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通常會對資源強勢家庭發揮出更多的數字紅利。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數字金融在不同地區間存在差異，發展水平較高的家庭往往可以理所當然地取得更多的數字金融溢出效應；

二是，數字金融發展依賴于互聯網渠道的普及，在我國農村、中西部等落后地區，家庭的網絡基礎設施較為薄弱，居民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也更為缺乏，會導致他們難以獲取或難以接受新興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改變，從而抑制數字金融發展對家庭資產組合的優化作用。對此，我國在推進數字金融發展時，要注意不同地區的平衡發展，防范數字金融發展帶來的新的“數字鴻溝”。

一、數字金融發展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多樣性的作用機制

數字金融發展通常對經濟發達、網絡設施完善地區的家庭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數字金融發展可能是通過提高信息獲取能力、提升投資者金融素養以及增加家庭財富等方式實現紅利下放，進而促進家庭的理性投資。

（一）拓寬互聯網信息渠道

從供給端來看，數字金融發展為家庭提供了更豐富的金融資產選擇、更便捷的互聯網交易平臺和更完善的金融市場機制，能有效減少市場摩擦，消除消息低效和不對稱風險。家庭互聯網信息渠道的驅動作用將進一步激發家庭的投資理財需求，進而改善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決策。綜上所述，數字金融發展能夠通過拓寬互聯網信息渠道，減少市場摩擦來提高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多樣性。

（二）提升投資者金融素養

從需求端來看，隨著數字金融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將其業務和營業網點轉移至線上，這在為投資者提供金融服務和信息便利的同時，也使家庭隨時隨地處于各種金融場景中，可以在無形中提升投資者的金融素養。

而豐富的金融素養也有助于家庭更好的理解金融市場，作出正確理智的投資決策，從而進一步提高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多樣性。本文從家庭金融知識和金融風險態度兩方面入手，驗證金融素養是否是數字金融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多樣性的重要渠道。

二、相關政策建議

從效率角度出發，數字金融發展能有效促進家庭分散化投資、實現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結構優化；但從公平角度出發，落后地區受到“數字鴻溝”的影響難以充分發揮出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決策的促進作用。因此，我國在大力推進數字金融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農村、中西部地區的數字化進程，兼顧效率與公平。

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完善數字金融發展模式，針對性地實施差異化政策。首先，我國應加快傳統金融服務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構建有序開放、合作共贏的數字金融發展體系。傳統金融機構可以利用金融科技的技術優勢和信息優勢，有效擴大數字金融的覆蓋范圍和滲透效率，并向投資者提供更便捷、更包容的金融服務。

其次，我國政府應加強數字金融的研發投入，通過給予創新型企業、復合型人才等一定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來積極推動數字金融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多樣化的金融產品供給能降低數字金融服務的準入門檻，更好地滿足不同家庭的理財需求，進而提高金融服務的公平性、緩解落后地區金融理財的排斥現象。

最后，政府可以根據不同經濟地區和受眾群體的需求來制定差異化的政策措施，以實現數字金融服務的精準實施。對于農村、中西部等落后地區來說，要更加注重投資門檻的降低以擴大數字金融的受眾群體，可以向投資者推薦低門檻、低風險、基礎性的金融投資品；

對于城鎮、東部等優勢地區來說，可以持續推廣精細化的金融服務以滿足不同家庭的多樣化需求，擴大數字金融的覆蓋范圍。同時，政府要持續考察數字金融政策在弱勢家庭中的落實情況，保證差異化政策的有效扶持。

第二，強化網絡投資渠道建設，緩解信息不對稱風險。首先，我國應該加大對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提高家庭互聯網理財的客觀條件。一方面，我國要格外注重偏遠落后地區移動終端的普及和網絡信號的覆蓋，確保各地區互聯網的平等接入，進而緩和數字鴻溝，提高弱勢家庭參與金融投資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機構對智能終端的功能研發和規模推廣，通過在智能終端中嵌入基礎性金融服務、便民服務等功能，來提高居民的信息獲取能力，并潛移默化地改善居民金融投資習慣。其次，政府應積極推進社會信用信息體系的建設，利用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實現居民信用信息的評估。

