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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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極右翼“自由前進黨”候選人哈維爾·米萊以55.95%的得票率，當選為阿根廷新任總統。米萊被認為是“阿根廷版特朗普”，特朗普還在社交媒體上祝賀其當選：“讓阿根廷再次偉大”。

最近40年，阿根廷掉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經濟混亂不堪，債務危機反復，貨幣崩潰，通脹肆虐。最近一年，政府外債再度違約，通脹率達142.7%，阿根廷比索對美元下跌50%。

這次，阿根廷人選擇米萊試圖改變這一切。米萊的主張激進而瘋狂：他聲稱要“燒掉”央行，廢除比索，全面美元化；裁撤政府機構，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米萊會是阿根廷的救世主嗎？他能否重振“潘帕斯雄鷹”？拉美化給欠發達經濟體哪些警示？

本文以米萊當選為契機研究拉美化——比日本化更具現實價值的問題。

本文邏輯

一、哈維爾，特朗普

二、極左翼，極右翼

三、日本化，拉美化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20'，感謝分享】

01

哈維爾，特朗普

米萊跟特朗普確實存在不少相似之處：兩個人都激情四射，留著類似的狂野的發型，米萊喜歡穿皮夾克，對著支持者大聲演唱搖滾音樂。兩個人都希望在社交媒體上“語出驚人”，以此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米萊和特朗普都被認定為極右翼人物，堅持極右翼主張。米萊的言行，可謂大膽出奇，他有些主張比特朗普還瘋狂。

他認為，印鈔就是偷盜，稅收就是搶劫，福利就是枷鎖。

他痛斥阿根廷政府濫印鈔票，制造通脹，掠奪民財；主張“燒掉”央行，廢除比索，全面“美元化”；還主張直接關閉一些沒必要的政府機構，把中央機構從20個精簡到8個，裁撤大批浪費納稅人錢的公務員，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取消國家層面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米萊還認為，監獄中的犯人必須要勞動并創造財富，不能再用納稅人的錢來供養這些犯罪分子。

米萊告訴阿根廷人：“國家不能給你任何東西，因為它什么也不生產。”

米萊堅持徹底的自由化、私有化及其產權保護，減少政府對社會和市場的管控，堅持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處置自己身體器官自由化，支持安樂死、賣淫合法化；婚姻自由化，允許同性婚姻、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勞動關系自由化，廢除勞動法，增加雇傭和解雇的靈活性；貿易自由化，減免進出口關稅，取消各種進出口配額限制。

米萊的經濟思想是容易理解的，屬于自由主義，也有人說是“奧派的”，說他是第一位支持奧派經濟學的總統。1959年，米塞斯到訪阿根廷做了六場演講，播下了奧派的思想種子，如今收獲了一群奧派年輕人和一位總統。

在外交路線上，米萊很顯然是“親美派”，對華的主張與上任政府存在明顯的差異。

米萊也是一位政治素人。他1970年出生，年輕時候做過低級別聯賽的守門員。80年代，阿根廷大通脹，他開始對經濟感興趣，研究經濟學，獲得了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后拉在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主講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理論。他還在匯豐銀行工作過，擔任過一家大型公司的顧問。另外，他主持過一檔電視節目叫《拆穿神話》。

最近十年，米萊頻繁地公開發表經濟言論，在各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上抨擊政府政策，成為一名具有攻擊性的網紅經濟學家。他還和一群支持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阿根廷年輕人成立了一個黨派，叫自由黨，后來改組成自由前進黨。這個黨為他進入政壇做好了鋪墊，2021年底他當選了國會議員，這次當選了總統。

可以確認無誤，米萊就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這匹黑馬是怎么能夠脫穎而出的？

最近十多年，全球政治生態越來越兩極化，其中極右翼政治勢力快速崛起。極右翼政治勢力及其支持者，對現狀非常不滿。從80年代債務危機以來，阿根廷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混亂不堪，債務危機反復，貨幣崩潰不斷，通貨膨脹折磨。

