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洋愷宏觀 ，作者George

1900年，中國國力處于歷史最低谷。

八國聯軍大舉侵華，強迫我國簽署《辛丑條約》，規定賠償白銀4.5億兩。沙俄則趁機侵占東北地區，中國一度處于被瓜分的邊緣。

然而，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國卻迎來了國運上升期。

1910年中國工業產值連世界前十都排不進去，但2010年中國就發展成世界最大工業國。

在這一百年的時間里，我國成功抓住了十次外部機遇，從瀕臨分裂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國。

1 第一次國運：一戰加入協約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被集體卷入進來。這場戰爭持續了四年，德國、沙俄、奧匈帝國垮臺，英國、法國則元氣大傷。

一戰期間中國出口訂單暴增，帶來大量關稅收入：

一戰導致歐洲殖民體系開始瓦解，為了應付戰爭，西方國家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控制。

由于出口訂單激增，中國輕工業發展迎來短暫的春天，工業產值保持兩位數增長，大量鐵路和電報線被鋪設。

在一戰前，沙俄對我國北方領土長期虎視眈眈，有吞并東北、內蒙、新疆的野心。

一戰后，沙俄垮臺，新成立的蘇聯根基不穩，主動與中國緩和關系，并廢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條約，我國北方暫時安定了下來。

俄羅斯和德奧占《辛丑條約》賠款比重50%：

一戰后期，中國以輸出幾十萬華人勞工為代價，成功加入協約國陣營，并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國際地位大大提升。

巴黎和會一度被視為中國外交的恥辱，但其實不然，雖然山東的權益被日本暫時竊取，但中國卻被免除了《辛丑條約》規定向德國、奧匈帝國賠款的義務。

由于沙俄垮臺，沙俄這部分也免于賠付。俄國、德奧占《辛丑條約》賠款比重50%，如此一來中國賠款壓力大大下降。

再加上此前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這部分錢用于創辦留美預備學校，也就是清華大學），中國實際支付的辛丑賠款僅為原本設定的一半。

雖然巴黎和會上山東權益被日本竊取，但這一問題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得到解決。

在英美的施壓下，日本撤出山東，并歸還膠州灣。不僅如此，參會國還簽署了《九國公約》，在中國執行“門戶開放”原則，要求各國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

會后，臭名昭著的中日《二十一條》被廢除，日本的侵華野心被大大遏制。

也就是說，由于一戰成功加入協約國陣營，以及后來的凡爾賽—華盛頓會議，中國不僅減免了一半的庚子賠款，還收回了山東權益，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一躍成為國際聯盟創始國。

《色佛爾條約》規定的土耳其領地（黃色）：

相比之下，站錯隊的奧斯曼帝國則被列強瓜分，曾比肩大清的土耳其國土面積減少71%，從世界大國淪為中等國家。

倘若中國當初也像土耳其那樣站錯隊，加入德奧陣營，最后可能也逃不脫被瓜分的命運。

山東會被日本竊取、新疆會被蘇聯趁火打劫、西藏會被英國侵吞、云南會被法國蠶食，長江流域則會被列強長期控制，那可真是國將不國。

2 第二次國運：二戰加入同盟國

如果說一戰是20世紀第一次列強分蛋糕，那二戰就是20世紀第二次分蛋糕。

二戰前中德合作典范——德械師：

在1937年之前，各國之間合縱連橫，爾虞我詐。昨天可能還是盟友，今天就會變成敵人。

當時中國同時跟美國、蘇聯、德國保持良好關系，面對日本的威脅，起初中國試圖引入國聯調停，借助英美的力量壓迫日本讓步。

但由于英美奉行綏靖政策，有意扶持日本對抗蘇聯，該計劃陷入泡湯。

后來中國又試圖與蘇聯合作，共同對抗日本。

但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卻盤算“禍水南引”，不僅拒絕為中國提供安全保障，還主動挑唆中日矛盾，試圖讓中日斗得頭破血流。

所以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幾年，中國跟德國保持密切軍事合作，以出口錫礦來換取德國武器援助，并組建了大量“德械師”。

此時日美反而處于蜜月期，日本從美國進口了大量燃油和鋼鐵，準備做成炸彈扔往中國。

假如中德合作一直這么發展下去，搞不好哪天中國就直接跟德國結盟了，作為應對，日本反而會加入英美陣營。

那二戰就會出現另一個劇本：英美日蘇VS中德意，最終日本成為戰勝國，中國淪為戰敗國，那東北很可能就丟掉了。

1937年，德意日三國軸心正式形成：

所幸歷史并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

1936年日本爆發“二二六兵變”，軍部掌控了國家大權，政府高層的親英美派被清洗，整個國家朝著法西斯化道路發展。

1936年底，日本與德國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隨后意大利加入，三國軸心正式形成，日德走向結盟。

