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版的“新棚改”!
原創: 顧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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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關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審議通過。
會議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實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
2005年,遼寧大地煥然一新,為響應省委號召,省政府發布了遼政辦發[2005]16號文件,即《全省城市集中連片棚戶區改造實施方案》,開啟了全國棚戶區改造的遼寧試點。
兩年的時間,遼寧改造了1212萬平棚戶區,建設了1931萬平回遷樓,改善了120萬戶居民的住房條件,遠超“16號文件”中說的,“用兩到三年時間完成806萬平方米的棚戶區改造”的目標。
起草文件的人當時并不知道,這份文件將深遠影響中國之后十余年的經濟路線,重新定義十億中國人的財富。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全球需求斷崖下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得不繼1998年之后,再一次祭出房地產夜壺,開啟了大規模“保障性安居工程”。
安居工程是個政策筐,如何排列組合,以誰為主,都是要經過充分討論,最終各方博弈出來的結果。
就像1998年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福利分房的時代終結,中國開啟貨幣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讓人民群眾自己買房子。
但實際上,對于商品房如何搞,上海已經搶跑“內測”了七年,正好97東南亞金融風暴爆發,倒逼出了這個“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同樣,應對全球危機,中美歐之間既要相互博弈,但博弈結束后,也要相互配合,大家輪流去抗。
2008年美國先爆次貸危機,美國印錢刺激,2010年歐洲隨后爆歐債危機,歐洲印錢刺激,2014年中國爆房地產庫存危機,隨后中國印錢刺激。
三個經濟體錯位爆發危機,避開了全球的共振。
只不過,無法對外輸出危機的中國,想要跟著歐美印錢,就只能想辦法為超發人民幣找到回籠的工具。
而這一輪殺入決賽的兩個方案,分別來自遼寧與上海。
2011年,國務院下發了國辦發[2011]45號文件,其中第二條第三款明確要求,“加快實施各類棚戶區改造,改造資金由政府適當補助,住戶合理負擔。”
同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發《上海市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征收房產稅試點的暫行辦法》,也在遼寧棚改方案之外,另搞出一套上海房產稅的辦法。
兩套方案各有利弊,也各有擁躉。
最終,錘子在2013年落下,在新一屆國務院的常務會議上,來自遼寧的新總理強調了棚戶區改造的重要性,要求調整優化投資安排,壓縮一般性投資,集中資金重點用在棚戶區改造這個“刀刃”上。
甚至還在兩會報告中立下軍令狀,“要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
由此,新一輪棚改的正式全面啟動。
隨后,時任遼寧省長陳政高,這位打響棚改第一槍的悍將,奉調入京執掌住建部,把遼寧的棚改經驗進行全國范圍的推廣。
在國家隊有央行配合國開行的貨幣化棚改PSL,地方P2P和各種金融交易所的支持下,中國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強的一波房地產的高歌猛進。
中國也憑借著房地產透支的稅金,推動了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西方的產業鏈和技術大規模的引入,
讓我們迎來了持續多年的高速發展。歷史不會簡單的重復,但是會踩著相似的韻腳。
21-22年美國印錢救市,22-23年歐洲印錢救烏,23-24中國也該出手救經濟了。
過去幾年,上海一直熱衷于城中村的改造,搞上海模式,而近期,北京突然開啟了平急兩用的大規模試點,搞了套北京模板。
隨著問題開始暴露,“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也將繞過阻撓,迅速出臺。
或是上海的拆城中村,或是北京的平急兩用,或者兩者一起。
前者重市中心,魔聚全資源,偏重市場化融資,后者重市郊,畫圈攤大餅,主要靠財政掏錢,都有著各自的地域特色。
上海方案的拆城中村需要大規模的募資和金融杠桿,所以馬夫人又變回了小甜甜。北京方案的平急兩用需要央企和金融機構牽頭,所以雄安最近露臉也比較多。
參考2014,關注京滬的人事動作,大概就能判斷出啟動的時間。
而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樣,那就是這一輪大規模基建的范圍很小,只局限在全國那十來個超大特大城市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