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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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大明朝建于1368年，每朝開國第一件大事，就是穩定財政、鞏固財源，開始向全國收稅。

主要收的是農業稅。

我在《魏忠賢與全球化》里，列舉過萬歷六年的財政數據，當年國家財政總收入是2652.7萬兩，農稅占2080.2萬兩，工商稅223.8萬兩，雜色收入348.7萬兩，農稅對國家最為重要，占到全國總收入的78.4%。

現在稍微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明白，搞農業日子過得苦巴巴的，風險高又不賺錢，要收稅，就要搞活工商業，找他們收稅才是根本。

萬歷六年，工商稅只占全國稅入的10.7%，崇禎初年，農業稅比例上漲到81%，工商稅還是只占12%。

那明朝為什么工商稅收的這么低呢？

問題起源出在朱元璋身上。

朱元璋重農抑商，凡離鄉農民不務耕種，跑去經商，就要當作游手好閑的流民，官府必須把他們抓回來繼續種地；他還嚴禁出海貿易，把貿易改成了朝貢制，這種朝貢制，有點像日本、真臘、琉球、安南這種窮親戚來找富戶討食，他們提幾個西瓜上門走動，我們就得還他們一車葡萄，是賠錢買賣；為了抑制更多人經商，朱元璋還規定社會等級序列是“士農工商”，商人是正常社會最底層，后代不許參加科舉考試，1381年下令農民家庭可以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能穿絹布，但如果農民家庭有一人經商，則全家不許穿綢紗。

《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見到沈一石穿綢緞衣服，就敢大聲質問他，來源于此。

朱元璋也不是盲目地打壓商人，他另外也做了有利商業經營的舉措，整體上重農抑商，是因為開國戰爭死人太多，國家太多土地需要開墾，也沒精力處理沿海倭亂（元朝就有倭亂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恢復生產高于一切，重農抑商沒什么問題。

部分歷史資料說因為抑制商人抑制得太厲害，為了給予他們補償，朱元璋就不收商人的稅。

這句話不對，朱元璋是收商稅的，但他收得很輕，收得輕也不是為了給商人以補償，而是怕收稅重導致商品價格高，怕增加民間負擔。

1369年時，大明就規定了商品交易必須交稅，1364年還設宣課司，府州縣設通課司，專門負責征商稅。

1362年商稅為十五稅一，兩年后，朱元璋認為收太多影響物價，民眾承受不起，改為三十稅一，一些百姓日用商品干脆免稅。

朱元璋的所有舉措，都符合當時生產力的情況，是為了“做大農民群體，壓制商人群體”，避免流動性過強的商人，占據社會主導地位。

貳

我們常常在關于大明的書籍或影視劇里，聽到“祖制”兩個字，這個祖制，到底是個什么玩意？

一句話概括叫“朱元璋立下的規矩”，規矩很多，從制度法令到機構設置、皇帝言行、百官規范、后宮操守等，啥樣都有，而且誰壞了規矩，就要被殘酷處罰，嚴重的要被凌遲、全家處死。

具體內容包括《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洪武禮志》《禮儀定志》《孝慈錄》《大明律》《諸司職掌》等等，其中又以《皇明祖訓》《大明律》《諸司職掌》三本最為重要。

朱元璋立下的這些祖制，前期執行得很是兇狠，動不動取人性命，但后面大多內容逐漸瓦解，重用太監、服飾奢華、建立內閣、醇酒美人等等，都是違反祖制的，后面的皇帝們可一個比一個玩得花樣翻新。

祖制這個東西，后來成了一門盾牌，大家有選擇性地相信，符合自己利益的就用，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用。

朱元璋設祖制，本來是用來樹立皇帝的無上權威，建構權力運作和制衡網絡，結果用著用著，被文官集團反過來制衡皇權了。

永樂和萬歷立儲之時，文官們便集體哭著喊著搬出祖制，以對抗皇帝的權力。

萬歷的皇后生不出娃，他有次去給老媽請安時，一時興起跟老媽的宮女發生了那個那個，宮女幾個月后懷了個兒子，但萬歷覺得自己睡了個宮女挺丟臉，想耍賴不認，他老媽拿出起居注來，說兒子你別想跑，這大孫子我抱定了，于是宮女扶正，封王恭妃，朱常洛作為嫡長子養在宮里，作為皇位繼承人培養。

