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么不接電話？”

如果問當今世界什么樣的國際關系最重要，那么絕大部分美國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將中國放在首位。即便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民主共和兩黨在中國問題上的態度也比在俄羅斯問題上更為一致。

年初由新一屆眾議院所設立的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個委員會的全名可能更適合展現它的意圖，即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乎上至九十九，下至還會走的美國人都知道中國已經是美國指定的戰略競爭對手。

對于被指名的對手，美國終于展現出自己的政治效率。無論是壓迫日本和荷蘭加入芯片制裁聯盟拒絕向中國出口先進的光刻機，還是建立AUKUS聯盟向澳大利亞出售核潛艇，亦或者是在臺灣問題上愈發高調的表態，美國正在以全方位的圍追堵截告訴我國，他們對待對手絕不會手軟。

然而，在中美競爭日益激烈的同時，美國又始終在那表現出所謂的“負責任”態度。前有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在接受FP采訪時說中國經常不接美國的電話；后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七國集團外長會議上公開宣稱美國期望推進與中國的關系，但北京需要明確表明自己的意圖。在美國人的眼中，中國似乎是始終不遵守規矩的新興破壞力量。潛臺詞顯而易見，即亞太地區的動蕩責任全在中方。

美蘇冷戰爭霸的路徑依賴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舉動充滿了精神分裂的痕跡。民眾樸素的直覺都可以意識到一邊打人臉一邊又說要好好合作是一件荒謬的事情。但在國際政治中，這一反直覺的事實反而擁有了某種合理性。

一方面，美國確實想要遏制中國的崛起，避免中國成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嚴重威脅；這也是美國大力扶持各路盟友對中國形成各種包圍網的原因。

另一方面，美國同樣深切意識到，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是不可控的事件；尤其是在雙方都擁有核武器的情況下，與我國全面沖突很有可能會出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局面。美蘇冷戰是這種局面的典型表現。在美蘇都無法徹底擊敗對方的情況下（或者說力量均勢的情況下），對危機進行潛在管控符合雙方的實際利益。雙方可以將諸如奧匈帝國王儲被刺殺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的偶然性突發事件盡可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降低偶然性因素對整體規劃的影響。

或者更簡單的說，美蘇的危機管控機制是由兩個相互矛盾的命題構成的。第一，美蘇都想干掉對方。第二，美蘇都能毀滅對方。自身的毀滅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美蘇只能在相互競爭獲取優勢的同時，又盡可能避免同歸于盡這一結果的產生。

在美國看來，美蘇冷戰的基本模型可以移植到與我國的競爭之中。一方面，中美之間是兩種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無論出于什么樣的目的，我國的做法在現實上挑戰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也是科林·卡爾首先將中美之間定義為國際秩序規則之爭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爆發直接全面沖突不符合兩國的利益。兩國都將遭受到嚴重的軍事和經濟損失；極端情況下，輻射世界觀所描繪的兩國共同毀滅場景也不是不可能發生。換而言之，美國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應該接受美蘇冷戰時期一樣的做法，避免偶然性因素導致危機失控。這也是為什么2021年1月6日事件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會親自給我國打電話的原因。

冷戰式溝通是一種陷阱

美國的想法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對于美蘇冷戰管控機制的刻板移植實際上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現狀的不同。在美蘇冷戰時期，現狀是存在兩種不同的國際政治秩序。雙方都可以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循環系統。但在今日中美競爭的情況下，現狀是美國在冷戰后對國際秩序的高度控制。

換而言之，在國際政治中還沒有出現一套與美國在現實中平行競爭的國際秩序系統。人類命運共同體承擔著未來的期盼，但在當今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它還需要時間轉化為現實的秩序基礎。

上述情況直接導致一個有趣的問題。無論全球秩序情況如何，至少亞太地區現有的秩序對美國更為有利。從新加坡到菲律賓再到日本和韓國，美國的軍事基地散落在這些國家的各個角落。這些國家也長期服從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缺乏反抗美國的能力。而我國力量投射的增強將以改變現狀作為客觀性的事實。