在日德結盟后，中德關系走向破裂。

1938年，經日本多次施壓，德國撤出在華顧問團，并停止對華軍售。

在這種背景下，聯德抗日的計劃破產，中國只能選擇倒向英美。

1937年侵華戰爭爆發，中國軍隊在上海頑強阻擊日軍，給西方輿論界留下深刻印象，美國民間掀起對華捐贈行動。

1938年武漢會戰爆發，英美在長江流域的利益被嚴重侵犯，美國開始以官方名義向中國提供貸款。

1941年，美國對日本發動石油禁運，被逼到墻角的日本孤擲一注發動珍珠港偷襲，為自身的毀滅埋下伏筆。

由于中國軍民堅持抗戰，以及正確的外交策略，中國躋身二戰戰勝國行列，國際地位達到鴉片戰爭后的最高點。

不僅獲得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身份，還收回了東北、臺灣、澎湖列島的主權，保住了960萬平方公里的基本疆界。

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不僅喪失了明治維新以來所有侵略成果，自身也被美軍占領，淪為半殖民地。

80年代面對美國的貿易制裁，日本只能忍氣吞聲，甘愿日元升值。

二戰也成為中日兩國國運的分水嶺，日本再無機會問鼎亞洲老大的機會，中國民族意識完全覺醒，走向浴火新生。

3 第三次國運：解放戰爭速戰速決

二戰后，英法殖民體系走向解體，美蘇進入劃分地盤的階段。

東歐和西歐的分裂是雅爾塔體系的結果：

按照雅爾塔體系的設定，東亞、中東、歐洲均被美蘇分割完畢。中國東北、朝鮮是蘇聯勢力范圍，中國關內、韓國、日本則是美國勢力范圍。

中東的埃及、敘利亞是蘇聯的勢力范圍，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伊朗則是美國的勢力范圍。

在歐洲，美蘇則以易北河劃界，使德國分裂成東德和西德。

1945年—1950年，世界格局基本都按照美蘇的劇變演變，很多國家原本由同一個民族構成，卻被硬生生分裂成兩半。

但有三個民族并不甘心被美蘇擺布，試圖統一山河，結束分裂，分別是中華民族、阿拉伯民族、德意志民族。

在中國，國共雙方都不愿意接受南北朝的局面，都希望統一中國。

1946年，解放戰爭打響，上百萬大軍在東北、中原、西北等多個戰場激烈廝殺。

在中東，阿拉伯世界對新生的以色列虎視眈眈，因為以色列是西方插入中東的釘子，目的是為了控制新月地帶，阻撓中東統一。

阿拉伯軍隊摩拳擦掌，隨時準備剿滅以色列。

在歐洲，德國人從未放棄統一的努力，西德和東德圍繞柏林展開爭奪，雙方既嘗試通過武力手段維護統一，也愿意通過談判方式實現整合。

在冷戰初期，只有中國最終實現了統一，阿拉伯世界和德國均走向分裂。

轉折點發生在1948年。

在此之前的兩年里，解放軍在東北和中原取得了一定戰果。

在東北，解放軍在四保臨江之后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在華東，孟良崮戰役殲滅了國軍精銳的74師。在中原，豫東戰役在國民黨的防線上撬開了巨大的口子。

盡管如此，國府仍控制中國最富裕的長江流域，并擁有三百多萬軍隊。

更重要的是，美國和蘇聯并不希望中國統一，美蘇可以接受國共沿山海關劃界，也可以接受沿黃河劃界，甚至是沿長江劃界，但美蘇絕不愿坐視中國統一。

在1948年，解放區所控制的范圍已經達到美蘇容忍極限，一旦解放軍南下長江，美蘇很可能下場干預。

同樣擁有統一愿望的阿拉伯世界，于1948年5月發動第一次中東戰爭，對以色列宣戰。

在阿拉伯聯軍的猛烈攻勢下，以色列節節敗退，全軍處于崩潰邊緣。

就在這時，美蘇出手了，在美蘇的操縱下，聯合國發表了停火決議，逼迫阿拉伯人停止進攻。

在停戰期間，美國軍援如潮水般涌入以色列，全球各地的猶太退役士兵被空運至以色列，蘇聯則允許猶太裔士兵前往中東參戰，以軍的戰斗力得到恢復，最終反敗為勝。

阿拉伯世界一蹶不振，自此之后走向分裂。

因此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并不是國府，而是美蘇，如何避免美蘇干預，是解放戰爭的重點。很快，我們就迎來了機會。

1948年6月，柏林危機爆發，美蘇在德國展開軍事對峙。

同年9月，柏林危機進入高峰期，美國動用戰略空軍向西柏林投放物資，歐洲局勢一觸即發。

就在這種背景下，解放軍迅速開啟三大戰役，9月份，遼沈戰役爆發，東北進入決戰階段。

不僅如此，美國局勢也朝著有利于我方的方向發展。

1948年11月，美國迎來大選，民主黨的杜魯門在爭議中上臺，美國內閣也進入劇烈的人事變動中，內部斗爭白熱化，在對外問題上很難做出有效決策。

另一方面，中蘇邊境也進入冰凍期，蘇軍干預能力大大下降。

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同時開打，中國進入統一倒計時。

事實上，三大戰役是掐著秒表打的。

因為從美國大選到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一旦美國新一屆政府就任，它的決策效率將大大提升，很有可能會出兵干預中國內戰。

