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海軍72周年刷爆互聯網!“大歷史”下中國海軍屬于什么水平?
今天是中國人民海軍誕辰72周年紀念日,也是軍迷們一年一度翹首以盼的“海軍節”。不出意外,有關人民海軍72周年的相關宣傳紀念活動刷爆互聯網,大伊萬的朋友圈也被“海軍節”刷屏了。

上周,我們借著第六個“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機會,向各位讀者科普了中國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國海軍之于中國地緣政治戰略的獨特意義,以及正在逐步發展壯大、逐步“走向遠洋”、強化中近海攻勢防御和遠洋勤務能力的中國海軍。那么,中國海軍的歷史到底是怎樣的、中國的海權思想到底是怎樣的、中國海軍與中國海權,未來又將走向何種發展路線呢?

在大伊萬看來,中國海軍與中國海權放在“大歷史”的角度考量,前后大約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從古典時期到近代的“萌芽期”;二是從近代到新中國成立的“發展期”;三是從新中國成立之后、一直到現在的“成熟期”。在每個歷史歷史,無論是古典中國還是近代中國,都在同海洋發生密切的聯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海軍建設理論與海權思想。
從古典時期到近代的“萌芽期”
先從古典時期維系到近代的“萌芽期”開始說起,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古典中國一直到近代中國,對于海洋的認識處于長期不足的狀態,對于海洋的利用也長期較為落后,至于比較成熟的“海權”思想就更不存在了。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地理因素角度來說,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咱們之前科普過,基本上就是被“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所包圍的廣袤平原,其北部有蒙古高原和東北的茫茫林海、西部有祁連山脈到川西高原組成的高大山系、南部同樣是被橫斷山脈和南嶺上的熱帶雨林阻隔的“瘴癘之地”。而位于“中國本部”的古代中國領土核心區域,自然條件又極其優越,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滿足千萬級人口的農業需求與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統治需求,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古代中國的歷史地理一向圍繞著“中原”和“四角”這一棋盤式的格局展開,對于周邊“四夷”關注程度本身就非常不足,更不用說除了咸水什么都沒有、種不了地也征不了稅的茫茫大海了。

二是從經濟因素的角度來說,正因為古代中國具備極其優越的、幾乎在諸多古文明中無與倫比的雨養農業條件,故而古代中國的主流經濟活動都是圍繞著文明的核心區域展開的,幾乎所有的中央集權制政權都將“中國本部”作為實施統治的重中之重,最多偶爾將統治核心范圍外延到古代中國南方或東北,但是依然沒有超過黑騰線范圍。而從經濟活動的形式上來說,幾乎數千年來都是以封建性質的土地再生產、自然經濟為主,基于資本邏輯的商業活動數量極少,即使存在也很難成為主流,這一切決定了古代中國盡管在部分特殊朝代,諸如宋代、元代存在相當繁榮的海上經濟活動,卻未能在根本上促使古代中國真正“利用海洋”、也未能促使中國出現真正的海權思想。

三是從軍事因素的角度看,咱們都知道,對于古代中國、古典封建王朝而言,最大的軍事上的威脅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口進入馬爾薩斯陷阱的情況下爆發的普遍的饑荒與瘟疫,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大范圍民變和起義,二則是周邊“羈縻和朝貢”體系中部分勢力、尤其是北方的草原民族和東北的漁獵民族一以貫之的“入主中原”的努力。這兩大戰略威脅的存在,迫使幾乎全部的古典中國王朝(清帝國除外)都將帝國的北部防線作為防御重點,而在內部不穩、民變紛起之時,則又往往以彈壓民眾為軍事防御重點。相比之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王朝將海洋作為防御重點,即使存在倭寇威脅的元、明兩代,帝國對海洋方向的防御也是“由陸向海”式的、處于靜止狀態下的岸基防御,幾乎從來沒有試圖將防線從陸地真正推向海洋。

在這三種因素的影響下,共同形成了古典中國對海洋的認知、對海洋的利用、對海權與海軍的態度,那就是:
對海洋的性質與特點認知不足,對于海洋的地理特征缺乏全面的、直觀的認識,整體地理觀停留在以大陸為主的、“天圓地方”的階段;
對海洋的利用相對較弱,盡管古典中國也同樣有“海上絲綢之路”的存在,并在宋、元、明、清四朝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但這種海上貿易與極其龐大且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相比簡直不值一提,并未撼動整個古代中國的政治體系;
對海軍的建設與海軍的認知相對較差,古代中國幾乎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海軍”概念,僅有的水師長期處于近海活動的狀態,幾乎沒有像西歐海軍那樣實施大規模的遠洋勤務和海戰,僅有的幾次海軍的遠洋行動也僅停留在“宣揚國威”之類的層次上。

