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抗疫啟示錄:過冬真沒那么難
文 | 沐蘭
當疫情來襲,首先要考慮的當然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與健康。其次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保障經濟。畢竟,人活著就離不開經濟為基礎,個人如此,國家亦然。而一個國家的經濟情況如何,是由每一家企業的經營狀態匯集決定的。所以,探討疫情考驗下的日本企業,就等于是探討疫情考驗下日本的經濟。
疫情也好,經濟危機也罷,企業面對任何考驗時能不能活下去的條件就一個:現金流。有錢,企業就活著,沒錢,企業就等于死了。哈姆雷特的經典提問“生存還是死亡”對于人生是一個哲學問題,對于企業就是一個簡單的數學題:還有多少現金?是的,現金!現金!現金!簡單,直接,粗暴,拋棄所有繁瑣的財務推算和花哨的概念,看看銀行賬戶的最后一行數字,企業擁有的現金直接決定了企業能不能活,能活多久。
那么,日本企業現金實力如何呢?日本財務規則有一個概念叫“內部留保”,是指企業稅后利潤中不分紅也不輕易動用的一部分現金,所以叫“留保”——?留著保命,這個名字很形象吧!打個通俗的比喻,相當于我們個人敢拿去存定期的最不會動用的現金。
先猜猜日本企業“留著保命”的現金有多少?再來看看日本財務省的官方統計:

從2008年開始,日本企業的現金“留保”就一直明顯上升,2012年以后增長勢頭更加迅猛。截止到2018年度,日本企業存著不動的“留保”現金已經達到了463兆日幣,折合約30兆人民幣。兆這個單位咱們都不常用,一兆要在1后面帶12個0?,太難計算,折合成美金更容易表達。463兆日幣折合約4.43萬億美金。再強調一下,這些錢,都是存在日本企業的現金。
而圖片里的統計還去掉了現金儲備最充足的銀行等金融企業。如果把金融行業加進來,截止2018年度,日本所有企業的“留保”現金儲備大概是526兆日幣左右,折合約35萬億人民幣或5.04萬億美元。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呢?日本2018年的國家GDP是4.97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日本企業的現金儲備略高于日本一年的國家GDP總額。
假想一下,全日本所有企業和個人都停工一年,一點點GDP都不創造的情況下,只要日本企業把現金儲備拿出來,還能實現1.4%的GDP增長。(GDP來自三個領域:政府投資,企業投資,個人消費,因此,日本企業只要把原本留著不動用的現金用來投入生產就是直接創造了GDP)。日本企業的現金儲備足以回答“國家還能活多久”的問題了,“疫情下日本企業能活多久”的問題已經太簡單了,
因為數字太大,可能會有人質疑 “內部留保”真的都是現金嗎?“內部留保”的英文翻譯是“retained earnings”,翻成大白話就是“攢下來的利潤”,在資產負債表中“內部留保”作為“利潤盈余金”計入。“利潤盈余金”的計入標準有三條:1,來源是企業的利潤——借來的錢和收到的投資都不算;2,存在企業內部——只能老老實實趴在公司賬戶或存保險柜;3,必須是錢——存在企業內部的來自利潤的錢不是現金還能是什么?
