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降，我們一直相信兩岸可以通過全渠道的交流建立精神上的契合，最終走向和平的統一。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一部分的原因固然是我方在放棄階級敘事后，用一套老套的、無法對抗解構的話術，僵化地相信通過民族主義的感召能吸引同民族的同胞，以致于對方以文明差格論反過來鄙視著中華民族的各種傳統、神化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思想，自視為在世界體系中處于比大陸更優越、更高等的位置，從而合理化自己扭曲的視角妖魔化大陸的一切，繼而回過來鞏固這種“種族優越論”似的分離意識。

這樣的情形其實是自蔣介石的反共意識形態便已開始的，隨后在以龍應臺為代表的時代里，反宏大敘事和西方優越論的理論內核便已萌芽，徹底摧毀了民族主義敘事下，兩岸心靈契合的任何機會，造成這樣局面的不是別人，正是馬英九，蔡英文政權的表現不過是這種話術的單一詮釋化、種族主義化而已。

這解釋了為何當今經過新冠危機后，歐美科學精英和部分社科學者開始反思西方體制的缺陷和中國治理模式在社會危機管理層面上比較優勢（連死硬的新自由堡壘《經濟學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現實）時，臺灣寧可相信這一切都是阿共在隱匿、支持阿共的都是“恰中國爛錢”，這種輿論的烘托甚至可以讓人生四分之一時光都在北京的筆者都不免受到影響。

盡管，大陸方面似乎也逐漸認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嘗試著管控局面，并以步驟漸進的方式推進和平統一的路線，這也是為何直至上個月，“九二共識”仍然是陸方所堅持的，隨后才是以適度的軍力展示避免臺方的誤判。

然而，當諸多現象表面，臺灣已經表現出勾結歐美國家的明顯傾向，包括美國（捷克）官員接二連三的竄訪，通過各種手段（政治獻金）鼓動各國反對黨、反建制派地方官、議員公開發表“友臺”言論，以動搖各國政治界對“一中原則”的思考，此等情勢如今已經讓我們認識到一件事：即“我們極有可能在近期被迫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

從而“如何接收臺灣”的問題便不再是遙不可及或可貪圖徐徐討論的虛幻，也不是和平統一后那種水到渠成的幻想，而是一道必須隨時可上馬的備案計劃。

阻卻和反阻卻討論接收問題的原因

過去，各專家學者鮮少有就“接收臺灣問題”進行過較具建設性的討論，究其原因首先如前所述，在于我們輕忽了海峽情勢會在短期內如此失控，以至于需要認真考慮啟用《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的境地，

除此之外，阻卻學者們觸碰這一議題的最大原因，便是我愿稱之為“二二八的恐嚇”這一歷史認識上。

關于“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是所有涉臺學者的必修課。一方面，“二二八事件”是批判國民黨反動派的材料，是來日人民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一方面，“二二八事件”業已被建構成臺灣反中意識形態的理論泉源，是“國民黨外來政權”暴力對待臺灣人民后激起后者“自主意識”的社會認識。

這連帶到如何面對國民黨政權光復、接收臺灣這一段歷史的困難，由于釀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被詮釋為“接收團隊的素質腐敗、陳儀經濟政策的崩壞，以及各方派系的矛盾”。進而有心人應用了前述的“文明差格論”把國民黨政權塑造為“傳統中國的落后治理體制”，而臺灣社會是“被日本先進的統治模式”影響的現代社會，而一切的矛盾便源自于這種“以先進統治落后的不相適應”。

這些歷史解釋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大陸方面許多的學者，許多人在消極的自我認識下，認為若是急于統一，我方很有可能重蹈國民黨政府的覆轍，這種感覺似乎隨著香港動亂的發生而擴大——當然也有激進者認為應當強制嵌入先行的國家意志和體制，但這不是主流，也不是有可能被考慮的規劃——。

