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等待下一個余承東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市值榜,作者丨若善,編輯丨嘉辛
不到一年的時間,因美國制裁,從巔峰跌落谷底,是華為手機業務最真實的寫照。
在華為最近的P50系列發布會上,全系手機產品被迫拿出逆潮流的4G版本、為補足供貨妥協使用驍龍芯片,足見華為窘境,余承東“因為這兩年多美國的四輪制裁,我們的5G芯片現在只能當4G用”的解釋多少讓人感到悲壯。
商業戰爭最怕不進則退,更何況手機市場早已進入存量爭奪階段。過去一年,友商們早已在華為被迫退出的土地上插滿了紅旗。
回溯過往,華為手機業務故事的簡單版本是,一家全球電信設備制造龍頭企業決定轉型,從做運營商貼牌手機開始,歷經近20年,成長為移動智能手機時代的一霸,巔峰時占據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第一的位置,消費者業務在集團營收占比中一度超過五成。
如今墜跌之后,華為需要找到新的動力源。過去近一年,華為包括業務調整、人員調動在內的一系列動作,似乎都在向外界宣告,華為云、AIoT、“造車”是三個新的方向。
但何其難。云、AIoT、汽車業務所面臨的早已是一片紅海。
更現實的一個問題是,過去余承東是那個沖鋒陷陣、大殺四方的將星,是華為消費者業務的關鍵人物。近來華為圍繞云及汽車業務所做的人員調整,余承東還是關鍵人物。
華為要想走出當前困境,需要下一個“余承東”站出來,或許,一個還不夠。
01、浮沉,余承東居功至偉
華為手機業務始于2003年,華為終端公司成立,主要生產與運營商合作的貼牌手機。
但做貼牌機有著三大天然短板,一是利潤低;二是主動權被握在運營商手里,經營好壞更依賴運營商業務好壞;三是諾基亞、TCL等盛名之下,無商標的貼牌手機并不利于品牌推廣。
不死不活近5年后,2008年華為有意出售終端業務部分股權,美國私募股權公司貝恩資本和銀湖,是最接近達成交易的兩家,但在華爾街金融危機影響下,這場交易幾乎在最后一刻戛然而至。
交易沒談攏,不如好好做下去。
任正非痛定思痛,在2010年將手機業務升級為三大核心板塊之一,從低端貼牌機轉向高端自主品牌。也正是在這一年,智能手機時代的大幕緩緩拉開,3月,雷軍攜小米下場,開啟二次創業。
從2B到2C,是一場艱難轉型。華為沒有C端基因,過往開疆拓土的華為人,也缺乏C端市場的操盤經驗,任正非需要一個能立馬上陣打硬仗的人。
被選中的是余承東,在這之前他所有的經驗都在無線事業部,在奉行“成王敗寇”的華為,接手消費者業務,于他而言無異于一場大考。而華為此前做貼牌機的經驗放在當下并不完全適用,研發、渠道、銷售幾乎都要從零抓起。
起初余承東阻力重重,他上任后砍掉3000萬部低端手機,讓華為終端銷量從2011年的1.5億臺降至1.2億臺。
這導致當年終端內部元老發起一場“倒余運動”,以任正非一句“不支持余承東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告終后,余承東大權在握。
接下來的2012年,有傳言稱任正非因在使用D1(售價3999元)的過程中頻繁遭遇死機,當眾將這部手機摔在了余的臉上。
為了扭轉團隊基因,余承東幾乎夜夜與團隊開會。他只要一抓住機會就充滿激情地長篇大論,關鍵詞是意識,在他看來,消費者意識,是終端團隊,甚至是華為最缺少的東西。
在渠道布局上,他幾乎是違抗任正非“只做電商不做線下”的指示,選擇了線上線下齊頭并進,為華為后來的渠道網絡奠定了基礎。
2013年6月,余承東終于等來了為自己正名的時刻,這年發布的p6銷量一舉超過400萬臺,經此一役,余承東算是站穩了腳跟,華為高層也同意了余承東將原有產品系列榮耀獨立成子品牌的提案,華為終端手機業務“華為+榮耀”的并行格局初成。華為消費者業務也由此駛入快車道。
