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

本屆美國總統選舉，是近百年來最受美國人及他國人關注的一次大選。

為什么？

當今世界，秩序重構，利益沖突，新冠籠罩，經濟低迷，國家對抗趨于脫鉤，歐洲伊斯蘭化陰霾籠罩，保守主義開始覺醒，美國選民在利益及意識形態上的分裂達到空前。這次大選將深刻地影響世界意識形態及政治格局的演變。

本文從美國兩黨歷史的角度，分析美國政治生態的演變及本次大選的影響。

本文目錄

一、政治平衡

二、政治博弈

三、政治正確

（正文一萬字，靜心閱讀，感謝分享）

01

政治平衡

美國政治是一種憲政之下的平衡政治。總統法律上是美國國家的代表，但利益上是其黨派支持者的代表。美國的政治、外交及經濟政策有著明顯的黨派痕跡。用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來解釋是，政治、政府、政黨及政治家也遵循市場的自利原則。

追根溯源，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分歧源自不同的意識形態。共和黨傾向于右，被稱為右派或右翼，也稱為保守派；民主黨傾向于左，被稱為左派或左翼，也稱為自由派。

在美國，何為左，何為右？很多人搞不懂。美國專欄作家丹尼斯·普拉格列出了一系列簡單的問題來反應左右兩派的不同主張，科學家吳軍將其翻譯過來，我挑選部分列舉如下：

人權的來源

左派：人權來自于政府；右派：人權來自于造物主。

人性

左派：人性大體上是善良的；右派：人性大體上是壞的。

經濟目標

左派：平等；右派：繁榮。

國家的主要角色

左派：增進和保護平等；右派：增進和保護自由。

政府

左派：盡可能大；右派：盡可能小。

對世界的最大威脅

左派：環境災難，目前是全球氣候變暖；右派：邪惡；目前來自伊斯蘭教主義者的暴力。

美國黑人面臨的主要問題

左派：種族歧視;右派：缺少父親（Lack of fathers，注：黑人的單親家庭比例高，70%的孩子來自只有母親的單親家庭）。

如何看待非法移民

左派：受歡迎的客人；右派：非法移民。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民主黨及左派傾向于凱恩斯主義，共和黨及右派傾向于自由主義。在現實中，要區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并不太容易。

比如，通常稱民主黨為自由派，共和黨是保守派，但真正主張經濟自由的反而是共和黨。又如，民主黨稱共和黨是大資本家的代言人，但是最近兩屆大選，華爾街向民主黨的捐款要遠遠多于共和黨。民主黨的鐵桿票倉均來自東海岸和西海岸的富裕州、金融州。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是因為兩黨經歷了復雜的演變，同時內部（尤其是民主黨）派別眾多。有時候，黨派的意識形態也追隨著選票而演變。

美國立國時只有一個黨派，那就是開國者漢密爾頓領導的聯邦黨。1790年另兩位開國者杰斐遜和麥迪遜為了對抗漢密爾頓組建了民主共和黨。1812年聯邦黨解散，民主共和黨分裂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前期為輝格黨）。

最開始的民主黨繼承了杰斐遜的思想遺產，代表著南方地主、農民的利益，反對大政府和中央銀行，主張發展農業、土地擴張及蓄奴。共和黨則代表著北方資產階級的利益，主張發展工業、自由市場及廢奴。

19世紀上半葉，民主黨長期執政，維持蓄奴政策，在西部驅趕印第安人，將美國國土擴張到西海岸。

1860年，共和黨贏得了大選，林肯擔任總統。這是共和黨首次執政。

林肯總統主張廢奴，南北矛盾不可調和，引發內戰。結果南方落敗。戰后，主張蓄奴的民主黨一敗涂地，被選民拋棄。直到1933年大蕭條，共和黨維持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執政。共和黨主張自由市場，發展汽車、鋼鐵等工業經濟。這也是美國工業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被稱為鍍金時代。美國在鍍金時代經濟總量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制造企業主以及日益擴大的白領階層、中產家庭，是共和黨的傳統支持者。在鍍金時代，托拉斯組織崛起，共和黨被認為是代表著大型工業資本家的利益。不過，共和黨人老羅斯福總統是第一個向托拉斯開刀的總統，被稱為“托拉斯爆破手”。他拆分了老摩根控制的北方證券，向石油、煙草等40多家托拉斯發起了訴訟。

不過，這位居于拉什莫爾山之上的總統，其執政理念及鐵血風格，造成了共和黨內斗。1912年，老羅斯福和塔夫脫分散了共和黨選票，民主黨改革派人物威爾遜博士抓住機會當選了總統。