但是，這種歷史解釋是建立在片面的史料選取以及偏差的解讀上面，在它結合大陸方面改革開放后的意識形態迷茫和不自信后，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國家對統一的堅定形象，反倒提供了臺方以投機主義的盲目情緒，更使得分裂分子的猖狂。

反之，當我們深入了解光復后陳儀團隊在接收問題上的得與失，以及“二二八事件”背后的細節，從而擺脫臺灣當局的話術引導，并站在共和國的現代化歷史、豐富的斗爭經驗和紅色政權的治理邏輯之上，我們更可以懷抱自信提出我們對臺灣的政治主張，真正意義上的以統一的名義投入到同島內反動派的政治斗爭中！

階級敘事下的“二二八事件”

根本上而言，傳統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就是“接收引起的民變”，這種化約解釋幾乎是受到各界一致的認可，包括解嚴后的國民黨、民進黨，以及共產黨，都是如此。筆者當然也認為這種解釋方式是正確的，畢竟基本上所有的史料都指向這一結論，沒什么好爭辯的。

不過，這些解釋大多數僅從“接收團隊的腐敗”這一視角著手，著重描述臺灣民心從原本熱烈歡迎光復，到對國府官員的幻滅，繼而轉為憤恨，最終因抗暴而起事。少部分較為細心的史述者會加入關于陳儀政治、經濟政策本質上的對臺民剝削上解釋為何民變會來得如此快速，其例證包括但不限于政治上以“不習國語”為由對臺民歧視、專賣制度導致物價高漲、支援國統區作戰導致物資緊缺、法幣貶值帶動臺幣匯率混亂、接收日本房地產時因不承認大量民間交易導致大量糾紛、接收日本產業時粗暴劃歸國營導致臺籍經營者不滿，以及借接收名義強取豪奪等。

凡此種種隨后都被安上“外來政權對民眾的欺壓”的意象，然而實際上這卻是日本人、臺省民和國民黨官僚共同造就的結果。

首先，因戰爭情勢急轉直下，日人開始拋售資產意圖轉移，而有臺籍大地主有意擴張而廉價收購，這些合同的法律效果大多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拒絕承認，按國府接收臺灣工作事實上始自1945年10月25日，陳儀在10月13日即宣布不承認8月15日以后的所有財產交易，但“臺灣總督府”停止受理財產轉移的時間卻是在10月16日，而滯臺日僑的遣返工作在1946年1月展開，同年5月基本完成。

這意味著從8月15日到10月13日間有相當大量的交易是在臺省民無預期交易可能失效的情況下完成的，讓許多臺民無法接受，陳情抗議由此絡繹不絕，甚至在1947年2月26日，不乏利益相關人揚言發動抗議，而為臺北市長游彌堅所勸阻（二日后即爆發二二八事件）。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臺省人認為，這些利益相關人大多是日殖時期就和總督府有良好的政商關系，他們在日本戰敗后大肆搜刮土地、房產，如讓這些人取得財產，那將導致“一旦產權為少數豪劣所私有，群起勒遷，勢必流離失所，對于社會秩序之影響，何堪設想？”

其次，這些日產收購的大戶不乏借口契約毀于空襲，或干脆偽造文書、倒填日期的，比如國泰集團創始人蔡萬春于1949年7月30日與李清枝具文情愿承認合同案，實際上就是被法院判定為“有非法行為，仍應認為無效”的契約。（按1：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于1947年5月廢止，嗣后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以地方下位法抵觸上位法為由將交易法律有效期延后至與“中央”的《收復區敵偽產業處理辦法》一樣在10月1日，后又延后至總督府停止受理登記的10月16日，但是有不法行為被發現者不予翻案；按2：李清枝曾仗和土地名義所有之日本人約定買賣而壓迫實際使用人黃榮堂返修房舍）