2015年,Mate 7系列手機大獲成功,標志著華為在高端市場站穩腳跟。根據IDC數據,這年四季度智能手機出貨量中,華為以1790萬臺居首位,其全年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1.08億臺。
余承東自然居功至偉。從2010年至2019年,在他執掌下,華為消費者業務營收由2010年的309億元增長至4673億,增長超過15倍。2020年上半年,華為營收4540億元,同比增長13.1%,其中消費者業務收入為2558億,營收占比高達56.3%。

美國的四輪制裁為華為手機業務摁下了暫停鍵。
被芯片卡脖子后,其手機業務已經跌入谷底,優勢變為劣勢。P50發布會前一天IDC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國內智能手機出貨量排名中,榮耀、vivo、oppo、小米、蘋果分列前五,已然看不到華為的影子。
去年這個時候,華為手機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占比還高達45%左右。
可以預見的是,若無法在短期內解決芯片難題,華為手機業務的下跌趨勢勢必繼續延續。
02、轉向,誰是新的掌舵者?
任正非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成功的導向,有時還會是阻礙。”
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里,華為手機業務浮沉近二十年,從一家貼牌廠商到一度成為全球出貨量最高的品牌,不可謂不成功。
但如任正非所言,華為如今再度轉向,聚焦華為云、AIoT以及汽車業務,同樣是一場前途未卜的大考。
誰會是又一個像余承東一樣沖鋒陷陣、大殺四方的將星呢?華為過往的發展史上,“英雄造時勢“的例子多如牛毛,如今時勢擺在眼下,誰又將是那個力挽狂瀾的英雄?
從近期的多輪業務調整以及人員調動來看,余承東依然是關鍵角色。
2020年華為成立Cloud&AI BG,云業務地位再升一級,再到今年初,余承東兼任Cloud&AI BG總裁;
5月份進行的人事調整中,余承東華為云CEO的職位被免去,轉而擔任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 CEO。

華為不缺人才,執掌云業務的徐直軍自1993年加入華為,歷任無線產品總裁、戰略與Marketing總裁、產品與解決方案總裁、產品投資評審委員會主任等職,現為華為董事會成員、輪值CEO;掌舵華為汽車業務的王軍系技術出身,早已成為華為的中流砥柱。
但到目前為止,像余承東這樣既能持槍上陣、也能在大后方穩定軍心、還能于無聲處攪動風云的大將之材,在任何一家公司都具備稀缺性。
更何況,當下無論是云業務還是汽車業務,所面臨的境況與彼時手機業務大不相同。余承東接手手機業務之時,雖無異于從零做起,但好在市場一片藍海,而如今無論云業務還是AIoT以及汽車業務,都早已一片紅海。
AIoT領域,小米是橫亙在眼前的一座大山;云服務領域,IDC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公有云lasS+PaaS市場數據顯示,阿里云占據40%的市場份額,騰訊云、華為云分列二、三,市場份額均為11%。

至于汽車業務,自去年底華為公布HI全棧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以來,雖其高層反復強調華為堅決不造車,任正非更是發出了“誰再建言造車可調離崗位”的警告,但從未打消外界疑慮。
無論將來造不造車,可以肯定的是,華為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這口蛋糕,已經動了大心思,但同時,這條賽道也早已人滿為患。
擺在華為面前的一個難題在于,由誰來帶領這些業務殺出重圍,為華為打開局面。
一個余承東顯然已經不夠用了。
03、變局:會不會出現下一個李一男?
如果現有高管團隊里很難找出第二個像余承東這樣的大將,那值得討論一個問題便是:有沒有可能出現第二個李一男?