總而言之,在“萌芽期”的古中國海軍與古中國海權,其實是一直處于發展層次較低、較落后的狀態,直到進入18世紀后,西方殖民者開始從海洋方向打開中國的大門為止。
從近代到新中國成立的“發展期”
咱們都知道,中國從“古代中國”向“近代中國”轉變,是從1840年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開始的,但實際上西方殖民者在古代中國沿海的活動,從明代中后期就已經開始。只不過明末清初時期,來到古代中國沿海的西方殖民者數量少、船只噸位小,也沒有在東亞地區建立比較穩固的、足以作為前進基地的戰略立足點,故而同古代中國并沒有發生太大的沖突。盡管明清兩代政府都對在中國沿海橫沖直撞、橫行不法的“紅毛夷”深惡痛絕,但總歸算是“癬疥之疾”、并未予以太多重視,畢竟當時還有更重要的軍事問題要解決。

而伴隨著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炮聲,從印度直接派出的、數量達到數千人之多、在裝備上更是與清帝國的部隊形成代差的英軍正規軍強勁的戰斗力,讓依然將新疆作為主要軍事防御方向的清帝國大吃一驚,到那個時候這個已經有上千年慣性的古典帝國才發現:時代變了,從大趨勢上來說,伴隨著滿洲軍事貴族的入關和蒙古帝國的滅亡,中國北方不再面臨著傳統游牧和漁獵民族的威脅,當然隨之而來的是更強大的沙俄帝國這一“陸地殖民帝國”的威脅,而原本被視為毫無威脅的海洋方向卻意外地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強敵。

而從軍事角度上來說,近代西方列強對海軍的認識、對海軍的兵力使用、對利用海洋向陸地實施戰略進攻,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尤其是對于海軍借助航速和補給優勢、可以極其方便地實施戰略調動、從而使得自己在外線反而能夠比處于內線的大陸對手獲取戰術優勢的認知極其明確,在數次對華戰爭中西方列強也確實是這樣做的,確保了盡管自己的總兵力少于清帝國,卻往往能夠在局部作戰中形成兵力均勢或壓倒性的優勢,做到“兵力+技術”雙重優勢。而相比之下,由于缺乏鐵路,在面對利用海洋實施大范圍戰略機動、在綿長的海岸線上任何一點都可能上陸、上陸就能形成局部兵力優勢的“洋人”面前,清帝國的任何兵力調動都無法跟上西方列強海軍的機動速度,又不可能在中國數千公里的海岸線上全都擺上重兵集團、處處把口。

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近代中國對海洋的認知不得不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一方面,意識到海洋將成為未來抵御列強來襲的主要戰場之一,當然把跨度放在1840年到1860年的尺度來考量,沙俄帝國對新疆地區的威脅也極其嚴重,這兩大威脅糅合起來,直接導致了清帝國中晚期的“海防”與“塞防”之爭,前者認為可以“棄新疆而保海疆”,放棄陸權、全力強化海洋方向的戰略防御。后者則認為必須“海、陸疆并重”,既確保海洋的安全、也確保陸地邊疆的安全,當然最后在清帝國的操作下,“海防”、“塞防”兩派都得到了相當多的戰略資源,也都拿出了一定的戰略成果;

另一方面,則是意識到傳統的、面對海洋的靜態防御本質上是不可取的,單憑岸防部隊和沿海炮臺,幾乎沒有可能擋住西方列強進攻的步伐,起碼要具備一定的“跟隨機動”的能力,也要具備一定的前出防御并拓展防御縱深的能力。這種對海岸防御與海軍建設的認知,直接帶來了清帝國晚期著力操辦的“組建近代海軍”的戰略決策,并成為北洋艦隊、福建海軍、南洋海軍三支具備較好的近代化水平的海軍的源頭。

盡管如此,平心而論,近代中國對海洋的認知、對海洋的利用、對海權與海軍的態度,依然處于相對較低的欠發展階段:
在對海洋的認知上,“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算是第一次明確了海洋的性質與地理特征,盡管地緣政治思維依然沒有超脫出傳統的“天朝上國”思維,但起碼有了一定的、基于海洋視角的進步;
對海洋的利用上,近代中國算是被“被動”地拋進了近代國際貿易體系中,甚至還稀里糊涂地白撿了一個海關的洋人關長,第一次見識到了利用海洋開展的國際貿易體系,甚至還開始了近代化近程;
對海權和海軍的態度上,盡管清帝國通過了組建近代海軍的決策,但對海軍的認知其實還停留在“海岸防御的延伸”這一戰略層面上,對于西方典型的海軍與海權思想認識不足,在清帝國的眼里,海軍艦艇其實和陸軍的邊防部隊沒有什么本質區別。
從新中國成立之后、一直到現在的“成熟期”
那么,在新中國建立后,人民海軍的建設、人民海軍對海權的認知又經歷了怎樣的變革呢?大伊萬其實在上篇文章中已經提到了一部分了,新中國建立后,人民海軍在海軍建設和對海權思想的認知上,可以說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兵力建設領域以“空潛快”三者為主,這種兵力建設路線背后反映出來的海權邏輯,實際上與法國“青年學派”戰略比較類似,依然停留在海岸防御作戰階段,海軍的戰略要從屬于陸軍的戰略;
第二個階段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在兵力建設領域以“應急作戰”為主,這種兵力建設背后反映出來的海權邏輯,與提爾皮茨和科洛姆的“存在艦隊”戰略有些類似,即通過有效構建第二島鏈以內的火力殺傷區,拉高強敵的預期介入成本,通過有效的戰略威懾迫使強敵的大艦隊放棄介入的打算,也就是所謂的“以艦隊決戰的決心,迫使強敵放棄艦隊決戰”。