因此到了三大戰役后期，解放軍幾乎是在跟時間賽跑，以追求速戰速決的效果。

最終，淮海戰役于1月初結束，剛好趕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就任前10天。

等到杜魯門新內閣上臺，三大戰役已基本結束，此時美國再想干預已為時已晚。

長江以北基本被解放軍控制，長江以南駐守的國軍基本都是剛抓的壯丁，缺乏戰斗意愿。

此時，中國統一的進程已勢不可擋。1949年4月發動渡江戰役，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可以說，二戰后的很長時間里，大多數國家的命運都是按照雅爾塔體系劃定的范圍分裂，只有中國是例外，最終竟然在美蘇眼皮底下實現統一。

作為對比，德國一分為二，阿拉伯世界更是分裂成十多個國家。

朝鮮則比中國慢了一步，1950年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宣布：臺灣和韓國不在美國防御圈內。

朝鮮信以為真，草率發起統一戰爭。

最終引起美國介入，以至于朝鮮半島至今仍維持分裂狀態。

假如阿拉伯人能晚幾個月攻打以色列，朝鮮能早一年半發動武統，或許中東和朝鮮半島就可以統一了。

所以說選擇＞努力，對個人如此，對國家也是如此。

4 第四次國運：朝鮮戰爭與156工業項目

1949年6月，《論人民民主專政》就對未來中國外交政策做過構思。

有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倒向美國，但這一方案在之前幾十年里被證明是錯誤的。

因為美國只想在中國搞殖民經濟，讓中國淪為買辦掌控的國家。

第二種方案是在美蘇之間騎墻，但這也是不可行的，世界上沒有這種兩全其美的事情，兩頭討好意味著兩頭不討好。

那只剩下第三種方案，就是倒向蘇聯，借助蘇聯的力量，推動工業化建設，改善人民生活。

但想倒向蘇聯其實也沒那么容易，因為蘇聯人并不信任新中國。

1950年2月，在經歷多輪談判后，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個條約是二戰后首次對雅爾塔體系的突破，蘇聯承諾逐步撤出旅順、大連，交還中東鐵路，并對中國提供安全保障。

相比于民國時期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極大改善了我國地緣環境，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場外交勝利。

盡管如此，斯大林對中國仍抱有戒心，認為中國會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因此拒絕對中國提供大規模援助。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1950年6月，由于誤判了美國的意圖，朝鮮主動開啟統一戰爭。

隨后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公然干涉我國內政。9月美軍發動仁川登陸，將朝鮮軍隊攔腰截斷。憑借強大的武力，美軍取得節節勝利，并向三八線逼近。

抗美援朝成為立國之戰：

朝鮮關系到中國生死存亡，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正式開啟。

在經歷了三年的較量后，志愿軍將美軍趕回三八線，并與美國簽訂《板門店協議》，使我國東北得以穩定。

朝鮮戰爭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它洗刷了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百年國恥，讓中國老百姓第一次挺起了胸膛。

在此之前，有很多民眾對新中國抱有質疑；

朝鮮戰爭之后，大部分百姓發自內心地擁戴國家，社會秩序自動實現穩定。

156工業項目使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了十年：

另一方面，朝鮮戰爭也使蘇聯看到了中國的潛力，蘇軍開始撤出東北，把中國當成社會主義陣營老二去培養。

蘇聯也開啟對中國工業輸出的進程，也就是156工業項目。

特別是赫魯曉夫上臺后，由于根基不穩，為了拉攏中國，他大幅增加了援助力度，大量蘇聯專家攜帶最先進的設計圖紙來到中國，手把手教授中國技術。

從拖拉機、汽車、坦克、飛機，幾乎毫無保留。哪怕是60年代初中蘇交惡后，蘇聯也向中國轉讓了最先進的“米格-21”殲擊機的技術，光設計圖紙和技術資料就重達13噸。

憑借蘇聯轉讓的技術，我國成功研制出“殲-6”、“殲-7”等超音速戰斗機，一躍成為航空大國。

二戰后，像156工業項目這樣，大規模的技術轉移是很罕見的，能與之媲美的只有美國對日本的技術轉讓。

50-70年代，為了扶持日本成為反蘇橋頭堡，西方對日本提供了大量廉價技術轉讓，日本僅花了60億美元，就從西方引進了耗時50年研發、價值2000多億美元的先進技術。

