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暗示，美國浪費了中國嚴格防疫措施給美國爭取的時間，沒能及時采取防范措施。他擔心，新冠疫情有可能成為繼911事件和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在冷戰結束后面臨的第三場重大危機。

據香港中評社報道，坎貝爾表示，首先不得不誠實地說，我們不知道，有許多事情不知道，但確有跡象讓我們擔憂?！拔也徽J為美國已經有效檢測了。中國人采取的難以置信的嚴控措施曾經給予我們時間，但我不確信我們有效使用了那些時間。每天我們似乎都不確信該預期什么，如何在美國擴散，會否見到社區疫情爆發或者密集活動。很明顯，像養老院這種地方在這種時候會有巨大風險?！?/p>

前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圖片來源：香港中評社)

坎貝爾相信，今后幾個月疫情發展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根本性的放緩。他指出，過去幾個月的很多時候，美國在談論是否應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與中國保持距離。“我們將看到許多領域出現短缺現象，包括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生產的藥品和醫療設備都會出現短缺。供應鏈和人員往來受到影響?！?/p>

作為美國知名戰略專家，坎貝爾特別感到擔憂的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有過兩場重大危機，一場是2001年的911事件，另一場是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機。他說，這場新冠疫情可能成為第三場大危機。

隨著疫情發生突變，美國疾控中心一下子成了美國人和美國媒體不滿、炮轟和指責的眾矢之的。

一個個錯誤，不但讓美國錯過了防控新冠疫情的最佳時期，也讓美國疾控中心把自己的“光環”一點點親手打碎了。

為什么這個在世界范圍最權威的機構之一，會犯下這么多低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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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控中心（CDC）的一連串疏漏和失誤，越來越讓美國人對本國的抗疫形勢提心吊膽了。

最新遭殃的，是美國得州第二大城市圣安東尼奧。該市2日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原因是疾控中心誤放了一個在當地美軍基地隔離的被感染者，導致大量公眾接觸。

這名婦女在隔離期內兩次檢測都成陰性，2月29日獲準解除隔離。但人放出去3天，疾控中心才收到之前沒出來的另一核酸檢測結果：呈弱陽性。

市長尼倫伯格極為不滿，抨擊疾控中心沒拿到全部檢測結果就把感染者放了，這樣的松懈和失誤“完全不可接受”。

忍夠了的，不只尼倫伯格市長。

馬特·麥卡錫是美國紐約長老會醫院的醫生，那里現在已成為美國抗疫一線。2日接受采訪時，這位醫生憤怒地說，疾控中心三個月前就承諾的檢測試劑盒，直到現在還沒到他手上。

別的國家每天就能檢測上萬人，而美國卻還沒開始應查盡查。這是“國家丑聞”，麥卡錫說。

他甚至懷疑美國現在已有數千例感染者了，華盛頓州等地1月就可能出現了隱形傳播。

而這，與疾控中心遲遲沒能提供足夠的試劑盒有直接關系。

最尷尬的在于，疾控中心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上加錯，以至貽誤抗疫戰機的損失短時間內難以彌補。

