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斐君
來源：斐君思享匯（ID：feijunsixianghui）

這幾天，盧沙野大使一番話引起“友邦驚詫”，一直是全網關注的焦點。

所謂“友邦”是否驚詫，我根本不在乎，愛咋咋地，我關注的是國內一些人對盧大使的批評和質疑，這件事值得好好說說，因為它反映了一些深層次的東西。

這些批評人士的話，拉里拉雜一大堆，核心觀點無非是——

對外不能太“戰狼”，不要“咄咄逼人”；

要重視統戰，不要輕易得罪“友邦”；

要講理，要以理服人，要遵守“國際慣例”；

這些批評人士，除了極少數網友，大部分是磚家學者教授，集中于傳媒、法律、國關等領域。

眾所周知，這些都是對外打輿論戰和議題設置的關鍵領域，這些領域如果人才濟濟，有劃時代的大家和大思想、大思路，我們的輿論戰一定會打得非常精彩，但正是以上批評人士的存在，導致我們長期以來輿論戰偏被動，好不容易這幾年有所扭轉，特別是這次盧大使的主動出擊和主動設置議題，斗爭效果非常得好。對此，廣大愛國網友拍手叫好，于是，這些人坐不住了。

平心而論，這里面除了少數吃里扒外的貨，多數主要還是受“溫良恭儉讓”文化的影響，以及被PUA慣了的緣故。

這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很常見，他們善于反思、自省，總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而不是從外部找原因，而西方人恰恰相反，都是求諸于外、暴取豪奪，讓別人反思，自己絕不反思。

這種骨子里喜歡反思的弱者心態、凡事講理，是病，得治。越是大變局加速，越是斗爭激烈，越得治。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西方列強當年崛起時，他們那些主動作為、非常強勢、為國家利益張目的開拓者和學者。當然，這里不是在贊美他們，只是拿他們與當下我們的專家學者們做個對比。

比如，日本侵華前，日本學者拋出“崖山之后無中華”、“滿蒙非中國”、“中國只有漢地十八省”，人家為日本的利益發聲。

比如，美國作為一個后進的殖民者，在遠東問題上拋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

比如，西班牙拿到了美洲的金銀，葡萄牙拿到了亞洲直航貿易路線，英國學者提出“合法劫掠”，直接搶劫西班牙寶船，跟英國王室分成。

而荷蘭人更進一步，直接讓學者兼律師的格勞秀斯搞出了自由海洋法和國際法，從“法理”上宣布西班牙、葡萄牙壟斷海洋商路為非法，打破了兩牙對海洋的壟斷。

再比如，英國人為了搶劫北美印第安人的土地，他們發明了一個詞“實際占有”，什么意思呢？即，印第安人處在原始狀態，沒有將人的勞動與土地結合起來，所以并沒有實際占有土地，土地即是無主之地，于是，搶劫是不存在的，英國人開始耕作才算是實際占有。

……

為什么我們沒有格勞秀斯這樣的人，為我們的利益張目，為我們的利益發聲，為我們的利益而直接發明一套國際規則體系，而不是總想著如何普世、如何接軌！

究其原因：

一是弱勢心態和PUA慣性；

二是學術能力不行，他們長期以來只是照搬照抄，頭腦里完全是西方灌輸的東西，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三是沒有經歷過實戰，穩坐書齋里，只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打轉轉。

等等等等。

國家競爭，表面上看是拼制度、拼經濟、拼軍事，實質上是拼戰略型人才。大爭之世，哪個國家涌現出更多的戰略型人才、戰略家群體，哪個國家就能勝出。國家競爭，歸根結底是戰略型人才的比拼。對于這一點，這幾年我是深有感觸，不吐不快。戰略型人才的短缺，是我們必須盡快補齊的一個短板。

由于工作關系，我經常與智庫和專家學者們打交道。跟他們交往得越多，越發現他們當中一些人已經淪為落后力量，他們的知識儲備和戰略水平，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民族復興的要求。

這里說的智庫學者并非公蜘，公蜘已經是過街老鼠，不值一提；而智庫學者們更多的是糊涂、戰略短視。他們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以“老成謀國”的樣子，來規勸我們不要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改變現狀將遭到打擊……如果按照他們的規勸，中國只有繼續跪。

毛主席的一段話非常適合他們：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正是這些人，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容易被美帝國主義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皿煮個人主義”的擁護者。美帝國主義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1949年《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與人民群眾接觸的越多，越發現群眾的樸素智慧；與專家學者們交往的越多，越發現知識與見識完全是兩碼事。人民群眾已經全面覺醒，一些專家學者還在原地踏步，他們即使愛國，也是很慫的愛國，發抖的愛國。他們完全不清楚對手要干什么，不知彼，也不知己。

這些人根本不懂美國人是什么樣的心態。別看他們一個個留學美國，他們根本就不懂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永遠崇拜贏，那是一個永遠要贏的國家。只有把他鎮住，讓它明白，哦，我贏不了了，它才會老實。

承平日久，育人選人機制應該要盡快跟上百年大變局的形勢，這是非常緊迫的問題。熱熱鬧鬧無比喧囂的中國學術界、智庫界，其實鮮有卓見。

他們為什么成為落后力量了呢？

一是學術利益。這些人跟西方學術界是利益深度綁定的?？课鞣浇o他們撐腰，在國際期刊上發文章，奠定自己的所謂學術地位，都是這樣混上來的。二是其他利益。當代理人、代言人、吹鼓手。

還有一部分人是后知后覺，反應遲鈍。沒跟上決策層的節奏，有些人到現在都沒明白“大變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偉大斗爭，他們沒真搞明白。這真是“高貴者最愚蠢”。

他們不會動態的分析問題。他們心目中的美國還是20年前的美國。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也還是20年前的中國。

往深了挖，他們成為阻力，有兩個思想根源。一個是五四走過了，一個是80年代走過了，都失去了文化自信，過猶不及。2012年后，我們加了一個“文化自信”，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由此變成“四個自信”。這個文化自信加得太有必要了，可以說直擊本質。

而這些人，之所以成為大變局時代的阻力，就是因為骨子里沒有文化自信，這是幾十年積累下來的，一時半會兒也難改變。

中國很多社科類知識分子常常游離于社會現實之外，變成特別不接地氣的一群人。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老大難問題，就是知識分子如何與基層民眾相結合的問題。如今看來，這個話題一點都沒有過時。

一些文科知識分子要想真正為國家民族做出貢獻，要經過一番心靈的洗禮，否則還是會變成不接地氣、脫離大眾的一群人。好在，這些人盡管提建議，也有影響，但不會左右根本大局，改變不了大勢。

還是那句話，大變局這個大勢根本無可逆轉，中華民族要登頂這個趨勢，誰也擋不住。我們要搞自己的先進制造業，搞全產業鏈，要占領價值鏈最高端，要堅定的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誰也擋不住。說什么廢話都沒用。這些人，要么因為謹小慎微，要么因為利益，會有一些干擾而已。

相信管理層應該也意識到這些人和現象。如果細心就會發現，上面的講話和表態，跟這幫人說的風馬牛不相及，甚至完全相反。最值得欣慰的是，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了，人民正在全面覺醒。

總而言之一句話，這些人阻擋不了大勢，改變不了大勢，這股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將沖決一切落后力量及其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