非要較真的話,我在前文提到的日本企業5.04萬億美元的“內部留保”要回答“日本企業有多少現金”確實不夠精準,這個數字比實際的現金儲備要少。日本企業的現金資產除了“企業留保”,還有“注冊資本” “利益準備金”和“資本準備金”。“注冊資本”好理解,后兩個都是日本國家立法強制企業必須儲備現金的義務。
“利益準備金”就是企業給股東分紅的情況下,分紅總額的最少1/10就必須作為“利益準備金”存在公司里。“資本準備金”是公司成立時必須存入的一筆資金(不超過資本金的1/2),這筆錢企業絕不能輕易動用,只有在經營惡化的時候才能用來救命。因為這兩個準備金的金額都是隨時可能變動的,所以沒有準確統計數據,提供一個參考吧,2018年度日本企業的注冊資本總額是140兆日元,折合約1.33萬億美金。
按照慣例,日本商界討論企業現金實力時,還是優先列舉“內部留保”的數據,所以我們也回到“企業留保”的討論。日本企業為什么能存下這么多現金,是因為日本企業太黑心利潤率太高嗎?日本財務省發布的全國企業統計報告中,排除金融保險行業,2014-2018年度日本所有其他企業的五年平均稅前利潤率是5.08%,日本企業的稅負有多重呢?法定稅率是34.62%,全球第二高。這些賺了5.08%的利潤又交了世界第二高稅率的日本企業卻自覺攢下了4.47億美金的現金。
我們感慨某企業現金流充裕,就會說“口袋好深”。面對日本企業,口袋已經不足以形容現金儲備的深度了,這是在挖洞啊。我突然想到,日本企業的戰略是不是也是跟中國學習的:深挖洞,廣積糧。
深挖洞就不再贅述了,這現金流的儲備實力已經足夠驚人。廣積糧又體現在哪里呢?我對“廣”的理解就是大家常說的“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日本企業并不是隨便“撒幣”亂投資,而是基于主營業務的邏輯,大力投入研發尤其是探索性的研發。
2004到2018年的14年間,全球投入研發的資金最多的1000家公司里,日本有160家公司上榜,是占比最高的國家,超過了美國。研發有多重要,來看一家知名日本企業在危機之后成功轉型的案例——索尼。“
普通人的印象里,索尼手機不行了,電腦賣不動了,游戲機也爛,公司肯定快倒閉了。實際上,今年1月索尼公司股票創造了2002年以來的新高。2019財年第三季度數據顯示,索尼實現銷售收入226億美元,凈利潤21億美元。“企業留保”呢?索尼有27.3億美元的現金!光憑這27.3億美金,要看到索尼破產恐怕不那么容易。
確實,索尼傳統的音樂影視游戲電子產品業務都全面萎縮,這是時代變遷的大勢所趨。但是,索尼多年來致力于傳感器的開發,傳感器相關業務部分的收入同比大漲29%。業內朋友告訴我,索尼的傳感器業務已經是世界最強。2017和2018年,索尼一年投入的研發費用大概是44億美金,在日本企業的R&D投入排名里名列第四。
再舉一個跟最近的疫情密切有關的例子。日本國內宣布的最有希望的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居然是早就消失在我們視野里的富士膠卷集團生產的。大家都用手機拍照了,富士膠卷就該倒閉了吧。不,富士膠卷投入了護膚品的研發生產,尤其是防曬產品一炮而紅。想想也是,膠卷的感光技術轉到防曬霜也是挺符合邏輯的。
但是,富士膠卷沒有止步于防曬霜的成功,運用自己在圖像處理技術上的積累,致力于降低CT掃描等醫學影像技術對人體的輻射量,同時增加對人體器官病變的準確判斷。更意想不到的是,平息埃博拉疫情的特效藥也來自富士膠卷旗下的日本富山制藥公司。再看富士膠卷的財務數據:年研發投入15.6億美元,“企業留保”是21億美金的現金。對比一下,曾經和富士膠卷比肩的柯達膠卷,經歷出售資產,破產重組后,2018年財務狀況依然是嚴重虧損。
深挖洞,廣積糧,是不是只屬于日本的大公司?疫情對現金充沛,業務布局又充分的大型企業當然不會造成什么影響,但是日本的中小企業能應付這一場疫情嗎?那么,首先我們要明確一下日本對大中小型企業的劃分標準,以及各型企業在日本商業社會中的比例關系。