美國紐約時報爆料，說德國研究團隊早在1月就開發出短時間內檢測病毒的方法，被世衛組織分發多國。但美國拒之不用，堅持用自己研制的核酸試劑盒。

不幸的是，它早期提供的試劑盒又出現問題，檢測不準。結果，2月份美國的檢測基本停滯。

如果試劑盒和隔離的疏漏還有“意外”因素，那么疾控中心在“提供指導”這個本職工作上也掉鏈子，就讓美國人更費解了。

美國已有多名感染者治愈。加州等至少三個州的衛生部門和兩家醫院，都向疾控中心分享了相關病例的臨床信息。

這些病例的治療過程對本土其他患者治療極具借鑒意義。疾控中心職能之一就是篩分和匯總信息，形成可為一線醫療機構提供參照的可靠材料。

在應對非典、埃博拉甚至去年以來的美國流感潮中，疾控中心做得都很及時。但這次新冠疫情，它卻遲遲沒能發布相關信息，面對醫學專家和媒體的批評也沒做出什么反應。

除了這些，2月初美國疾控中心的實驗室把被感染者送檢樣本貼錯標簽，導致漏檢；2月底向總統報錯美國首例死亡病例的性別……

短短兩個來月的這一樁樁一件件，怎一個往事不堪回首。

到2日為止，美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102例，死亡6人?？挂咝蝿萦l嚴峻，CDC這個狀態，也難怪美國媒體批評聲一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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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美國疾控中心的表現如此錯亂不堪，也讓一些美國媒體和專家學者實在是忍不住要發泄一下不滿的情緒，民間的批評聲更是不絕于耳。

因為，他們覺得以美國疾控中心的各種榮譽與技術優勢，怎么能在新型冠狀病毒進入美國之后，把自己的“光環”一點點親手打碎了呢？

首先，美國疾控中心的實驗室和其制作的核酸檢測試劑盒，暴露出關鍵缺陷。

今年2月中旬，美國疾控中心推出一款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并向州和地方衛生實驗室發放了數百套。但在檢測和診斷過程中，發現檢測的最后一步（第三步）有重大生產缺陷，出現了“實驗結果不可讀”的情況。

之后，美國疾控中心要求各地將檢測結果寄回亞特蘭大總部，承諾替換試劑盒。然而，這起重大失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直接導致美國對病毒檢測的進展停滯，當時州和地方實驗室無法對核驗作出最后診斷。

此外，據福克斯新聞網3月2日報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一名科學家在調查亞特蘭大疾控中心時，發現負責配裝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的實驗室存在被污染的可能。隨后，政府下令對該疾控中心進行調查。

目前，這一生產流程已經轉移。

美國一些疾控工作人員表示，尚不清楚亞特蘭大實驗室的污染是否導致試劑盒延遲，也不清楚這一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及廣泛性。這個問題是否容易解決，還是一個涉及協議、安全措施或領導力等更廣泛的麻煩，目前也都不清楚。

好嘛，這是一問三不知??！你說，美國民眾看到這樣，能放心么？

其次，美國疾控中心一再錯失防控新冠疫情的最佳時機，導致病毒可能早已進入社區感染階段。

2020年1月21日，美國疾控中心公布了美國境內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該病例為一名30歲男性，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斯諾霍米什縣。

這名患者此前曾赴武漢周邊地區旅行，返回美國時沒有任何癥狀。當他開始出現癥狀時，立即聯系醫生并入院治療。通過病理分析，美國疾控中心確認其患有新冠肺炎。該男子稱，他沒有接觸過冠狀病毒感染患者，也沒有去武漢海鮮市場。

之后，美國疾控中心確診的病例，基本都是有去過疫情暴發國家，或者被已經確診人員傳染的，總體上升的速度并不快。

可是，到了美國發現的第15例本土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例，根本沒有明確的感染源，而且之前一直被拒絕檢測直到危重，因此引發了世界輿論的關注。美國國內也有專家質疑，疾控中心把疑似患者接受核酸檢測的門檻定的太高。

如果梳理一下近期的相關新聞可以發現，2月17日，YouTube上有人曝光美國至今已有千人以上的確診病例（無法證實）。

昵稱為“Dr. Paul Cottrell”的博主發布視頻揭露美國CDC“謊報疫情”

在此之后，開始有美國衛生部門官員表示，病毒可能在美國爆發，甚至可能停學停工；而白宮卻依舊表示自己的防控十分得當。然而，華盛頓州衛生部門發現，通過對該州首例確診病例和2月28日新確診病例的新冠病毒分別進行基因測序，這兩個病例雖然不是直接感染的，但很大可能是有聯系的。

這意味著，新冠病毒在美國很可能正經過仍未確診的感染者，在該地區的社區悄然傳播。研究人員稱，根據兩個病例間的時間間隔以及其他因素，他們間的任何傳染鏈都可能影響數百人。