這是戰后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因。

整個50年代，西德和日本成為美國大力扶持對象，中國則成為蘇聯的重點扶持對象。

中日德也成為當時全球經濟增長最迅速的經濟體。

中國從農業國一躍成為工業國，日德則從中等收入國家一躍成為高收入國家。

5 第五次國運：對印自衛反擊戰

從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關系走向惡化。

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暴露其大國沙文主義的本質，中蘇矛盾開始激化。

1958年，蘇聯試圖搞“中蘇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意圖控制我國主權，讓我國淪為其衛星國。

1960年，蘇聯召回在華專家，并斷絕對中國的援助，中蘇關系正式破裂。

在這種背景下，蘇聯開始扶持印度以制衡中國，向印度出售大量武器裝備，來自西南方向的地緣壓力日益增加。

尼赫魯曾嘗試發展“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此時的印度正值尼赫魯上臺，與甘地不同，尼赫魯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經濟發展計劃。

他打算用蘇聯式的計劃手段，來推動重工業發展，擺脫農業國的地位。

但他也認可市場對調節經濟的作用，鼓勵私企競爭，希望實現進口替代。

不僅如此，尼赫魯還試圖在印度搞土地改革，通過贖買等手段將富人的土地分配給窮人，以降低工業化成本。

其經濟方針被歸結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與后來韓國總統樸正熙采取的政策如出一轍。

作為印度最有威望的人，尼赫魯嘗試削弱地方權力，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

他深知種姓制度是印度崛起的障礙，因此一直主張予以廢除。

另一方面，印度雖然是一個國家，但卻有300多種語言，極大增加了各區域間的交流成本。

為此尼赫魯在印度各地創辦語言學校，試圖統一印度的語言。

在外交上，尼赫魯則發起“不結盟運動”，打著反殖民、反剝削的旗號籠絡其它發展中國家，儼然成為第三世界領袖。

正因如此，美國和蘇聯都積極拉攏印度，美國稱贊印度是“民主典范”，蘇聯則對印度提供大量工業援助。

假如尼赫魯一直這么搞下去，印度很有可能會提前崛起，成為繼美蘇之后的又一大威脅。

因為印度本身工業基礎就比中國好，又享有扼守印度洋的區位優勢。

60年代我國同時面臨美蘇一南一北的夾攻，如果西南方向的印度再崛起，后果將不堪設想。

從1959年開始，印度便對我國西藏地區進行蠶食，印軍在青藏高原大量修建軍事據點和哨所，并對我邊防軍進行挑釁。

由于當時我國的主要矛盾是美蘇，對印度的蠶食，只能暫時忍耐。

一方面加緊對西藏的物資輸送，儲備彈藥和糧草；另一方面厲兵秣馬，等待有利的反攻時機。

古巴導彈危機使我國迎來了解決印度問題的時機：

在忍耐了三年后，這個時機終于被我們等來了。

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美蘇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在歐洲，蘇聯百萬大軍蓄勢待發，隨時準備橫掃西歐。

在大西洋，美國各艦隊進入無線電靜默狀態，掛載核彈的戰略轟炸機24小時巡弋，一旦戰爭爆發，它們會把核彈第一時間扔到蘇聯頭上。

對印度自衛反擊戰使我國西南邊境迎來50年的和平：

在美蘇進入對抗白熱化之后，我國迎來了對印度作戰的窗口期。1962年10月，我國向印度侵略者發起全面反擊。

在中印邊境東段，我軍以急行軍的方式，穿越峽谷和叢林，出其不意繞到印軍后方，大部分印軍還來不及做出反應就被殲滅。

在中印邊境西段，我軍對入侵加勒萬河谷的印軍發起強攻，一舉端掉其所有據點。

這場戰爭我方大獲全勝，收復了大部分失地。

印度則潰不成軍，尼赫魯大半輩子積累的政治威信蕩然無存，兩年后便病逝，其大部分改革成果被推翻，印度陷入政令不出中央的狀態。

尼赫魯之后的印度政府，大多庸碌無為，包括英迪拉家族、甘地、辛格家族等，上臺后只知道貪污腐敗，沒有決心、也沒有能力去推行改革。

不僅如此，在與中國作戰失敗后，印度逐漸放棄不結盟政策，開始倒向蘇聯，并在經濟上照搬蘇聯模式，推行國營經濟，遏制私企發展，長期孤立于西方經濟陣營之外。

蘇聯解體后，印度成為冷戰輸家，人均收入被中國拉開一大截。

直到1991年，印度才開啟市場化改革進程，但為時已晚。

因為中國早在1978年就開啟經濟改革，比印度早了13年，因此也承接了大部分來自日本和東亞四小龍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印度直到莫迪時代，經濟發展才步入正軌，但已經被中國拉開五倍差距。