早期的華為在干部任用風格上相當激進,大多數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都有過一兩年被破格提拔兩至三次乃至5次的“火箭”經歷。
比如李一男。這位15歲就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的“天才少年”,在1993年加入華為后便創下了最快晉升速度:
入職不到兩天被破格提拔為工程師,半個月升任主任工程師,半年后晉升至中央研究院副總經理,兩年后再升至華為公司總工程師兼中央研究部總裁,4年后成為華為公司常務副總裁。
成為華為常務副總裁的時候,李一男27歲,這是華為乃至全行業最年輕的副總裁,外界一度將其視為華為的接班人。
但這位天才少年沒能為任正非所有,最終離開華為。
四年后,李一男創辦的港灣網絡,收購了從事光網絡產品的公司鈞天,觸及到華為業務,雙方開始交惡。任正非甚至成立“打港辦”,針對李一男。
這場鬧劇最終以華為17億收購港灣、李一男回華為工作兩年畫上句號。但對任正非的影響卻一直在持續。
《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一書的作者曾寫過這樣一段故事:
2002年的某一天,華為中國6大研究所的頭領們齊聚北京,在華為北京研究所向任正非匯報工作。當講到成立不到一年的某公司(港灣網絡)是華為未來的主要威脅時,任正非臉色鐵青,一把將桌前打印好的文件撕得粉碎。
書中寫道,“從此之后,華為領導層對任何的‘腋下之瘡’開始戒備并部署手術臺了。”
2019年華為正式對外公布“天才少年”計劃,當時任正非在華為公司EMT(經營管理團隊)內部的講話中提到,“今年(2019年)將從全世界招進20-30名‘天才少年’,明年我們還想從世界范圍招進200-300名。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鰍’一樣,鉆活我們的組織,激活我們的隊伍。”
這些天才少年要面臨超過7輪左右的面試流程:簡歷篩選、筆試、初面、主管面試、若干部長面試、總裁面試、HR面試。
問題是,當下的華為,是否還具備培養出下一個李一男的土壤?
在華為心聲社區關于“天才少年”計劃的討論中,呈現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支持派“熱血沸騰,千軍萬馬上戰場!”
疑慮派則更多提及,“不要有條條框框”。有人說,“希望天才少年能夠得到一些權力,以不被土壤所同化或壓制。”也有人說,“天才少年?博士都留不住,還想找天才少年,天才少年就適合華為?就能激活隊伍?”

同在2019年,華為發起了一場關于博士員工群體為什么流失的大討論,有離職員工反饋,“在華為,申請轉部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提就會留給領導的印象不好,后面會影響績效。”
華為人力資源秘書處總結稱,內部轉崗過程政策的不透明、種種的過程潛規則、部分主管人才的“私有化管理……”,讓他們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走了之成為無奈之舉。
在華為心聲社區,關于公司“螺絲釘文化”的吐槽不絕于耳。“華為的螺絲釘研發文化,對于大公司本身來說是好的,可以保證公司前行,但對個人成長缺少幫助。”一位員工這么寫道。
甚至有一種說法是“應屆生是普通螺絲釘,博士生是高端螺絲釘。”
一個項目、一條業務線的操盤者,不僅要懂一線業務,更需要把控全局的能力。做一顆螺絲釘,固然可以在崗位上發光發熱,但如果沒有靈活的提拔和輪崗機制,沒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余承東。
一家公司發展壯大到一定階段,必然會面臨“螺絲釘文化”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這能保證企業運轉效率,但也可能扼殺掉一些員工的積極性。
對華為來講,那很可能會錯過下一個“余承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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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田濤,吳春波;
[3]《余承東:華為改造華為》,獵云網;
[4]《華為手機往事:一個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飯桶戴老板;
[5]《華為余承東的少數派報告》,中國企業家;
[6]《天才李一男的“不歸路”,所有高光時刻都留給了華為》,FN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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