所以，疾控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已經讓美國的疫情防控錯過最佳時期，早已進入社區傳播階段。

第三，對于疫情擴散形勢的判斷，經常不一致，搞得民眾和媒體不知道該信誰的。

在2月25日，美國CDC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發出警告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可能成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國境內擴散是早晚的事情。

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麥斯尼耶當天在一個媒體簡報會上也說，新冠病毒遲早會在美國傳播。她說：“問題不在于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而在于這種情況何時會發生，以及這個國家有多少人會患上重病。”

她接著警告說：“對日常生活的干擾有可能是嚴重的。”當時，美國有57個確診新冠病毒病例。

但是，兩天之后，美國疾控中心和衛生部門更高級的官員們則強調，美國境內感染新冠病毒的總體風險仍然較低，但病例數的增加在所難免，將繼續針對有可能產生的社區傳播，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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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美國疾控中心這次被批慘了？更大的原因，是它本來在疫情防控上有著相當大的主導權。

“（中國的）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是衛健委領導下的技術部門，疾控中心的特殊位置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要一級一級上報。有的國家疾控中心是直通最高層的，甚至可以直接向社會發布?！?/p>

鐘南山院士在一場發布會上直言不諱。

自從疫情暴發以來，有不少人拿中美兩國疾控中心進行對比，認為中國的疾控中心更像是一個技術建議部門，而美國疾控中心似乎更加名副其實。

這種說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美國疾控中心的確是一個實權部門，它可以根據自身判斷，直接向總統報告緊急情況，同時也能跨州調配物資應對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在一定的情況下，以“反恐”和“國家安全”為名整合起來的各種資源，也可以為疾控中心所用。

因此，美國疾控中心的行動能力，不能說不強。

不過，這個擁有廣泛調動能力的機構，其權力并不是一開始就擁有的。

在1946年夏天，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亞特蘭大的一棟小樓里有些寒酸地開張了。彼時，它的預算只有1000萬美元，員工不足400人。

它的第一個任務是對付蚊子。

此后疾控中心經歷了漫長的“技術顧問”角色，以小管大、互相甩鍋的尷尬局面頻頻出現。

直到2001年。

“9·11”事件發生后，小布什政府做出一個判斷：生物武器是恐怖分子的核武器。

疾控中心由此真正進入國家安全體系，并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安全基石之一，它廣泛的調動能力也始于此。

但如果你以為這種權力不受政治制約，永遠專業獨立，那你可能錯了。

首先，在美國標桿式的三級防疫體系中，疾控中心的確處于最頂端，然而在具體的部署工作上，它依然高度依賴各州政府，機構、企業甚至個人。

也就是說，它負責部署、調配，但是落實得怎么樣，就各有各的說法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疾控中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發出預警，它也的確發出過很多預警，無論是出于專業還是刷存在感。然而它對公眾發出的及時接種疫苗的號召，民眾反應卻相對冷淡，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歷史上出現過幾次因接種疫苗導致的大規模死亡事件，美國民眾對此心有余悸。

我就不打疫苗，你疾控中心能怎么辦呢？

第二，重要應急方案的拍板，還得政客說了算。

比如2016年厄瓜多爾地震，巴西寨卡疫情蔓延，美國疾控中心評估后認為巴西的寨卡疫情對美國威脅更大，援助應該更多撥給巴西。然而最終大部分援助流向了厄瓜多爾，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因為公眾更關注厄瓜多爾，所以政客們更加傾向于把援助給厄瓜多爾。

政治算計產生的影響在這個冬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也格外明顯。

由于大選臨近，兩黨都各自有著自己的小九九。對民主黨來說，這是攻擊特朗普的一個“空手套白狼”的絕佳機會；對共和黨而言，一方面要反駁民主黨的“栽贓”，另一方面還得盤算著這病可千萬別拖到七八月份影響咱大選了。

就連在基本的預案撥款問題上，兩黨都一直處于持續扯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疾控中心又能有多大能力控制疫情呢？

所以，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這話真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