最新的數據顯示，阿根廷過去12個月的通脹率達到142.7%，創32年來新高。阿根廷政府債務危機重重，去年年底外債27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不到320億美元。今年阿根廷比索大跌，匯率下跌了50%，黑市下跌了100%。

國家主權信用和金融體系崩潰，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通脹危機，還有什么比這更糟糕的？

阿根廷人選擇了米萊，說明他們試圖改變持續了幾十年的庇隆主義。很多人認為，偏左的庇隆主義導致了阿根廷負債累累、貨幣崩潰。這次米萊擊敗的正是中左翼政黨的候選人、現任經濟部長，米萊的支持者認為，恰恰是現在的失敗的經濟政策導致了這種糟糕的局面。他們對老政客、過去的政府非常厭惡，希望啟用一個政治素人來試試，“死馬當作活馬醫”。

米萊痛罵之前的執政者是權貴，說自己是一個電鋸手，要切除體制的沉疴痼疾。

他的支持者把米萊當成是救世主，馬斯克也看多米萊，認為“阿根廷的繁榮即將到來”。米萊會是阿根廷的救世主嗎？能否帶領阿根廷走出苦海？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阿根廷現在的核心問題是重建國家信用，首先他需要重建阿根廷比索的信用，穩住通脹和匯率，這樣才可能穩住外債，以及發揮價格的作用，促進經濟復蘇。不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穩住貨幣價值是解決一切宏觀經濟問題的前提。

米萊的辦法行不行？

米萊說要燒掉央行，廢除比索，全面美元化。在實際操作中，他應該不是棄用阿根廷本幣，全面使用美元，而是把美元作為阿根廷貨幣的錨，以此遏制通脹，穩住匯率，同時剛性約束央行超發貨幣。

但是，這么做的前提是米萊得有足夠多的美元。阿根廷央行現在囊中羞澀，只有240億美元外儲，而且其中100億美元還是私人部門的。另外，阿根廷央行的外匯儲備不都是美元，其中價值為180億美元的外匯是跟中國央行的人民幣互換。現在，阿根廷央行的凈外匯儲備，其實是負數。

怎么辦？

只能設法獲得更多的美元。米萊團隊給出的方案，主要是主權資產變現，即把政府持有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5G頻譜權、未來稅收收益權，通過拍賣或者抵押融資的方式獲得美元。比如，政府用國有資產作為抵押發行美元債融資。阿根廷的私人部門還有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資產，米萊團隊希望他們能夠購買美元債支持央行融資。

這是涉及到市場對米萊重整貨幣信用的信心問題。在現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的主權資產價格要跌到相當低，投資者才愿意購買。如果價格足夠低，米萊政府還能不能籌集到足夠多的美元，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熟悉阿根廷歷史的人都知道，阿根廷從來不缺政治狂人，更不缺政治斗爭。米萊是一個政治素人，他面臨的挑戰，跟之前美國特朗普執政時期類似，面臨殘酷的政治斗，缺乏足夠多的技術官僚和政治同盟幫助他、支持他。

02

極左翼，極右翼

很多人都好奇，阿根廷是如何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叫《誰殺死了潘帕斯雄鷹？》。跟一些拉美國家類似，阿根廷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在1860年代結束長期內戰后，阿根廷人從此過上了田園牧歌式的快活日子。整個19世紀，阿根廷坐擁世上最肥美的牧場，創造了令北美、歐洲都側目的“牛皮文明”。

1894年，美利堅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阿根廷則成為世界第一大農業國。

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3797美元，僅次于英國、美國、意大利，高于法國和德國。當時，歐洲人流行一句話形容富得流油的人：“他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

不過，大蕭條終結了阿根廷人田園牧歌式的美夢。1930年，牛肉及農產品出口大幅度下跌，農場巨虧，工人失業，一場政變打破了阿根廷近70年的政治穩定，改變了國運。

此后半個世紀，阿根廷政局動蕩不安，政府更迭多達25次。左翼傾向的軍人政府與右翼傾向的文人政府長期斗爭，民粹勢力與集團勢力輪番上陣，最終把國家掏空了。

很多研究把阿根廷的衰退歸結為產業結構，即農業賽道，被定義為資源陷阱。有人說，阿根廷是杰斐遜主導的美利堅，如果阿根廷有一個漢密爾頓，可能會成為工業強國。其實，這只是表面原因。