萬歷過些年找到摯愛鄭貴妃，還跟她生了兒子朱常洵，由于愛鄭小姐愛得發瘋，意圖扶朱常洵做太子，但這么干確實違反正統，就想先立鄭小姐為皇貴妃，在宮中地位高于朱常洛老媽，以試探群臣的反應。

大臣們都看出了萬歷的小心思，戶部給事中姜應麟先上疏說這么干可不行，萬歷討厭他管自己家事，說他“疑君賣直”，罰去大同做了個小典史。不料這一擊反而把群臣激怒了，也不怕萬歷處罰，爭先恐后要求正式立朱常洛為太子，把萬歷折磨得神經衰弱。

萬歷和群臣熬斗到1601年，朱常洛都20歲了，朱常洵也已到16歲，年紀不等人，萬歷被迫立朱常洛為太子，并于次年二月完婚，最終朱常洛成了泰昌皇帝，但上班一個月就被毒死，木匠天啟皇帝接了班。而萬歷和鄭貴妃的寶貝兒子朱常洵，封福王，55歲時被李自成在洛陽逮著，野史中說是連著鹿肉一起給下銅鍋燉了分食。

文官集團其實跟朱常洛沒那么深的交情，他們之所以拿出祖制來壓萬歷，主要是在爭奪話語權。

看起來并沒有多大意義的話語權，其實也是一種權力的宣誓，是向對方表示“我有的是辦法對付你”，這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一次權力對抗，萬歷最后的戰敗，標志著文官集團的力量，至少在某些方面，確實蓋過了皇權。

朱元璋怎么也沒想到，他用來維護皇權的祖制，最后變成了文官們用來抵抗皇權的工具。

叁

其實不管是皇權和文團集團，權力做得太大，都不一定是好事情。

皇權做得太大，想的是如何盤剝天下滿足個人私欲，文團集團做得太大，想的也是如何盤剝天下滿足集體私欲。

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人，他們沒有偏愛文官的嗜好，明初時保持著皇權加武勛集團壓制文官集團的格局，皇帝直接控制武勛，武勛們掌控著五軍都督府，皇帝是直接掌握暴力機構的。

這個世界的最底層是暴力，暴力在惡人手里可以破壞事物，在善人手里可以維護事物。

但明英宗朱祁鎮腦子一熱，搞出個土木堡之變，將武勛集團全折在土木堡了，五軍都督府從此名存實亡，兵部掌控了軍隊，皇帝從獨掌最高暴力機關，變成和文官們共享軍權，這以后天下大事，多少也得跟文官集團們商量著來了。

文官集團們還都是利益共同體，從永樂到崇禎，閣臣164人里，浙江、江蘇、江西人占了50%。

皇帝對付一個官員容易，但對付整個文官集團就麻煩了，總不能把公司上下從CEO到清潔工全炒了吧。

你炒掉一個，上來的還是他們的人，因為選拔人才的梯隊，也被他們包圓了。

像萬歷皇帝貶謫的姜應麟，離開中央二十年，朝廷都有人替他說話，希望姜應麟可以回京。萬歷罵走一個，上來一篇折子，再罵走，再來一篇折子，文官們是利益共同體，根本毫無畏懼，反正自己出什么妖蛾子，都有人料理后事。

現在大家理解了吧，萬歷為啥三十年不上朝，光是立太子這事，跟群臣激斗，都逼退了內閣四任首輔，一百多朝廷大員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最后萬歷還是慘敗，換誰心里頭都不舒坦，這種事還連綿不絕，不死不休，皇權老斗不過文官集團，這個破班，真是不上也罷。

基于皇權越來越弱，文團集團越來越強大，大明便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稅，越收越少，國家財政，越來越困難。

到明朝中后期，工商業逐漸發達，這時候國家重心，應該從收農業稅，轉到收工商稅才對，只要工商稅收得上來，那就有銀子練兵，改革落后的軍戶制度，兵一練好，西南和東北的外敵，都不是問題，國家出現災荒之時，有足夠的銀子賑災，也不會有事業單位出身的李自成跑去造反。