于是，在美國人的眼中問題變成這樣：一方面，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和蘇聯一樣接受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另一方面，中國的行動破壞了冷戰期間美蘇共同維持現狀的做法，所以中國是游戲規則的破壞者，是不負責任的新興國家。

這套思路對于我國民眾而言，無疑顯得十分別扭，但是如果用臺海問題上美國的具體做法進行解釋就顯得非常自然。在臺海問題上，美國的官方政策包括承認一個中國，不反對兩岸最終和平統一；承認《與臺灣關系法》中對臺灣的防御責任。總而言之，這些會自相矛盾的政策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維持兩岸關系的現狀。

在美國人看來，維持兩岸關系現狀是維護整個國際秩序現狀的一部分。整個國際秩序在為美國帶來利益的同時，也為世界帶來相對的和平和穩定。畢竟再壞的世界警察也是警察。因此，美國在這里實際上創造了一個新的等式，即維持現狀就是維持世界和平。這才是美國在國際場合如此自信的原因。

與之相反，我國增強實力的做法就

美國國防部當然清楚臺灣和烏克蘭在戰場條件下的巨大差異。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就指出，一旦發生臺海戰爭，美國及其盟國不可能像俄烏戰爭一樣給臺灣提供大量的物資援助，唯一的辦法是在此之前盡可能武裝臺灣，提高臺灣進行不對稱戰斗的能力。與這種“豪豬戰略”相對應的是廣泛和全面的經濟和政治制裁。通過破壞對我國至關重要的出口貿易，迫使我國重新衡量武力收復臺灣的成本和收益。

美國的做法是否有效不是本文關注的內容。更值得思考的是，美國從上到下對維持現狀的癡迷。這究竟是美國人自身歷史慣性下的認知偏見，還是有意為之的陷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我國并沒有陷入到美國的預設思路之中。科林·卡爾在抱怨我國沒有接電話的同時也承認，中國似乎認為危機溝通機制本身是在為美國提供機會。換而言之，我們認為解決中美印太糾紛的辦法就是美國承認現狀的改變，從西太平洋逐漸撤退。

問題是，對于美國而言，這種撤退是不可接受的。這意味美國完全拋棄自己在西太平洋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優勢，也意味著都印太盟友框架的全面破碎。在這種情況下，危機管控并不具備美蘇冷戰下的維持現狀的意義。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訴求至少現階段缺乏妥協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選擇沉默應對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畢竟，美國進行危機管控背后的訴求就是維持現狀。我國一旦進入到這一預設的陣地，美國自然會指責我們是現狀的破壞者，是不負責任的大國；從而強化自己行為的道德正當性。

不接電話之后，接下來怎么辦？

但同樣不得不承認的是，即便我國不跳入美國的邏輯中，我們依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依舊嚴重壟斷解釋權的情況下，西方的聲音將會得到不成比例的放大。至少對于普通的西方民眾而言，我國會呈現出一種愈發負面和不可靠的印象。這也是美國民眾越來越普遍支持對華強硬的原因之一。以至于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莫斯不得不跳出來警告，如果所有人都是對華鷹派將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更為關鍵的是，我國暫時也沒有特別適合的方案在短期內扭轉這一局面。畢竟，構筑自身的文化自信和國際話語權是需要長時間積淀的過程。這種話語能夠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需要更長的時間。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顯然不會放棄自己已經獲得的優勢地位，進一步保持甚至擴大自己的優勢。

但無論如何，突破冷戰框架的限制，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能夠使得我們以相對沒那么被動的姿態應對美國的節奏。從爭取時間的角度看，與俄羅斯，乃至與印度的親善都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在印度非常看重自己作為地區獨立大國的情況下，幫助印度保持自尊心可以幫助其避免滑入美國的陣營。

當然，國際政治局勢風云突變。朋友和對手的關系轉換無常。打破美國所預設的冷戰話語只是我國全面復興的其中一步，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道路依舊需要不斷探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