美利堅與阿根廷幾乎同時結束了內戰，但美利堅的開國者們早在建國初期就完成了現代國家基本制度的構建，開了一個好頭，后面的敘事自然順暢。阿根廷人是一群封建農場主的后代，靠著農業維系著表面的穩定與繁榮，從來就沒有一場徹底的制度構建/革命。

美利堅與阿根廷，一個北喬峰，一個南慕容，大蕭條就像鳩摩智，是真偽現代國家的測試機。自從遭遇鳩摩智之后，南慕容日子就沒好過，變得心浮氣躁，患得患失，制度劣勢不斷放大。

大蕭條期間，軍人政府上臺，“灰色的馬”殺死了潘帕斯雄鷹。二戰后，軍人出生的胡安·庇隆在工會及未來第二任妻子伊娃·庇隆的簇擁下上臺。

這個納粹主義政治家，上臺后喊出動聽的口號：“政治主權、經濟獨立和社會正義”，走介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這就是所謂的“庇隆主義”。

庇隆上臺后為了讓自己能夠連任修改了憲法，牢牢掌控了軍隊和工會，實施極左翼政策。庇隆大搞社會福利以獲取民粹支持，然后大規模地吞食工業與資源。他搞了兩個五年計劃，不是發展市場經濟，而是將工業經濟國有化。

從1946年到1948年，庇隆高價購買了大批外資企業，如以一億五千萬英鎊的代價購買了英資在阿根廷的二萬四千公里鐵路及其各種附屬公司。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投資了66億多比索鋼鐵、化工、水泥及輕工業，修建了1000公里的煤氣管道。庇隆還壟斷了阿根廷石油開采，成立了貿易壟斷機構，獵取外匯收入。

庇隆國有化政策導致極度的政治腐敗，養尊處優的國企虧損嚴重、浪費資源，完全喪失競爭力。

庇隆極左翼政策導致阿根廷對美關系迅速惡化，國有化行動引發外資恐慌，外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從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美國政府罵庇隆是“納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橋頭堡”。蘇聯也罵庇隆：“親法西斯的軍事獨裁……竭力玩弄欺騙、賄賂、施舍小恩小惠以及其他手段以騙取群眾支持。”

更糟糕的是，庇隆政府為了發福利討好民眾，大量印鈔，引發大通脹。1951年庇隆獲連任，次年阿根廷通脹率達30%，生活費用增加73%。1955年，極度腐敗的政府和大通脹引發民眾不滿，庇隆在一場軍事政變中被迫下臺，流亡到巴拉圭。

庇隆政府倒臺了，但是庇隆主義還在，軍政府統治依然延續。70年代歐美大通脹時期，阿根廷軍政府跟許多拉美國家政府一樣，通過出口礦產資源和農產品獲得巨額的外匯收入。但同時，軍政府揮霍無度、印鈔無數，制造了嚴重的政府赤字和通貨膨脹。

1982年是阿根廷的災難年。軍政府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派4000名軍人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結果不敵英國海軍。戰敗的消息傳來，阿根廷民眾聚眾抗議，迫使軍人政府下臺。

當年，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為了抗擊通貨膨脹，大幅度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外匯市場風聲鶴唳，拉美貨幣大幅度貶值，直接擊穿了拉美國家的主權信用。

在墨西哥宣布違約后，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紛紛跟進，宣告國家主權信用破產，拉美主權債務和貨幣危機爆發。在1982年債務危機前夕，阿根廷外債總量已經達到了GDP總量的51.96%。債務危機爆發后，通脹水平最高達驚人的20000%，1984阿根廷比索大約僅相當于1980年的千分之一。

軍人政府粗暴干預經濟，大肆印鈔，制造大規模赤字和債務，是阿根廷1982年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在其回憶錄《堅定不移》中這樣寫到：