在很大程度上，對印戰爭使我國西南方向迎來了50年的和平。

假如沒有這場戰爭，憑借龐大的體量，以及尼赫魯推行的集權改革，印度很有可能會崛起為超級大國。

那么今天我國的頭號威脅恐怕不是美國，而是印度了。所以最高明的戰略，就是未雨綢繆，將風險扼殺在苗頭中。

6 第六次國運：聯美抗蘇與對外開放

60年代后期，蘇聯對我國的威脅日益加大。

從沙俄時代開始，俄羅斯人對我國北方的領土就垂涎三尺。

清朝末年，沙俄利用我國積貧積弱的窗口期，竊取了我國北部160萬平方公里土地。

民國時期，蘇聯在繼承了沙俄大部分版圖的同時，也繼承了沙俄對土地的貪婪。

在蘇聯刺刀的威脅下，外蒙古永久脫離了中華的懷抱，蘇軍還在二戰末期趁火打劫，一度占領了東北，搜刮大量財富。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意識形態等原因，蘇聯一度展現出對華友好的態度，并給予一定工業支持。

但蘇聯這么做更多是想把中國發展成衛星國，當中國開始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時，蘇聯人迅速翻臉，不僅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還在中蘇邊境部署百萬大軍，時刻準備南下。

冷戰時期蘇聯將核威懾當做重要外交工具：

1969年，中蘇在黑龍江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爆發軍事沖突，雙方互有傷亡。

此事發生后，暴躁的蘇聯人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與中方協商，而是直接對中國采取“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選中的目標包括西昌、酒泉等軍事基地，以及北京、長春等工業城市。

由于種種原因，中蘇最終避免了核沖突，即便如此，蘇聯的霸道也給中方留下深刻印象。

為了應對蘇聯威脅，我國開始重新審視中美蘇關系。

1969年，在《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中，我方認為：“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好美蘇矛盾，與美國緩和關系。”

這就成為聯美抗蘇策略的理論基礎。

此時美國也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從1964年開始美國就陷入越戰泥潭，軍費開支急劇上升。

由于龐大的貿易逆差，1971年美國停止黃金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信用岌岌可危，當時有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美國會輸掉冷戰。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也希望與中國緩和。

尼克松訪華成為冷戰時期標志性事件：

1971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

1972年，總統尼克松訪華，并發表《上海公報》，美國首次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中美正式走向接觸。

為了進一步與中國緩和關系，1973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并逐漸減少對臺灣的軍事支持，我國南方地區的防衛壓力明顯下降，可以更好地把軍力拿來應對北方威脅。

中美緩和是冷戰的重要轉折點，兩國最終實現了共贏。

對美國來說，一個相對友好的中國，使其可以從東亞事務脫身，將精力轉向歐洲和中東。

對中國來說，在與美國緩和關系后，中國打開了與西方國家交流的大門。

尼克松訪華后，中國陸續與日本、英國、西德等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對外開放的大門初步打開，西方也放松了對中國的出口限制。

在此背景下，我國制定了“43方案”，從西方引進大量機器設備。

這成為80年代之前規模僅次于“156工業項目”的對外引進計劃，使我國工業實力大幅增長，為后來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奠定物質基礎。

在很長時間里，中美關系合則兩利，斗則俱傷。

7 第七次國運：中美建交與對越自衛反擊戰

70年代末，來自蘇聯的威脅不僅沒有下降，反而進一步上升。

70年代末蘇聯軍事實力達到巔峰：

受兩次石油危機影響，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經濟“滯脹”現象，工業產值明顯下滑。

相比之下，蘇聯則憑借高油價賺取大量財政收入，并以此擴充軍隊。

按照當時的預計，假如北約和華約開戰，蘇軍裝甲洪流僅需一周時間就能橫掃西歐，將赤旗插到巴黎。

美國靠常規軍力無法阻止蘇聯，只能考慮動用核武器。

在那個年代，包括美國、西歐、日本、中國、土耳其、伊朗等國均把蘇聯視為頭號威脅。

在亞洲，蘇聯采取全面出擊的戰略。

先是支持印度發動第三次印巴戰爭，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

然后又跟越南簽署《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組建軍事同盟，并準備在越南金蘭灣駐軍，打造反華包圍網。

如果真的讓蘇聯人的計謀得逞，我國內陸大部分邊境線都將暴露在敵國的刺刀之下。

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關系進一步改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并與臺灣當局斷絕關系，從臺灣撤走駐軍。

中國則進一步加速對外開放進程，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被設立，來自東亞四小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潮水般涌入中國，鄉鎮企業蓬勃崛起，

中國經濟迎來了長達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期，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