而以目前中國海軍正在推進的、且未來可能會繼續深化的海軍建設與海權戰略,大伊萬認為應當是“提爾皮茨”型與“馬漢”型或“科貝特”型的混合體:
在中近海領域,中國海軍將通過建設更有質量、威力更強的海軍航空兵、岸導、岸防部隊,并與中國海警部隊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近岸防御與專屬經濟區巡邏巡防等作戰任務,同時進一步強化第二島鏈內部的火力殺傷區建設,不斷拉高強敵試圖介入局部戰爭、對我軍實施軍事冒險和艦隊決戰的成本,迫使強敵放棄在我軍的優勢區域與我軍打大規模戰爭的打算;
而在遠海領域,中國海軍將更多地利用自身的遠洋護航能力確保己方遠洋商船與海上貿易路線、重要海外利益的安全,同時試探性地取得印度洋海區部分制海權,并有一定的可能性開始慢慢嘗試由海向陸類型的戰略力量、兵力投送,以更好地保護自身的航運路線安全與海外利益。

而這種兵力使用與海軍戰略邏輯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國人對海洋、對海權認知的全面深化:認識到海洋安全關乎國家安全,海洋運輸關乎國家命脈,只有掌握了海洋,才能掌握新中國復興的命運。
完美錯過“大艦巨炮”時代
在清帝國海軍、尤其是“洋務運動”之后的清帝國海軍軍備建設領域,清帝國海軍比較強調戰艦的技術優勢和火力優勢,這也帶來了當時有“東亞最強”之稱的“定”、“鎮”二艦。但是,清帝國對于海軍戰略、海軍的兵力運用基本等于兩眼一抹黑,即使手中握有東亞最強的鐵甲艦,也無法有效地運用這些優勢兵力;同時,清帝國在海軍兵力建設的持續性上不強、慣于躺在既有的成果上睡大覺,這都決定了清帝國海軍最終的悲劇性結局。

《戰艦世界》中的無畏級戰列艦
而在武器裝備上清帝國也開始遠遠落后于西方強國,而就在大清帝國茍延殘喘的最后幾年,西方國家的海軍進行了兩場深入的變革,首先是1895年從鐵甲艦到前無畏艦,然后是十年后的從前無畏艦時代到無畏艦時代,“大艦巨炮”“男人的浪漫”才真正登上歷史的舞臺,而這與彼時的中國已經毫無關系。

《戰艦世界》中的日本戰列艦
而對于民國海軍來說,由于彼時的舊中國積貧積弱已久,且各軍閥之間彼此混戰不休,在海軍建設上幾近毫無建樹,僅有的一部分艦艇,也都是留下來的清帝國剩余產品,盡管民國海軍曾經有發展“雷擊艦”和“巡洋艦”的軍備計劃,甚至還一度對航空母艦這種新銳艦艇比較感興趣,但最終所有的軍備計劃什么也沒弄成,落得了一個沉船江陰的結果。

《戰艦世界》中的美國“中途島”號航母
而在繼承了民國的部分舊船、在“三手”美援和蘇援艦艇上成立起來的新中國海軍,卻很快迸發出了超強的戰斗意志與戰斗力:盡管新中國初期的中國海軍僅有少量美國支援國民黨、隨后又被中國海軍繳獲或起義來歸的登陸艇,中國海軍卻能把這些破爛不堪的登陸艦艇給恢復到良好的可用狀態;盡管蘇聯提供給中國海軍的只有少量鋼制甚至木質魚雷艇,中國海軍卻能用它來擊沉國民黨海軍的大型炮艦。這意味著,一支嶄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式海軍,已然出現在東亞的大海上。

新中國海軍的起點:“鞍山”艦
而與中國海洋實力不斷上升不大相匹配的是,中國的海洋權益的群眾基礎似乎并不夠。這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為中國幾乎完美錯過了近代“大艦巨炮”的戰列艦時代,中國人對于海戰沒有直觀深刻的認識。此外,同西方那些有著深遠的海洋貿易與戰爭歷史的國家而言,他們經歷早期的海洋貿易、發現世界的大航海時代、包括一戰二戰在內的幾百年的海戰歷練,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是踏實本分的農耕民族,中西方對海洋的認識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中國需要一個對海權意識的全民再教育,當然這種“再教育”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大艦巨炮男人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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