“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都實施了強有力的改革方案，似乎一度取得了成功。經濟增長確實緩慢，這是多年來大量過度借貸和半社會主義、半封閉的專制體制造成的，不可避免。”

此后一年多，阿根廷民粹主義泛濫，政局極為動蕩，更換了5位總統和7名經濟部長。

1983年12月，第一位民選總統阿方辛上臺，開啟了文人政府。但是，阿根廷軍人多次政變試圖奪權，政治斗爭迫使他在第二任期提前五個月下臺。他無奈的說：我們（指兩大政黨）都敲過軍隊的大門。軍政府的背后，仍然是傳統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實權派。

阿方辛推行反通脹的“奧斯特拉爾計劃”，發行了新貨幣回收之前的比索。但是，這一政策未能奏效。1989年阿根廷的外債總額高達640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84%，通貨膨脹更是達到5000%。

整個80年代是阿根廷“失去的十年”，GDP平均增長率為-0.7%，通脹率和負債率居高不下。

1989年，梅內姆接任阿方辛后，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他降低了貿易壁壘，全面開放市場，對庇隆時代的國有企業實行了徹底的私有化。許多阿根廷人批判他把“整個國家都賣了”。

梅內姆一個爭議巨大的改革就是金融自由化。他放開了對外資的限制，沒有外匯管制和信用證的限制；同時，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阿根廷比索與美元以1:1固定掛鉤。

當時經濟部長卡瓦略主張鎖死央行發鈔之手。在固定匯率下，阿根廷央行不可以隨意超發貨幣，每發行一比索，必須拿一美元外匯儲備做抵押。同時，規定政府不得利用央行融資。

梅內姆的政策收到了立竿見影的奇效：短短幾年就把高達5000%的通貨膨脹率降為零，大量外資涌入，國家經濟迅速轉好。梅內姆任期是阿根廷經濟在債務危機以來最好的時期，平均增長率達5.8%，被稱為“阿根廷奇跡”。

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元加息提速，梅內姆執行的固定匯率弊端開始暴露，比索貶值壓力大，需要大量美元支撐，梅內姆政府不得不向國外大量借債。1999年他下臺時，政府開支已達GDP的28.2%，政府累積外債接近1500億美元，約為GDP的50%。

2001年，阿根廷財政赤字再創新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停止輸血，阿根廷只能賴賬，主權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再次爆發。2002年1月比索大幅度貶值，最高時達75%，通脹迅速上揚，比索貶值后累積的通脹率最高達80%，大批企業倒閉，失業率高達25%。

總結起來，大蕭條終結了阿根廷人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從此，阿根廷政局風云突變，“灰色的馬”利用民粹主義，不斷地攫取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源，制造了一個個“幽靈”，最終殺死了“潘帕斯雄鷹”。

03

日本化，拉美化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在60年代對其學生說：世界上有四種經濟體：發達經濟體、欠發達經濟體、日本和阿根廷。

一些欠發達經濟體在國家轉軌期間經濟快速增長，當經濟增速放緩時，開始擔心日本化。其實，欠發達經濟體完全不用擔心日本化，只有發達經濟體才擔心日本化，他們真正要擔心的是拉美化。

日本化，一般指的是日本在90年代泡沫崩潰之后長期陷入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高福利、高貨幣、高債務的經濟現象，被認為是“消失的三十年”。

資產泡沫崩潰后，日本經濟了嚴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資產價格崩潰擊穿了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企業從之前的借債投資轉向還債縮表。為了刺激經濟，日本央行將利率降到零附近依然無濟于事。千禧年后，日本央行實施負利率，大規模量化寬松，購買日本股票。這個期間，日本老齡化加速，養老福利開支大規模增加。安倍執政時期，日本央行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將國債收益率壓到零為日本政府提供融資。即便如此，日本經濟也毫無起色，在今年之前依然是低通脹、低增長，同時高福利還引發了高債務。

