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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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說過：分工是文明的起點！

在工業革命爆發至今的兩百多年時間里，以歐美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雖然對亞非拉人民造成了深沉的災難，但從相對論的角度看（事物的兩面性），他們以各國資源稟賦為基礎的精確分工，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推動了人類整體工業水平的跨時代發展。

如果沒有第一次工業革命：

火車就不會出現，那些以煤礦資源出口為導向的地區，或許將仍處于效率低下的傳統農業社會。

如果沒有第二次工業革命：

各種電力設備和日行千里的汽車只是科幻小說中的暢想，人類的生產力水平以及生活質量，仍將因地理活動和能源的受限，而長期停滯在充滿高污染的惡劣生存環境中。

如果沒有第三次工業革命：

歐美等傳統工業化強國的地位會更加固化，日本戰后復興只會停留在神武景氣；如今以半導體為本的韓國則會無緣發達國家俱樂部；而錯失兩次良機的中國，也難以通過國際產業轉移的契機，實現彎道超車。

這些歷史告訴我們，不論身處怎樣的時代和環境，只要能在全球工業鏈中找到一個最合適自己的分工位置，明天就還有希望。

也正因如此，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政府和走出國門的中國企業，即便在母國擁有全球最完善產業鏈配套的情況下，也仍致力于積極推動更精確化的全球產業分工和供應鏈建設。

我們從非洲進口鐵礦石，然后向全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提供必要的鋼材；

我們從中東進口石油，然后向大部分工業制成品提供次級原材料；

我們從發達國家進口電子器件，然后向各國提供更貼近他們消費水平的智能化產品。

因為我們堅信，根據各國產業優勢的精確且合理的分工，不僅能使效率和效益最大化，還能帶動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富裕。

這既是追求本國的經濟利益，也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和擔當。

然而，在過去兩年時間里，以特朗普政府為首的美國帝國主義勢力，正以反國際法甚至反人類的手段，大肆破壞中國深度參與的全球產業鏈和貿易體系。

他們無中生有，四處揮舞制裁大棒；

他們卑鄙下流，對優秀產品巧取豪奪；

他們栽贓嫁禍，惡意扣押中國企業人士！

天下苦美久矣！

在這一惡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和中國企業被迫走上一條孤軍奮戰的新抗戰之路。

8月7日，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年峰會上，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表示：由于第二輪制裁，芯片在9月15號之后，生產就截止了，可能是麒麟高端芯片的最后一代，絕版。現在國內的半導體工藝上還沒有趕上。

Mate40搭載的麒麟芯片可能是華為自產的最后一代，很遺憾。華為在芯片領域開拓了十幾年，從嚴重落后、到有點落后、到趕上來、再到領先，有這巨大的研發投入，過程很艱難。但是在芯片制造這樣的重資產領域，華為并沒有參與，9月15日后旗艦芯片無法生產了，這是我們非常大的損失

——以上為部分余承東部分原話

對于一家正遭到霸權主義傾國打擊的企業而言，遺憾和失落的情緒只能是暫時的，如何在四面楚歌的圍困中殺出一條血路，才最為重要！

所以就有了后面這段話：

華為倡議從根技術做起，打造新生態。在半導體方面，華為將全方位扎根，突破物理學材料學的基礎研究和精密制造。在終端器件方面，華為正大力加大材料與核心技術的投入，實現新材料+新工藝緊密聯動，突破制約創新的瓶頸。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當我聽完此話后，仍然是倍感震驚和崇敬：

華為之所以讓我震驚，主要是與ICT產業結構有關。

芯片是現代ICT產業的核心技術領域，TSMC出現之前，站在產業鏈頂端的歐洲、日本、美國的芯片制造，都采用IDM模式（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 集成器件制造）。

所謂IDM模式：

指的是在單一企業的范圍內，實現設計、制造以及封裝的全過程。

以一己之力做到芯片五大分支產業的后三個。這就意味著構建IDM模式不僅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還需要雄厚的技術底蘊支撐。

那TSMC為什么能成功呢？

市場環境的變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芯片制造商的市場主要是企業和政府，這兩個部門在產品使用上最大的特點就是使用壽命時間長，且需求量遠低于普通消費者。

這因此使得芯片廠商在投入和回報之間不存在過大的風險。

情況很快在九十年代初期發生了變化，1993年，克林頓政府推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工程計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作為該計劃的衍生影響，電子產品逐漸從企業與政府部門走向以尋常老百姓為主的普通消費者。

普通消費者對電子產品的影響有以下幾點：1.使用周期短；2.產品量需求大；3.對新技術的需求十分旺盛。

如此一來，傳統芯片廠商在構建面向消費者市場的IDM模式時，其投資和回報之間的風險將趨于無限大。畢竟芯片制造本身就是個燒錢的玩意兒，普通消費者需求那么大，就意味著產業線上的設備及人才投入要成倍增長，但萬一搶不到市場怎么辦？

