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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客島按】

前段時間，聯合國迎來75周年系列紀念活動，多國領導人發表了講話。毫無疑問，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體系依然是世界多邊主義外交的重要舞臺。

近年來，個別西方國家鼓吹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嚴重挑戰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一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應讓世界更加團結一致應對病毒挑戰，但事實是有的國家甩鍋、拆臺，讓全球抗疫舉步維艱。

怎么理解“后疫情時代”的全球性問題？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展開了一番對談。

鄭永年（圖源：網絡）

1、俠客島：國際組織是近代產物。在聯合國成立之前還有“國際聯盟”（下稱“國聯”）。對比一戰后成立的國聯，您如何評價二戰后成立的聯合國？

鄭永年：成立國聯的初衷是好的，當時國際糾紛太多了。從歷史看，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是從歐洲產生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主權國家間的戰爭。在國際政治中，主權政府是最高政治實體，不存在高于主權國家之上的權威。為了協調主權國家之間的利益糾紛，達到遏制戰爭、實現和平的目的，國際聯盟、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應運而生。

為什么國聯沒有運作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當時國聯內部沒有民主公平。大國（戰勝國）往往起主導作用，小國則是依附大國“搭便車”。國聯解決不了初衷和實效之間的矛盾，最終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加上國聯內部列強間的矛盾，注定了它的消亡不可避免。

二戰后聯合國取代國聯，相對而言，聯合國是一個開放型組織。國聯主要成員是西方列強，聯合國的包容性更好一些，包括二戰后獨立的國家也不斷被吸納進來，目前已有200多個成員國。雖然聯合國內部還是有大國起主導作用的重要機制（比如安理會等），一定程度上也在公正性原則和國際現實間有所妥協，但聯合國機制上的民主性、公平性相對較好。

聯合國總部大樓（圖源：網絡）

2、俠客島：此前美國退出了一些聯合國下屬機構，比如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等。一位曾在教科文組織長期工作的島友告訴我們，美國經常對該機構表達不滿，覺得自己雖是第一大國，但話語權不夠，機構中的一些小國聯合起來，美國也左右不了。您怎么看？

鄭永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美國在聯合國體系內扮演著主導角色。衡量大國的標準之一，就是看這個國家能提供多少國際公共產品。

但大國本身的地位不是固定的，國家間均衡狀態也是動態調整的，這跟各國國力消長有關。比如在聯合國早期，歐洲國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后來，戰后經濟迅速增長的日本，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等，都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不同國家角色的相對變化能否及時體現在聯合國體系內？這就涉及所謂“聯合國體系改革”的問題。

作為主導者的美國，對這種變化滿意嗎？我們看到，美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在下降，包括拖欠聯合國會費，不愿意在一些重大國際事務上出力（氣候變化、控制疫情等），但美國作為主導者，并不愿意放棄自身的位置。理論上，美國承擔著聯合國體系內最大的責任，但其現有能力與此已不相匹配。

2018年6月，美國官員宣布，美國將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圖源：新華社

3、俠客島：所以有些人擔心，美國對現有聯合國體系的不滿，會使其不斷架空該體系，甚至另建一個國際組織。

鄭永年：重起爐灶的代價很大。雖然美國對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不滿意，但大部分西方國家不這樣看。

應該說，聯合國是很成功的，盡管內部有很多爭執。75年來，地區性、零星的戰爭沒有斷過，但是大的戰爭沒有發生過。聯合國在世界各地維持和平、協調各方。包括維和部隊、世界銀行、WTO、世衛組織等，都是聯合國體系的一部分，起到了很大作用。

現在世界的共識是聯合國應該存在，也應該改革，但不是推翻現有聯合國體系。

問題是，美國內部民粹主義、超級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深刻影響了國際體系。美國不僅在聯合國體系內退群，就連美國自己主導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雙邊或多邊同盟關系都要伸手破壞。美國若真的放棄現有國際體系另起爐灶，還能保持領導地位嗎？

美國在二戰后成為國際社會的“天然領袖”，是因為當時歐洲列強打得不可開交，元氣大傷。二戰后，美國是被“邀請”來做世界領袖的。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美國要架空現有體系，還會有其他國家邀請美國當世界領袖嗎？法國都說要組建“歐洲軍”了，只要美國稍微理性一點，就會對此有比較客觀的認識。