與美國建交固然增強了我國的外交影響力，但打鐵還需自身硬，越南問題得靠中國人自身解決。

當時越南仗著蘇聯撐腰，自詡世界第三強國，在中越邊境多次向我軍挑釁。

更關鍵的是，越南還對柬埔寨發動入侵，試圖占領湄公河下游，統一整個印度支. 那。

古代中原王朝都不愿意中南半島出現超級強權，清朝時期緬甸一度占領暹羅（泰國），試圖統一中南半島，最終在乾隆的干預下緬甸的野心得到遏制。

70年代末越南組建了百萬大軍，打算攻占老撾和柬埔寨。

一旦其計劃得逞，我國地緣環境將急劇惡化。

東面有美國和日本、北面有蘇聯、西面有印度，假如南面再出現一個超級強權，那意味著我國需要在云貴和兩廣地區長期部署重兵。

長此以往，財政必然會被拖垮，經濟建設更是無從談起。

越南好對付，但越南背后的蘇聯卻不好對付。

因為蘇聯與越南簽署了軍事同盟協議，規定其中一方遭到進攻的時候，另一方絕不會袖手旁觀。

此時蘇聯在我國北方部署了50個師，蘇聯人公開宣布：“一旦中國軍隊進入越南，蘇軍將大舉南下?！?/p>

中越局勢，與當時中美蘇博弈密切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引來全球關注。

大部分專家認為：“中國不敢承擔與蘇越兩線作戰的風險，因此不敢出兵。”

然而，1979年2月，我國正式對越南發起反擊。為什么挑在這一時間段呢？

當時有三個判斷：

1、此時中蘇邊境正處于冰凍期，蘇軍如果想偷襲我國后方，會面臨嚴重補給困難；

2、中國剛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蘇聯摸不清美國真實意圖，蘇聯擔心中美達成秘密協議，一旦蘇聯入侵中國，北約會趁機進攻東歐；

3、越軍雖然好勇斗狠，但大部分主力都用于入侵柬埔寨，自持有蘇聯保護的越南僅在中越邊境部署少量兵力，在防線上出現很大的漏洞。

對越戰爭的精髓——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事后證明這三個判斷極其精準。

蘇聯雖然號稱在中蘇邊境部署百萬重兵，但大部分都是架子師，蘇軍主力仍在東歐與北約對峙，

西伯利亞鐵路運力有限，短期內無法兼顧遠東地區。

而且蘇聯高層擔憂中美已經結盟，害怕進攻中國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一直按兵不動。

另一方面，此時的越南軍隊正在柬埔寨作戰，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后院失火，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中國軍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殲滅了侵入我國領土的越軍，并反攻至越南境內，拔掉越南北部所有軍事據點。

雖然越南遭受了重大打擊，但越軍主力仍在，況且越南地勢復雜，一直糾纏下去容易演變為持久戰。

因此在戰爭爆發三周后，中國就宣布撤軍，這再一次讓外國專家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以往的戰爭大多是為了占領土地，結果中國在寸土未得的情況下就選擇撤軍。

事實上，這恰恰是中國戰略的高明之處。

參考后來的俄烏戰爭，俄羅斯的一大敗筆是沒有設定止損目標，把戰爭拖得太久，以至于陷入戰爭泥潭。

中國對越南作戰，思路很清晰，最低目標為了阻止越南吞并柬埔寨，最高目標是削弱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

在實現這些目標之后就果斷后撤，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在與越軍作戰的同時，中國北方的軍隊也積極備戰，隨時防止蘇軍南下。

中國的防線幾乎密不透風，蘇聯即便想干預也無從下手。

因此只能眼睜睜看著中國軍隊教訓越南，吃了個啞巴虧。

為了找回面子，后來蘇聯悍然發動阿富汗戰爭，結果一打就是十年，把家底全部賠光，為其解體埋下伏筆。

至于越南，后來中國軍隊又在邊境與越南進行輪戰，越南財政被拖垮，被迫從柬埔寨撤軍。

與對印戰爭一樣，對越戰爭也屬于未雨綢繆，在危險的火苗剛出現的時候就及時撲滅，避免西南和南部方向出現致命威脅。

倘若晚清也有這等戰略眼光，利用長崎事件先下手為強，那后來日本可能就不會崛起，也就不會有甲午戰敗的恥辱了。

此戰之后，美國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戰略價值。

中美關系也進入長達十年的蜜月期，大量西方資本和技術涌入中國，我國進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

8 第八次國運：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

1983年，美國總統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這一計劃主張開發外太空武器，利用激光、粒子束、電磁軌道炮等工具在大氣層外攔截蘇聯導彈，以癱瘓蘇聯核威懾體系。

隨后美國軍方制作了上百萬頁的PPT，詳細展示了“星球大戰計劃”的各個細節，包括武器方案、研發進度、實驗效果等。

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

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在蘇聯引起了恐慌，蘇聯在常規武器方面與北約有一定差距，更多靠核威懾來維持軍力平衡。

假如美國真的研發出外太空武器，讓蘇聯的核武庫失效，那蘇聯將陷入嚴重的地緣災難。

作為應對，蘇聯大幅上調軍費，國防開支占GDP比重從8%上升至17%，一方面是開發所謂的“外太空武器”，另一方面擴充常規軍力，以追求和北約軍力平衡。

事后證明，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只是一場騙局，美國根本就沒有開發“外太空武器”，它純粹是想把蘇聯拖入軍備競賽的泥潭。