而TSMC首創的代工廠模式，則為傳統芯片廠商稀釋了很大一部分風險。

這之后，IDM模式逐漸演變成Fabless（無晶圓廠設計商）和Foundry（代工廠）兩種結構，后者負責產業線的建設（材料、設備、產業工人）以及工藝制程的研發。而前者只專注于芯片的設計，其他開支統統砍掉，省去了一大堆投入。

久而久之，芯片產業就形成了更精確化的分工。而在該體系下，芯片行業極大的避免了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效率和效益也得到了成倍的擴張。

這就是我們在前文說的分工對產業發展的積極性！

華為在半導體方面進行去美化建設和全方位扎根的第一步，就是重新構建IDM模式。

當然，難度是非常大的：

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芯片廠商們將面臨著更復雜、但也更廣闊的市場：從企業和政府使用的各種通信設備，到普通消費者使用的手機、筆記本、平板電腦、智能手表、藍牙耳機，都對芯片的產能和技術有著巨大的需求。

在這一復雜的形勢背景下，芯片制造已然成為了集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于一體的重資產行業。

這對于華為構建IDM模式的難度，幾乎是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比擬的：

技術層面暫且不說，就是資金投入也足以讓所有人瞠目結舌。TSMC赴美建設的5納米晶圓廠總投資是120億美元，臺南園區的3納米生產線總投資是190億美元，如果算上對工藝制程研發和芯片設計的投入，誰都不敢想象還要燒多少錢。

但是華為有決心，且決心不止于此！

余承東在昨天的峰會上表示：要向下扎到根，向上捅破天，根深才能葉茂，上面的生態要豐富和完善，讓我們中國企業在這個產業鏈上掙到更多錢，參與全球的競爭，我們華為希望提供的平臺能夠讓大家不斷地發展，不會受制于人。

何為“根”？

IDM模式只是集成了芯片的設計、制造、封裝，向上還有材料、設備，比如12寸晶圓、EUV光源、透鏡、沉浸式系統，以及芯片設計過程中所使用的工業軟件EDA。

這就是從根技術上做起！

何為“天”？

芯片只是一種零部件，它無法越過終端產品而直接產生利潤。而在其所服務的電子產品上，華為也致力于構建一條獨立的、技術先進的供應鏈。包括顯示模組，如發光材料、光學薄膜；攝像頭模組，如高精度大推力馬達、全光譜Semsor材料等。

這就是在終端器件突破制約創新的瓶頸！

我們可以看到，從構建全新的IDM模式到向下扎到根和向上捅破天，華為的破敵之策，就是由源頭做起，以本企業作為核心驅動引擎，聯合其他國產廠商打造出一條擁有自主產權且覆蓋原材料、設備、零部件、生產、組裝的ICT全產業鏈。

所以說這是一場全方位突圍戰：突圍的不止是華為，還有整個中國ICT產業！

前不久，有網友在華為心聲社區看到南泥灣項目和南泥灣精神，這讓很多人的內心充滿了感動和驕傲。

在中國抗戰史上，南泥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1940年，日軍對八路軍根據地展開大規模掃蕩和封鎖，導致根據地里的戰士和居民無法獲得最緊缺的生活來源。

局勢有多危急呢？后來，毛主席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說道：

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服穿、沒有油吃、沒有菜、沒有紙，戰士們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坐以待斃不是明智之舉，唯有自救，方能新生！

1941年春，八路軍啟動南泥灣自主化工程。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我軍在灣內實現了物資100%的供給。

后又用了三年，開墾荒地26.1萬畝，收獲糧食3.7萬石，出欄豬5624頭。

其物茂豐沛程度，堪稱塞北江南。在大量物資的支持下，我軍戰士越戰越勇，為徹底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立下汗馬功勞。至此，南泥灣事跡成為一種精神，一種即使敵軍圍困萬千重也要自力更生的不屈精神。

半個多世紀后，在敵軍的封鎖和圍剿下，物資供應短缺的危機景象再度重現。

只不過這一次的敵人是美國，被封鎖的是華為！

但又有何懼？

中國能勝一次，就能勝第二次！

我們的困難再大，能大得過被日軍和偽軍瘋狂就圍剿的先烈們嗎？

華為學習南泥灣精神，就是向世人宣告：我輩寧愿站著死，也不愿跪著生，去美化產業鏈建設在所不惜！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我等殷切盼望，他日華為能向今日之北斗，逆勢上揚，傲視群雄！

不盲目，不卑微。
既承認困難，又不失進取的銳氣；
這就是脊梁，一個人，一個公司，一個民族該有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