日本官方標準是注冊資本規模和雇傭的員工數量。簡單概括,零售業,服務業和批發業的中型和小型企業注冊資本大約5000萬到1億日幣(300-600萬人民幣),建筑運輸制造業的中型和小型企業的注冊資本上限提高到3億日幣(約1500萬人民幣)。這其中,雇用人數在5人以下就是小型公司(建筑運輸制造業的小型公司是雇傭員工20人以下)
再看看日本大中小型企業在社會經濟的比例圖:

從左到右的圖形分別顯示了:企業數量,從業者人數和企業收入。最直觀的感受,代表大型企業的綠色部分從最左邊的幾乎看不到,到右邊占據了超過半壁江山。而相應的,代表小型企業的橙色部分則從最左邊的壓倒性優勢變成了最右邊的僅僅十分之一。也就是說,日本中小企業加起來的數量占了企業總數的99.7%,貢獻了社會70%的工作崗位,日本企業年收入的44%也來自中小企業。日本的大型企業只有1萬家,養活了30%的上班族,但日本企業年收入總和的一多半(56%)來自這一萬家大型企業。
正如對抗疫情是要把人群劃分為健康/輕癥/重癥人群,再施以不同的保護和治療政策。對大中小型企業當然也要在經濟上給予不同的對策。
就像絕大多數新冠肺炎的輕癥患者可以自愈,日本大企業憑借現金儲備和業務布局足以自保。我們再回顧一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相關數據和比例。日本大型企業只有1萬家,中型企業51萬家,差不多是1:5的比例。我們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測,大型企業的業務不可能局限于1萬家同等規模的企業之中,大部分中型公司的業務收入得益于大型企業。此外,日本中型企業的資本大約有60%來自外部投資,而日本企業間投資的主要來源正是大企業(專業投資機構絕大多數本就是大型企業),所以可以推論日本的中型企業大多來自大型企業有投資。
這意味著日本的大型企業不僅能自保,還能保住有投資或業務來往的中型公司。在應收應付賬期上略給一些空間,不少中型公司就足以喘口氣了。而日本社會中創造89.7%的收入的大型和中型企業基本安全,日本政府可真的是“如釋重負”。
而小型企業就岌岌可危嗎?回到“現金留保”這個指標,2018年度,資本金一億日幣以下的中小型企業的現金留保總額有160兆日幣(1.53億美金),也就是說,受疫情直接沖擊最大的零售業,服務業和批發業的中小型企業的賬戶里趴著1.53億美金,不至于企業馬上倒閉,但現金周轉會有些吃力。所以,日本政府的援助戰略也就很清晰了:解決小型微型企業的現金流周轉問題。
日本是小國,小政府,只能“集中力量辦小事”。對抗疫情,集中力量確保重癥患者的醫療資源,降低死亡率。援助經濟,拿出1.6兆日元(折合約1100億人民幣)幫助小微企業資金周轉。
戰略雖小,要執行的卻是一整套非常細致而且不斷完善的細則。比如,第一批整理了40個受到疫情負面影響較大的細分行業,又在3月6日緊急追加到了192個細分的行業,應該差不多是把全國各行各業的細小環節都梳理了一遍。資金用途劃分很細,比如有專門給旅游觀光業的企業給員工全額發工資的政府補貼。為了幫助企業了解使用這套規則,日本全國各地方政府設立了1050個針對小微型企業的援助窗口。
目前看來,日本的社會經濟基本一切照舊。除了健身房關門了,其他幾乎所有商業業態都照常經營。連“在家辦公”都沒有推廣開來。一個有趣的現象,我知道的中國公司在日本的子公司都在家辦公了,純日本公司中基本除了幾個巨頭型的公司給政府面子開始了在家上班,絕大多數還是盡量維持現狀,稍微錯開上下班時間或者給員工分組輪流來公司。
日本企業和上班族的堅持上班,導致日本政府又貼了一大筆錢——學校停課后,日本政府要給請假在家照顧孩子的員工發補貼。補貼額差不多是每天的工資,上限是每人每天8330日元(人民幣552元)。這個上限基本也是有年幼孩子的年輕上班族的日工資上限了。更細致的一點是,自由職業者/私營業主原本工作時間就很彈性,但政府還是為在家照顧孩子的自由職業/私營業主中的父母提供每天4100日元(人民幣272元)的補貼。不過日本政府也挺精明的,3月份日本所有學生本來就有兩周的春假,日本學校停課相當于提前兩周放假。所以目前政府補貼也是暫定發放到3月15日。潛臺詞是,原來孩子就要放假兩周,這期間政府可就不補貼了。