內憂外患，一切都是財政問題，一切，都是因為收不上工商稅。

工商稅收不上來，是因為有人故意阻撓，阻撓的這些人，正是哭喊著“祖制”和“藏富于民”的文官集團。

當資本和文官集團緊密綁定的時候，就是大明財政枯萎的時候。

肆

今天我們說起明朝的死亡，必歸于黨爭，一說起黨爭，就是閹黨大戰東林黨。

其實為了爭奪財政，是皇權大戰文官集團，閹黨是皇權的延伸，東林黨是文官集團的延伸。

而且閹黨和錦衣衛也有失控的時候，文官集團也不僅僅只有東林黨，是齊黨、楚黨、浙黨、宣黨、昆黨跟東林黨混戰，東林黨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中勝出，于天啟年成為第一大黨。

所以任何事物都有內部和外部矛盾，兩種矛盾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我們慣常認為，東林黨跟江浙士紳資本集團綁定，是促使工商稅收不上來的主因。

這種觀點并不完整，明朝后期是有數個不納稅的超級資本集團，第一個重要的，確實是江南工商貿易士紳資本集團，另一個晉商走私貿易集團，再一個是明廷內部的官僚資本集團。

明朝九邊重鎮中，以山西省的大同、宣府兩鎮駐軍最多、軍餉最厚，但這里天氣太冷，不適合屯田，為了解決邊境軍士吃飯問題，1370年開搞開中制，將鹽的專賣權（鹽引）交給山西商人，由他們運糧運貨到邊疆，再憑鹽引到指定鹽廠支取食鹽，到指定地區銷售。

到明朝中期時，開中制出現嚴重腐敗，晉商同朝中權貴綁定，共同以鹽引謀利。

1492年葉淇改革，將開中制改為開中折色制，晉商受到打擊，但轉而跟北方蒙古和后金做走私生意。

晉商是陸上走私，規模不太大，明朝權貴控制在東江、登萊一帶的海上走私，跟后金交換人參、貂皮，規模遠超晉商。

當然所有集團都不能跟江南士紳資本集團比，畢竟西班牙人挖來的白銀，最后都流向了他們，這些人又憑借科舉優勢，壟斷了半個朝堂。

這些問題我已經寫過很多遍了，這里就不再重復了。

當國家收不上稅，解決不了財政問題，就會轉而向農民施壓，農民受不了賦稅，要么造反要么逃離土地去做流民，無業游民到處亂竄，就成為土匪海盜，地痞流氓全冒出來，情形有點像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充滿了不安定因素。于是在明朝中晚期，整個社會都充斥著戾氣，動不動就打人殺人，最終走向了全民暴力。

明末劉宗周說整個社會都扭曲了，“格斗出于婦女，官評操于市井，訛言橫于道路”，意思是婦女都打架斗毆了，人們不相信官府權威，只相信市井流言，連街頭說的謠言都信，就是不信政府，人人都處于高度緊張又互不信任的狀態。

所以翻開明末的歷史，到處都是暴虐的折磨和殘暴的殺人：官兵殺人、李自成殺人、張獻忠殺人、滿清殺人，殺得整個華夏一片腥紅。

伍

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新問題。

一個國家能不能挺住基本盤，一則暴力機構能不能全權掌握，二則財政系統能不能長久維持。

政府有的地方跟公司很接近，都是越做雇員越多，越做成本開支越大，政府的財政收入也需要相應增長，才能滿足新時期的工作需求。

而且政府還要知道適時適地的變通，不能給自己設枷鎖，像朱元璋訂的祖制，到明朝中后期是完全行不通的，該否定就要否定，要不工商稅收不上來，國家分分鐘會崩潰。

我們的稅收，也歷經過統一全國稅政、利改稅和工商稅全面改革、出口退稅建立、國地分稅制、金稅工程等多次改革。

明朝出現工商業新階層后，中央政府因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而崩盤，而現在中國不斷出現文娛互聯網行業的高價片酬、電商、直播、打賞等新事物時，及時補上了稅收的短板，才有了無數明星網紅紛紛被查的現象，并且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查處一批以作警示，使行業逐漸形成了高度自覺性。

在地方政府依賴賣地的稅收慣性結束之后，面對存量市場的房產稅也終究難以避免。

中國財政收入必將是走向多元化的，從稅收、國有資本經營、外匯收入、其他收入填充國庫，才能完成建軍、扶貧、基建等內容。

當然啦，回望明朝，歷史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要防止出現“文官集團與商業資本的聯盟”，將政商旋轉門消滅在萌芽期，才能使國家少一分戾氣，多一點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