雖然蘇聯擁有龐大的戰略縱深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但蘇聯的經濟卻是短板。

由于大量財政資源投入軍工領域，民用開支被極大壓縮，老百姓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

到了蘇聯后期，物質嚴重匱乏，民眾為了買面包被迫排起長隊。

禍不單行的是，蘇聯還趕上了油價下跌，這使其財政雪上加霜，多個地方陷入破產。

80年代美蘇的軍備競賽，使很多國家陷入恐慌，擔心再次爆發世界大戰，因此紛紛選擇上調軍費。

但當時的中國卻一眼看穿了美蘇色厲內荏的本質，并對世界形勢做出了兩個判斷：

1、戰爭的風險是存在的，但當今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快速增長，在較長的時間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

2、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和平是東西問題，發展是南北問題，中國要堅定站在和平這一邊。

經濟發展為國防建設提供物質基礎：

基于這種判斷，1985年，我國實施“百萬大裁軍”，節省大量軍費以支持經濟發展。

事后證明，80年代我國對外部形勢的判斷是極其準確的，在此后的幾十年里，大國之間的對抗明顯減弱，經濟規模成為衡量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

但在80年代，能看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國家寥寥無幾，大部分國家受冷戰思維影響，仍保留積極備戰的思路。

比如印度繼續堅持“窮兵黷武”的政策，伊拉克和伊朗則打得不可開交，越南直到90年代才放棄“稱霸”的思路。

在當時的發展中國家里面，只有中國做出了這種前瞻性判斷，并提前享受到了經濟騰飛的好處。

9 第九次國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克林頓主義

1989年，蘇東劇變，波蘭、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等國相繼爆發顏色革命。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隨后美軍對伊拉克發動“信息化戰爭”。在絕對的力量差距面前，幾十萬伊拉克裝甲部隊灰飛煙滅。

1991年，蘇聯解體，紅旗從克里姆林宮緩緩落下。蘇聯從1979年的巔峰期，到解體，僅隔了12年。

禍不單行的是，出于和平演變的目的，美國加緊對華封鎖，投入大量資金試圖在我國引爆顏色革命，中美關系進入長達三年的停滯期。

面對中國市場，外資陷入猶豫，有些甚至做好了撤離的準備。外貿一度熄火，國民經濟受到很大沖擊。

海灣戰爭和蘇東劇變給了我國極大震動，前者使我國看到了和美國的巨大差距，后者使我國深刻認識到西方的陰險狡詐。

圍繞這點，國內掀起了巨大爭論，一部分觀點認為我們應該學習美國，放松對經濟的管制；

另一部分觀點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反和平演變工作。

其中最核心的分歧在于：

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中美關系到底能不能搞好？

在經歷了漫長的爭論后，1992年，南方談話公布，終結了社會上對姓資姓社的爭論，對于市場經濟的作用一錘定音。

隨后，我國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引起一波“下海潮”，中國經濟騰飛的號角再次吹響，國民經濟迎來兩位數增長。

在外交上，針對美強中弱的特點，我國專門制定了“韜光養晦”的政策，對美國的挑釁適度克制，致力于發展經濟，并等待轉機的出現。

克林頓時期中美關系經歷了“先低后高”的過程：

1993年，克林頓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

最開始的時候，克林頓試圖對中國采取“遏制”政策。

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使美國工商界看到了中國龐大市場的機遇，包括比爾蓋茨、巴菲特等頂級富豪均主張與中國緩和關系。

華爾街耗費上百億美金對美國國會進行游說，希望放寬對華投資限制。

最終，在美國資本家的敦促下，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從“遏制”轉向“接觸”，中美交流的大門再次打開。

1993年，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舉行元首會晤，這距上一次元首會晤已經過去了四年。

1997年，中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兩國關系進一步升溫。

1999年，在克林頓等人的推動下，美國同意中國加入WTO，這為后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奠定基礎。

在很長的時間里，中美關系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呈現“政冷經熱”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亞太的穩定與和平。

10 第十次國運：戰略機遇期

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美國對華政策出現強硬的趨勢。他公開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并加大對臺灣的軍售力度。

不僅如此，小布什上任三個月后中美就爆發了南海撞機事件，我方飛機墜落海面，飛行員不幸遇難。

中美關系跌入冰點，美國對華政策再次朝著“遏制”的方向轉變。

“911事件”使美國戰略重心從東亞轉移至中東：

然而，2001年9月，“911事件”爆發，美國世貿雙子塔遭到恐怖襲擊，美國民眾紛紛要求采取強硬手段反制。

為了迎合選民，小布什政府在明知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將戰略重心從東亞轉移至中東。

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并與中國主動緩和關系。

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外貿增速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長。