從前二者可見，自日本戰敗到國府正式接收，甚至到日本人分批遣返的這段期間，許多臺省本土士紳，尤其是在前清時期和日據時期因曾為墾隊首領或勾連總督府的資產者大肆搜刮日人產業，其中不少產業因殖民當局的歧視性政策使得名義上交予日人，而實際使用經營者卻是臺人者，等于這幫資產者和日本人利用殖民體制共同剝削著真正的臺灣底層群眾。也有以偽造等方式企圖渾水摸魚無本取得產業者，這些人因不符合臺當局對二二八的“主體意識起源論”而被忽視罷了。

再說到關于接受團隊貪腐者，其實不能否認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的臺人利用這一機會與國府勾結而發達者，比如筆者便在《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匯編》里頭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案子。此事是臺南人李淡水因幫助接收委員會接管、運營臺南州汽車公司而準其租用日產四季園旅社自營，手續完善且自備五十萬臺幣重新整修，但是受到國民黨臺南市黨部的覬覦，市黨部不斷以威逼利誘企圖將該旅社納入黨產（按簽訂合同時黨部代表不蓋黨部戳章，而是使用個人印章，李氏懷疑系因其欲私自侵吞），無奈之下向省參議會陳情，參議會亦要求市黨部停止強征，但后續如何無從得知。

按說這應該是“國民黨欺負臺灣的”又一絕佳例證，但是實際上該案并未受到廣泛重視，其原因在于這個市黨部指導員就是赫赫有名的蔡培火，就是那個因不滿臺灣文化協會轉向階級斗爭為訴求而于蔣渭水一同退出，另組臺灣民眾黨的，在晚年結交吳三連后又支持康寧祥的那個蔡培火??！

而且強行和李淡水簽訂合營旅社的黨部代表正是蔡培火的小舅子侯全成，還安插大舅子侯圖壽為旅社經理啊！這來來去去摻和進來的“國民黨員”可都是所謂的“本省精英”?。?/p>

因此，當我們從階級敘事的視角切入看“二二八事件”，就可以很清楚了，所謂“因接收引發的矛盾”首先是一派臺灣資產者和日本殖民者勾結剝削底層人民，其次是一派臺灣資產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剝削底層人民，最后是前一派的資產者的利益被后一派資產者與國民黨反動派聯合侵害。

總體上臺灣底層橫豎都是被剝削的，這些被剝削者在“二二八事件”中和共產黨組織合作發動起義，被國民黨無情鎮壓后轉入大陸，成立臺灣民主同盟。而同樣利用“二二八事件”起事的還有權益被侵害的一批資產者，他們實際上除少部分領頭人外，大多數并未受到追溯，這一點從蔡萬春的陳情案持續到1949年就可以看得出來，國民黨反動派無論是陳儀、魏道明，還是蔣介石都是需要和這些人共生的.

這也無怪乎二二八事件后，陳儀列明欲追溯的“通敵漢奸”41人中，只有陳炘一人被槍決，余者悉數釋放，其中甚至包括曾經與駐臺日軍少壯派中宮悟郎、牧野澤夫等勾結向末任總督安藤利吉建言割據臺灣的板橋林熊征、辜振甫、許丙等人（按1：安藤利吉后并未采納其建議；按2：表列三人是日本總督府長期親善的典范臺民，他們甚至曾經抨擊并反對林獻堂的議會設置請愿運動）。

可見，當今的二二八歷史敘述和站在這些敘事中攫取合法性宣稱的島內勢力，無一代表臺灣底層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資本家（無論是本土的資本家，亦或是國府的反動派買辦）的服務者，惟有曾經的中共臺灣省工委、臺共（即臺盟）才是臺灣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也只有這些人，如吳石、朱楓、陳寶倉、鐘浩東人等愿意付出生命，舍生就義！也是這些人的傳承者，如蘇慶黎（臺盟創始人蘇新之女）、陳明忠、陳映真、林書揚、王津平、王曉波人等開啟黨外運動的先河，為臺灣解放事業保留火種！