日本政府的這一系列政策正確嗎?不知道。因為沒有人知道疫情會怎么發展。而所有的策略也在不斷調整和細化。指責和批評是最容易的,做決定才是最艱難的。因為政府,企業,甚至我們個人的決定,都是基于無數的未知。
面對未知,現金充足的日本企業也并非高枕無憂。日本最密切的經濟伙伴中國美國韓國通通受疫情影響嚴重。傳統產業的日本企業大多面臨原本設立在中國等地的工廠無法如期開工的問題。日本動畫都出現了延期播出,因為中國的動畫制作公司不能按期交付外包的工作。中國的經濟不完全恢復,全球海洋上的貨運集裝箱都嚴重不足,即使一家日本企業專門做葡萄牙或者瑞典這種還沒有疫情影響的國家的貿易,同樣會受到全球物流停滯的打擊。還有對日本企業最全面的影響因素——日元匯率波動。
沒有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沒有企業可以成為唯一的贏家。即使某家企業短期內出現業績收入的增長,最終還是會被其他產業或者金融環境而影響。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走進超市拿起一樣日常用品,一盒蔬菜肉類時,萬里之外一個國家的疫情影響也許會層層傳遞到那小小價簽上的數字。
這場疫情,不僅在醫療健康上,也在經濟上成為了全球的考驗。
但是,日本企業給出了應對未知的一種方法:為“最壞”作準備,即使不知道最壞有多壞,什么時候會到來。
除了現金儲備,日本率先提出了一個戰略 “ChinaPlusOne”,意思是“中國加一”,簡單來說就是要在中國之外設置至少一個生產基地。可以是東南亞,所以日本是在東南亞投資最多的海外國家。可以是本國,所以日本依靠本國的工廠率先恢復了口罩的供應量。而波及各地的“搶廁紙”危機也在日本最快速度結束了,因為日本的廁紙幾乎百分之百是本國制造。
并不是日本看衰中國。相反,正是因為日本覺得中國越來越重要,越來越依賴中國,所以他們才需要在中國之外“加一”作為保障。這就是一種無時不在的危機意識。也正是這種危機意識,讓我們看到日本企業驚人的現金儲備。
巨額的現金儲備,在危機時自然是最大的屏障,在平時卻無異于資源浪費。按照我在美國學到的EMBA教育,公司留著太多現金簡直太不聰明了。不僅不應該存太多現金,還應該積極地貸款,吸引投資——借錢花才是最聰明的,用別人的錢幫自己掙錢啊!
僅僅在這一點上,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就是兩種極端。然而,這兩種極端并不分對錯,也沒有高下優劣,畢竟每個國家文化經濟背景不同,政府的政策和企業的戰略都只能借鑒,無從套用。非要評價的話,我只能說兩種做法的差異本質是追求的目的不同。美國企業追求的就是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日本企業追求的呢,我覺得就是三個字:活下去。
日本企業就是這么滿滿求生欲,連日本政府都無能為力啊!其實日本政府都想不通,國家都強制企業留出資本準備金和利益準備金了,為什么企業還要自發地存那么多“企業留保”的現金,拿來投資消費拉動國家GDP不好嗎?企業拿出10%的現金來投資,就是GDP百分之十的增長,哪個政府不想要呢。
日本政府提出過,“企業留保”要交稅的政策,被稱為“北風政策”,結果企業聯合抵制,推行不了。政府又提出,“企業留保”如果用于投資可以抵稅,稱為“陽光政策”,結果日本企業還是聯合抵制,推行不了。反正,日本企業就是鐵了心要存上足足的現金,大概是深得中國戰略思想真傳:“手中有糧,心里不慌。”
我倒是很喜歡這兩個政策的名字:北風,陽光。經濟的世界里,永遠是北風和陽光交替而來,多少在陽光下燦爛的企業,突然就死在一股北風之下。也正如世間有四季,春播夏種秋收冬藏,其實每一個環節都缺一不可,但遺憾的是,最容易被忽略卻最攸關企業存亡的環節是“冬藏”。這場在春天開始席卷全球的疫情,把世界的經濟帶入了冬天。要應對這個冬天,和以后一定會再來的冬天,滿滿求生欲的日本企業更適合在冬天用來學習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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