幾年，中央督導組的掃黑除惡的痕跡遍布貴州、廣西等地，處置了一批又一批黑惡勢力，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黑惡勢力的滋長，也給鄉村“混混”的人生選擇之路敲響了警鐘。
有研究認為，現在的時代，鄉村“混混”為什么依然存在，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加劇。
在以往，大家都不是很富裕，很多人仍能憑借自身努力及許多合法渠道取得改善，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勤勞致富、勤儉持家仍是許多人秉持的理念。
但隨著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似乎讓很多人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一些沒有技能的“混混”們。于是，勤勞致富的觀念逐步淡化，走捷徑“混上道”似乎是“不錯的選擇”。
當然，影響鄉村“混混”形成及未來道路走向的因素還有很多，就比如接下來會提到的“土壤”問題。
治理土壤環境是關鍵
影響鄉村“混混”形成、發展與走向的除了自身一些不恰當觀念與追求外，周圍的環境影響甚大，這就是“土壤”不健康的危害之一。
在鄉村，人口的向外流動，導致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大量出現。在缺乏家庭教育與約束下，一個“混混”就能誘導很多懵懂的小孩一起逃學，一起“收保護費”，一起不務正業。
加之許多農村的基層管理人員如村干部都是老一輩，思想或者管制手段并沒有跟上時代，很多人仍保留著人情世故的觀念，對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干涉較少，并不能很好地對他們進行引導。
另外，很多青壯少年尤其是有學識的知識分子大量離開農村，走入城鎮。人力資源的流失，會導致農村的教育質量得不到保障。
無論是從家庭教育、鄉村環境，還是教學環境來看，以往的鄉村環境都不利于壓制“混混”的“野蠻生長”。
隨著近年來鄉村環境的改善，倒是會有一個好的發展趨勢。
再來到城鎮這一塊，在鄉村“混混”的城市化道路中，城鎮的環境也不見得就沒有漏洞。最典型的一個地方就是城鄉結合部。
在城鄉結合部這里，聚集了很多外來務工人員，也是很多鄉村“混混”進入城鎮的首選落腳地。
在這里，仍然會有很多紙醉金迷的娛樂場所，但又不像市中心的消費成本那么高，在眾多的外來打工人員中，也更容易得到歸屬感。
但在以前嚴格的二元化戶籍制度下，這些從鄉村來的、也應是接受教育的“混混”，卻很難和城鎮的孩子享受到一樣優質的教學資源，甚至難以就學，這樣無非會加重他們的厭學心理。
而且城鄉結合部由于聚集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流動性較大，難以管轄，相對市中心而言，治安仍不夠完善。
另外，在鄉村“混混”的成長道路上，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部分政府機關人員的不作為甚至“助紂為虐”都滋養了“混混”成長的土壤。
他們往往利用手中權勢為黑惡勢力提供“保護傘”，黑惡勢力則為鄉村“混混”提供容納場所與發展動力。
在2020年，湖北一法院就審判了在太子鎮盤踞了18年之久的宗族惡勢力團伙，后面牽連到了失職瀆職、違紀違法黨員干部16人。
就是因為這些人的庇護，黑惡勢力才從逞兇斗狠、打架鬧事變成了敲詐勒索、故意傷人。
隨著中央督導組掃黑行動的推進，全國打掉涉黑組織3644個，清理了大量利于鄉村“混混”走向黑暗深淵的土壤，也狠狠地震懾了他們。
面對多種問題，目前國家鼓勵大學生返鄉做村官，提高鄉村教育質量與治理水平，鼓勵關愛青少年；也對城鄉戶籍二元制度進行改革，加強對城鄉結合部的管理并推進城鎮化新型水平的提高。
在城鎮中，仍持續推進戶籍改革、提供平等與優質的教育資源、加強治安環境。
一些想法看起來也是可行的。如“定時定點高頻率在社區內外巡邏”以提高治安環境，對“初來乍到”的農村青少年，包括鄉村“混混”們，建立“社區融合崗位”，使他們更快更好地融入社區生活，去除污名化。
這樣，治理好農村與城鎮的土壤環境，鄉村“混混”的改變與城市化道路才更有望轉好。
參考資料：
陳柏峰.鄉村江湖中的“混混”群體[J].文化縱橫,2015(01):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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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認識、積極行動、鞏固成效——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在滬下沉督導紀實-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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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城市化趨勢：人口再集中 農村居民向縣城集聚
http://yn.people.com.cn/n2/2021/0426/c378440-34695319.html
中央每4年開展一次掃黑除惡督導督查--社會·法治--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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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惡霸何以成黨政領導座上賓--時政--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815/c1001-31823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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