在2022年這輪大通脹之前，歐美經濟學家曾擔心，歐美經濟走向日本化。2016年，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特·奧布萊恩發表了題為《世界經濟正在日本化》的文章。奧布萊恩發現：“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國家，世界經濟正轉向日本模式。”歐美國家在2008年后長期實施低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同時給提供政府融資，但是經濟增速和通脹依然低迷。我在2020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全球經濟正加速日本化》。但是，這里的全球經濟，主要是歐美經濟，新興國家與日本化的距離還相當遠。

為什么說欠發達經濟體真正需要擔心的不是日本化，而是拉美化？

拉美化，在80年代拉美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被反復提起，它指的是像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在經濟經過一輪快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陷入停滯，甚至債務和貨幣危機反復的經濟現象。這一經濟現象背后是現代國家制度構建失敗、政權更迭、政府腐敗、民粹泛濫、社會治安惡化、貧富懸殊擴大、外交關系不穩定、經濟制度不穩定、法律對產權保護不力、金融開放反復無常等等。

隨著中產階級大規模返貧、貧富懸殊擴大，阿根廷失去了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中間力量，最終政治上陷入兩極斗爭。

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欠發達國家的一些學者開始集中關注和研究拉美化問題，并提出拉美化是否將成為欠發達國家的一種“流行病”。

對比日本化和拉美化后，你會發現，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病癥”：

日本化是“小”問題，聚焦在經濟問題上，核心是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失當引發民間資產負債表衰退、通貨緊縮、政府債務高企，其解決方案在于如何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提高政策的效果。

拉美化是“大”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不是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問題，而是現代國家制度構建失敗的問題、憲法無法約束政府權力的問題、法律無法保障私人財產與自由的問題、對外關系不穩定的問題、市場經濟體制不穩定的問題、金融市場開放不穩定的問題。

日本化不存在這些大問題，發達經濟體的現代國家建制完整，市場化程度非常高，法律對產權與自由的保護有力。解決日本化問題無非就是怎么調整財政和貨幣政策，采用利率工具還是量化寬松，抑或雙管齊下；貨幣供應量多一些少一些，財政開支多一些少一些，公共資源如何投放。比如，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改變貨幣傳導路徑，把2萬多億美元直接發給普通家庭，支撐了家庭、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刺激了消費擴張，同時也引發了大通脹。日本也采用了類似的發紅包的方式，刺激了通脹率和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化局面。這就是發達經濟體擔憂的事情。

但是，拉美化的情況要復雜得多。當欠發達經濟體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時，如果只是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小”問題，央行降多少利息，公共投資多少，對市場信心的提振非常有限。因為他們需要解決根本上的大問題，把現代國家制度建立起來，把私人的產權與自由保護起來，把對外關系搞好，進一步提高金融及各個領域的市場化、國際化程度。只有這些“大”問題解決了或不出問題，宏觀經濟政策才能起作用。

阿根廷沒有解決這些大問題，經濟、金融與貨幣成為了政治斗爭的工具。梅內姆的自由化改革失敗后，阿根廷左翼政黨上臺，政策又大反轉，大幅度提高社會福利以博取民眾的支持，同時將能源、鐵路等多領域的外資股份強行國有化。這導致阿根廷的國際貿易環境快速惡化，一度遭到超過40個WTO成員國以共同聲明抗議。

2015年馬克里為代表的右派政府上臺后，一夜之間又開放了外匯管制，外匯大幅度流失。阿根廷人把資產換成美元，人均美元資產超過1500美元，是世界上除了美國之外人均持有美元最多的國家，相比之下，鄰國的巴西人均只有6美元。

馬克里試圖削減公共服務開支以降低政府債務，卻遭到社會的強烈反對。接著，左派的費爾南德斯擊敗了馬克里，經濟又會成為他們手上的政治玩物。如今，極右翼的米萊當選，阿根廷何去何從？

阿根廷人自嘲說：“造物主看到這里有豐富的資源、清新的空氣和肥沃的土地，就說：‘你們不能都拿好的東西，也應該拿點壞的東西’”。于是，他在這個地方放上阿根廷人。

2009年，阿根廷中央銀行董事接受記者采訪說道：“能從阿根廷學到的，就是不要學阿根廷”。

對于欠發達國家而言，日本化的門檻太高，他們真正要擔心的是拉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