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判斷：21世紀頭20年，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基于這種判斷，我國擱置諸多外部分歧，全力發展經濟，以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為抓手，努力創造GDP增長條件。

進入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新時期。

事后證明，當時的判斷極其精準。

2000年—2019年，中國經濟迎來黃金二十年，GDP總量從一萬億美元暴漲至十四萬億美元，一躍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最大工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和全球貿易中心。

然而，從2020年開始，受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等因素影響，世界地緣格局加速惡化，中美關系跌入歷史最低水平，全球出現供應鏈脫鉤的趨勢，各國都面臨經濟下行壓力。

可以說，2002年我國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一年不多，一年不少，精準無誤。

事實上，不僅是“911”事件，21世紀頭20年還發生了其它很多事件，為我國爭取到了寶貴的戰略緩沖期。

比如2008年，美國逐漸從中東戰場脫身，準備全力對付中國。

結果西方爆發金融危機，經濟陷入蕭條，美國不得不放慢打壓中國的進度。

2010年，中日釣魚島危機爆發。

這一年中國GDP正式超過日本，這讓日本感到憂慮。日本政府主動在東海制造摩擦，試圖與中國開戰，像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那樣第三次打斷中國的崛起。

但那時的美國總統是奧巴馬，他第一任任期需要依靠中國拉動內需來拯救美國經濟，同時也指望中國購買美債。

因此當時美國并不支持中日開戰，錯過了用軍事手段遏制中國崛起的最佳時期。

等到2020年美國再想通過軍事手段來對付中國，已經晚了，此時殲20、國產航母、東風17、萬噸大驅等均已列裝。

美國再想動武的話，就得掂量掂量成本了。

2014年，美國在經歷了長達6年的衰退后，經濟終于迎來復蘇，可以騰出手對付中國。

結果克里米亞危機突然爆發，俄羅斯成為西方眾矢之的。

為了維護與歐盟關系，美國不得不采取對俄強硬手段。結果折騰了一年半，克里米亞危機才得以平緩。

2016年，回過神來的奧巴馬開始推行TPP，試圖另起爐灶，打造一個將中國孤立在外的貿易體系。

不僅如此，奧巴馬還搞起“南海仲裁”，想要激化中國與東盟關系。

假如奧巴馬的政策得以延續，那我國將提前面對類似2022年那樣的地緣環境。

結果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在大部分人不看好的情況下逆襲，希拉里嘗到了失敗的苦果。

特朗普一上臺就推翻了奧巴馬所有政策，包括TPP、氣候協議、伊核協定等。作為商人，特朗普只看中經濟利益，為此推行貿易保護政策，把大部分盟友都得罪了一遍。

德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均在此期間倒向中國，德國積極推進《中歐自貿協定》談判，日本則趕在美國大選期間加入RCEP。

在特朗普時期，雖然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但這屬于“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策略，美國加的關稅大部分成本均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中國經濟受到的影響很小。

但特朗普在地緣上搞收縮主義，向北約盟友征收軍費，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外交打開方便之門。

假如特朗普能一直干下去，中國完全有可能構建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亞歐大陸經貿體系。

更不用說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間一系列操作，更是讓美國陷入債務問題和高通脹之中。

11 十次國運，事在人為

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無疑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晚清不僅積貧積弱，而且喪權辱國，已經完全淪為西方統治中國的代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但此時的中國，前景并未一片光明。

一方面是軍閥割據，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枷鎖仍套在中國老百姓的頭上。

20世紀歷次戰爭的贏家和輸家：

但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中國在歷次國際大變局中均做出了正確選擇。

20世紀人類共經歷了三次重大國際秩序變動，分別是一戰、二戰和冷戰。只有中國和美國，均成為這三次博弈的最終贏家。

中國從面臨瓜分的弱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則取代了英國世界霸主地位。

所謂的十次國運，既有運氣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主動能動性的發揮。

精準的前瞻判斷+務實的路線方針+頑強的奮斗精神=國運，這也是中國能抓住十次國運但印度、土耳其、越南、日本、德國、蘇俄抓不住的原因。

從歷史來看，大國博弈就是那么殘酷，只要走錯了一次，就有可能身死國滅。

曾經的歐洲霸主奧匈帝國，如今早已灰飛煙滅，幾十年前讓世人聞風喪膽的蘇聯，如今走向內戰。

至于德國、日本、法國、大英帝國，早已失去了對世界的支配能力，淪為中型國家。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全球大博弈已經來臨，俄烏戰爭只是國際秩序變更的起點而非終點。

在這一輪博弈中，核心矛盾是中美對抗，中國

第一次成為全球博弈的主導者。

這對我們的戰略研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歷史上一招不慎滿盤皆輸，中美對抗只有一個國家能贏得最終勝利，這就需要我們在出招的時候慎之又慎，盡可能尋求最優策略。

不妨以史為鑒，學習前人的智慧與耐心，以更好的姿態去迎接風高浪急甚至是驚濤駭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