今昔之比：如何接收？

站在為臺灣人民解放事業的視角之上，討論起接收問題的原則便顯得清晰——一切以為人民服務為綱。筆者對新中國的治理現代化有十足的信心，相信祖國大陸有能力組織一個高效而干練的接收隊伍，保證陳儀當年的作風問題不再發生。

其次，今日之臺灣經國民黨政府的經營，臺灣建立起了一個行政人員的內生機制，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是兩蔣在臺灣的功績之一，而這是陳儀接收臺灣時所欠缺的，也是今后接收臺灣時，相較于過去較為容易的一面。

按：1943年11月開羅宣言發表后，蔣介石于1944年1月令“行政院秘書處”通知王芃生研擬光復工作辦法等；1944年3月，中央設計局局長熊式輝以日占區收復工作主持的身份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并聘任陳儀為主任委員，臺調會組成有委員6人、專員3人、辦事、錄事各1人；至1945年5月，日本投降前夕，臺調會擴張至委員11人、專門委員21人、專員5人、助理干事2人、錄事3人。

根據臺調會建議，1944年10月，國民黨政府在重慶仿照中央訓練團及黨政高級班模式成立臺灣干部訓練班以為接收人才儲備，訓期三個月，每期100-200人，事實上也就辦第一期計118人畢業；隨后又于同年12月開辦臺灣金融干部培訓班計40人，以及1944年8月成立臺灣警察干部訓練班，計932人。這顯然無法彌補龐大的日本總督府官僚團隊，面臨到日人遣返的緊迫問題，陳儀幾乎只能犧牲團隊的素質換取充足的行政人員數量。

再次，臺灣的社會管理體系亦一定程度地深入基層，覆蓋許多民生方面，因此，相對而言，不需要面對龐大的清算工程，而臺當局參股的事業也可以直接接受股份即可，不需要重新估價、招標，而后按股再分配出售金額等。縮減了因行政流程和尋租產生的業務停頓，進而產生官民糾紛。

對于死硬派反動分子所持有的企業，不應當采取強硬的征收后標售，以免權力尋租和腐敗的滋生，可以考慮采取集體化改造方式，將所褫奪的財產權力分配勞動者，由勞動者自主經營，必要時由公家入股、聘雇經理人幫扶經營。

關于產業方面，面對媒體行業，無論是傳統或多媒體，以及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性質的產業，不應當陳儀模式的國有化、統制化方式，而應效仿三大改造時期的循序漸進、以購代征等方式，且重視集體公有化的進步意義，以求安撫中層管理干部和基層工作人員。

最后，由于臺灣大量工作崗位系零售服務業，這意味著一旦消費停頓時間過久，便可能面臨陳儀在1946年滯留外國的臺人軍扶返回后短時間的高失業率，而為敵對分子利用的對象。按臺灣年輕人的習性，若立刻上馬各種基礎建設實際上效率不彰，更實際的辦法是臨時組建面向農村的社會工作隊，暫時由政府聘雇，借調黨員領導青年下鄉開展支援工作，同時遴選臺灣支部吸收對象，以培養可內生之政治工作干部體系，從而加強兩岸青年團間的意識形態統合。

此外，需要加速兩岸產業鏈之合流，加速大陸優勢之移動互聯網業務在臺灣的工作開展，快速統合流行品味、生活習慣和金融依存。

某種程度上來說，解放臺灣后續的社會現實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樣，必須和復雜的各社會階層共處，認真開展后續的統戰工作，把握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的精神和指導，在各種主體之間調和鼎鼐，和平化解各項矛盾?？偠灾?，在接收的問題上不能學陳儀那樣，只知接收、公營，不知贖買、改造，只知行政手段推動，不知政治方式工作。盡管當今情勢與歷史上的不同，但是在處理矛盾上，我們有經驗、有借鑒、有教訓，面向未來應當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