美國現在很“憤怒”，認為國際體系的問題是中美之爭，比如在疫情中把世衛組織說成被中國“綁架”“收買”，這很沒道理。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里的地位，取決于該國作出多少貢獻、提供多少國際公共產品。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提供的產品多了，在體系內的地位自然會上升。

此外，美國還覺得自己不該跟“小國”一樣只有一票，應該有更大話語權。這是國際體系實際運作和國家實力原則的矛盾，有點類似于西方國家選舉中，窮人和富人都只能投一票。但如果聯合國體系變成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這個體系就回到國聯的老路上去了。

2020年7月，世衛組織在日內瓦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全球疫情。圖源：歐新社

4、俠客島：當今世界確實存在很多重大的、沒法靠一國完全解決的國際問題。比如氣候、貧困、生物多樣性、性別平等，等等。現在民粹主義泛濫，很多國家覺得“外部與我無關”、本國利益最大，但實際上如果不合作解決問題，很多國際問題會通過“負外部性”蔓延到本國。

鄭永年：是的，單個國家能解決的問題就不叫國際問題了。相比氣候、饑餓等，中美爭議的問題是“小問題”。

以前美國可以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產品，或者出錢讓盟友提供。隨著美國國內問題的積累，加之以前管得太多，其在國際舞臺上越來越力不從心。因此，本屆美國政府希望戰略回撤，減少對國際事務的卷入；但如果你不能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他國家就要補上這個空缺，否則國際體系就解體了。

從美國自身的利益出發，這種調整是必要的。但是把國際問題簡單化成不斷退群、搞單邊主義，是完全錯誤的。病毒傳染難道跟美國無關嗎？金融危機不會傳導嗎？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不會影響到美國嗎？

歸根結底，還是美國對國際體系的理解有問題。按照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的說法，每個國家都是聯合國的“利益攸關方”，各自提供公共產品，提供多少是動態變化的。但美國現在的理解是，這些國際空間都是我的，不是中國的，你提供公共產品多了，就占了我的國際空間。這相當于把國際空間看成私人財物，是帝國主義的邏輯。

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美國就會把“一帶一路”、亞投行理解歪了。中國說這些只是補充，沒有說要取代原有體系，也沒說要取代美國的地位。在中國看來，你不做的，我做一點補充，且這種補充也是開放的，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這本來就是多邊主義的。這就是視角不同。

矗立在聯合國總部花園內的“打結的手槍”（圖源：網絡）

5、俠客島：現在很多人在討論“后疫情時代”的國際體系。疫情已經讓大家看到了“不合作”對國際體系的沖擊，那未來怎么辦？

鄭永年：疫情的教訓是很明顯的。實際上這次世衛組織發揮了很大作用。美國說要跟世衛組織撇清關系，但美國疾控中心實際上一直跟世衛組織保持著信息互通。75年過去，一個很清楚的事實是，大家還是需要國際組織，人類社會沒法退回到此前相互孤立的狀態。歷史上，國際體系的重建往往以戰爭為先導，但戰爭的代價太大了。

《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就呼吁，各國政府要聯合起來解決問題。哪怕是看上去很個人化的議題，也需要國際合作。比如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可以通過稅務合作、共同打擊逃稅漏稅來間接解決；國際刑警組織則可共同打擊犯罪。

有人說“先辦好自己的事”，不要太操心國際問題，這種理念是狹隘、自私的。好比一個家庭內部，如果每個人都很自私，家庭怎么維持？一個國家以自己為主沒問題，但也要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偉大領袖當年就說，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不矛盾。

美國特別強調local（本地化），比如希望通過貿易戰達到貿易平衡。但如果光看本地、不看國際，美貿易逆差實際上在增加。美國今年7月的貿易逆差又達到12年來的最高點。這就說明，光靠本地化視角解決不了國際問題。

這不是說國家內部的視角不重要。經濟全球化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一些國家沒能力做好重新分配。小國不加入經濟全球化就窮，一加入可能富，也可能完蛋。所以，一定要達成地方利益和國際利益的均衡。

現在確實是關鍵時刻，如果各國不能達成共識，真的很糟糕。中國現在是國際體系和多邊主義最堅定的維護者。美國當然希望中國幫著提供更多的產品，幫著美國“減負”。但如果什么是公共產品由美國定義，怎么提供也由美國決定，這就沒門兒，中國有自己的定義和方式。歐洲國家現在也是這個態度。

我覺得，美國應該放寬心態，允許各國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不要總是指手畫腳的，不然別國肯定不樂意。

采寫/公子無忌

編輯/點蒼、九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