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企在中國“悶聲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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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叨叨姐&刀劍笑
北京“警告”在華開展業務的美企:“你們不可能‘悶聲發大財’。”
英國衛報2日以這樣一個標題,報道了中方與美國工商界人士剛剛進行的一場視頻交流。

一位國際經貿問題學者對此也是印象深刻。他著重提到1990年代早期,中美關系出現劇烈震蕩的時候,美國商界曾經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尤其是在克林頓政府期間。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后,中國對外開放力度較大,對外資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當時中美關系緊張,而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就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占了先機。
當時的美國商界向政府施壓,勸說不要攛掇“人權”等議題,還是要維持甚至加強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不能讓歐日企業占了便宜。
一定程度上,克林頓政府正是在美國商界施壓下,放棄了將人權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政策。后來中國入世等事件,背后也有美國商界的影響。
克林頓時期,被認為是美國商界對中美關系發揮作用最大的一個時期。
但是,美國商界的對華態度并非完全一致,他們的具體利益訴求有著明顯分化。
看待中美貿易關系時,紡織業、鋼鐵業等的態度比較負面。而在中國有著巨大利益的飛機、汽車等行業,則力主美國緩和對華貿易關系。
比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鐵加征25%的關稅。等到拜登上臺,美國鋼鐵行業與工會組織趕緊呼吁,繼續維持加征的關稅,因為“解除或削弱這些措施只會導致鋼鐵進口再度激增”,那將對國內鋼鐵生產商與工人造成“毀滅性影響”。
飛機行業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飛機采購市場,它未來10年的采購量預估將占到全球商業飛機銷售量的1/4。

然而,自2017年中美貿易關系緊張以來,直接來自中國買家的訂單只占波音公司新訂單的1%。波音公司首席執行官卡爾霍恩對此很是著急:美國航空航天業成績的好壞取決于中國訂單,“現在是時候指出與中國貿易關系的重要性了”。
既然如此,為何美國商界對推動中美友好的態度遠不如以前積極主動了呢?
一個客觀現實是,美國商界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出現了明顯下滑。
轉折點出現在特朗普時期。特朗普雖說是個商人,但他和商界的關系并不密切,商界與白宮的溝通渠道也就不太暢通,商界的影響力下滑在所難免。
由于特朗普的持續毒化,即使拜登上臺,美國國內形成的貿易問題政治化氛圍已經積重難返,中美經貿很難被只當作經貿問題來看待。
而且,在中美經貿問題上,一些美國商界人士本就對我們有些看法。
一位中美經貿問題專家表示,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們對外資企業的政策有所調整,尤其是逐漸取消了諸如稅收優惠等很多措施,不再區分內資外資。有些外資由此出現心理落差,覺得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視了。
當然,這也和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有關系。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逐年下降。2007年是吸收外資的一個高點,全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26億美元,占當年GDP的近2%。2020年吸收外資1630億美元,占GDP的1%。
單看絕對值,吸收的外資這些年確實有了不小的增長,但它的增速明顯趕不上我國GDP的增速。

第二,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日子不如原來好過了。
這些年,中國企業成長很快,對外資形成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他們被迫走出舒適區,不再能躺著賺錢。他們還感覺自己受到歧視,在中國市場面臨“不公平競爭”,尤其是有關政府采購、產業政策、知識產權、市場準入等問題。
雖然我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至2020年,已經連續4年修訂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減少近2/3,但是有些外資企業仍然覺得還不夠。
它們的心理很好理解:錢賺得少了,競爭還很激烈,只要沒法再像以前那樣舒舒服服地賺大錢,那就有各種不滿。
這就容易理解,為何在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的時候,沒有多少美國企業去游說,其中一些人還偷偷揣著幸災樂禍的心思,甚至不乏個別美國企業在背后推動慫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一語中的地說,還是因為個別外企以前在中國的日子太好過了,不管美國政府如何冒犯我們,它們都覺得損失不到自己頭上,還可以繼續賺錢。
必須說,這是非常短視的,或者說是很糊涂的。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短視而糊涂的外企,不僅存在于美國,還存在于日本、歐洲……它們會因此付出代價。
中國已經成長,中美雙方力量發生變化,導致中美關系進入深刻的結構性調整時期。過去一些變通性做法將不再生效,有些玩法也必然會發生改變。
華盛頓不惜動用強大的政府力量,把900多家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各類“實體清單”,打擊、阻斷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正常經營。我們考慮要不要使用“不可靠實體清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美關系如果進一步惡化,必將殃及美國工商界。這個道理對中日關系、中歐關系同樣適用。從這一點來說,謝鋒的話也算苦口婆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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