數字技術的利用不僅能降低金融機構信用評估成本，還能提高個人信息的透明度，進而能幫金融機構有效控制違約風險，擴大數字金融服務的授信范圍，優化金融市場供給環境。最后，政府要加強對金融數據和個人信息的管理，強化互聯網投資渠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對此，我國應在家庭投資理財過程中不斷進行身份識別、網絡認證等安全流程，以避免金融數據和個人隱私的泄漏。同時，我國也應對信息過度采集、濫用隱私數據等現象采取嚴格的懲罰措施，以維護互聯網投資環境的穩定。

第三，提高投資者金融素質，降低家庭投資的自我排斥。對于數字金融供給者來說：一是要加強金融機構對數字金融服務的宣傳培訓力度。金融機構利用其網點優勢可以定期向偏遠地區、低端人群等薄弱環節開展宣講會、進行媒體宣傳，能夠有針對性地根據居民的投資需求進行金融產品介紹和投資理論普及，能有效的提高民眾的金融素養，并在一定程度上方式社會分層矛盾的激化。

二是要健全金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協作機制。一方面，政府要督促居民及時準確地做好風險自我評估工作，避免主觀認知偏差而造成的投資決策失誤；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與金融機構、行業協會、監管部門等多方力量進行合作，共同防范金融業務與數字技術融合產生的系統性風險，通過為家庭金融投資提供全方位保障來增強居民的投資意愿，降低家庭的自我排斥。

對于數字金融需求者來說，投資者在進行金融資產配置時應自覺學習相關金融知識，充分考慮資產組合的風險和收益，并根據金融市場變動不斷調整金融資產配置，必要時可以咨詢專業理財顧問來優化家庭投資組合。

第四，完善數字金融監管體系，保證家庭財富穩定增長。隨著數字金融應用場景的不斷擴展，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已不能滿足金融投資市場的需求，政府應根據數字金融的特征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和監管機制，防止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并保障家庭財富的穩步增長。

在完善數字金融法律法規方面，我國政府應通過立法、修法等方式將數字金融正式納入法律體系，并加強法律體系的配套性和可操作性，著重解決數字經濟背景下的金融數據保護、跨境投資監管等問題，從而保證居民的合法投資權益。同時，數字金融作為一種新型金融發展模式，政府在其拓展過程中也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進行法規調整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復雜情況。

在完善數字金融監管方面，我國要建立適用于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型金融監管框架，通過動態監管、科技監管等方式預防金融風險。此外，我國還可以利用現代監管科技實現對金融監管模式的創新，以保證國家監管的靈活性、開放性和先進性。例如，數字金融推行可運用“監管沙盒模式”，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不斷試錯和迭代，逐步完善監管機制；監管機構也可以利用分布式賬本技術實時掌握數字貨幣運行信息，從而削弱金融監管的信息不對稱風險。

第五，消除數字鴻溝，大力提高數字金融的適老性改造。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數字金融的互聯網偏向不利于老年人充分參與金融市場，同時由于老年人對數字金融的信心不足和自身素養較低，會進一步引發老年群體對數字金融服務的排斥，不利于普惠金融的發展和公平正義的實現。

對此，我國應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共同推進數字金融的適老性改造。首先，金融機構應充分考慮到老年群體的身體狀況、資產情況、風險偏好等要素，開發出易操作、易普及的適老性數字金融產品及服務。

例如，利用生物識別、口述命令等技術幫助身體不便的老年人輕松獲取金融服務，或者利用數據算法精準識別、統計老年客戶在金融服務使用過程中存在的操作錯誤和認識錯誤，及時修正風險，進而提高數字金融的易得性。其次，金融機構應著重預防針對老年人的欺詐性交易，及時發布風險提示信息，并利用人工智能識別和攔截電話詐騙，幫助老年人識別金融欺詐陷阱。

最后，我國應充分聯合政府、金融機構、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為老年人制定合理的金融知識普及課，用通俗的語言和簡單的形式不斷提高老年人的金融素養水平，以消除數字鴻溝。

文/軍山湖大閘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