威爾遜是民主黨扭轉局勢和改變民主黨意識形態的關鍵人物。法學教授出生的威爾遜推動了一系列法令的出臺。他推出了史密斯-萊佛法案，向農民輸出農業技術，向地主提供農業貸款，穩住地主和農民的票倉。

同時，他還通過了亞當姆森法案，規定鐵路業工人享有8小時工作限制；還通過了萊克頓反托拉斯法，將反壟斷擴大到價格歧視等普遍性問題。這兩項法令幫助民主黨贏得了工會和工人的選票。在威爾遜的任期內，美國勞工聯盟、鐵路工人協會和其他“溫和”工會的會員和這些行業工人的工資都得到了顯著增長。

威爾遜還通過了基廷-歐文法案，減輕童工問題；通過了確立女性投票權的第十九號憲法修正案；還頒布了禁酒令的第十八號憲法修正案。這些法令又幫助民主黨贏得了婦女、女權主義者、知識階層的贊賞與支持。

最重要的是，威爾遜推動了美聯儲的成立。反對中央銀行是民主黨一貫以來的政治主張，但是威爾遜頂住內部壓力促成此事。美聯儲成立的初衷是為了保護私人銀行，威爾遜此舉幫助民主黨爭取了金融勢力及銀行家的支持。

用今天的話來說，威爾遜總統推動民主黨“破圈”，將粉絲群體從原來的地主和農民，擴大工會、工人、銀行家、女性、知識階層。選民成分的擴大化、復雜化，也開始改變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及政治主張。

不過，在大蕭條前，白宮還是共和黨的天下。1920年，共和黨重奪總統大位，締造了經濟繁榮的“咆哮的二十年代”。1928年，共和黨候選人胡佛鼓吹個人自由主義、經濟繁榮、機會均等，輕而易舉地擊敗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總統。1929年3月的《華爾街日報》在慶祝胡佛就職時說：“胡佛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商業總統，他將是美國第一個商業總統。”

然而，僅僅半年后，經濟危機爆發，引發多年大蕭條。大蕭條給了民主黨翻身的機會，民主黨候選人小羅斯福打著“新政”的旗號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從歷史來看，幾乎每次經濟崩潰都利好于民主黨競選。

大蕭條意味著共和黨鼓吹的自由放任主義破產，民主黨主張的干預主義登臺。小羅斯福推動了一系列法令的出臺。其中，緊急銀行法，拯救大銀行，獲得了大銀行家的支持。農業調節法，給農民發放補貼，贏得了農民的支持；社會保障法，給失業工人、殘疾人、貧困家庭發放補貼，贏得了底層民眾的支持；以工代賑，擴張基建保障就業，贏得了工會及工人的支持。

小羅斯福是改變民主黨歷史的關鍵人物。他徹底扭轉了自南北戰爭以來的民主黨的民意頹勢。后來，小羅斯福領導美國贏得了二戰的勝利，民主黨的民意支持率達到頂峰。

1960年，年僅43歲的民主黨人肯尼迪贏得了大選。不幸的是，3年后肯尼迪總統被刺殺身亡。副總統約翰遜接任了總統大位。約翰遜總統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他提出了一系列所謂的“大社會”法案。“大社會”系列法案的內核內容是保障民權和民生，比如，環保、扶貧、農村建設及增加教育福利。

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平權運動風起云涌。約翰遜總統成功地抓住了平權思潮，以“大社會”系列法案支持平權運動；同時，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給黑人、少數裔、女性提供大量的補貼。這使得黑人集體倒向民主黨，成為該黨的鐵桿票倉（99%）。有意思的是，民主黨歷史上是主張蓄奴的黨派，共和黨林肯總統廢奴，民主黨約翰遜卻成功“摘桃”。

約翰遜還支持女性平權、消費平權，要求大學錄取學生、公司招收或晉升雇員、政府招標時，應當照顧少數種族和女性。約翰遜幫助民主黨贏得了女權主義者、環保主義者、消費主義者的支持。

對黑人及女性的特殊照顧，是否構成對白人、男性的反歧視？

1978年一位叫巴克的白人男性，連續兩年被一個醫學院拒絕錄取。原因是，這個醫學院將16%的錄取名額給了黑人學生——一些成績比比巴克更差的黑人學生。巴克將學校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該校對黑人學生實行定額制是違憲的，但仍然支持平權運動。到了90年代，美國高校恢復理性，陸續廢除黑人的定額錄取指標。很多州取消了在就業、政府招標等方面對黑人的特殊照顧。最高法院的做法是理性的，支持平權運動，但不能采取定額定量的方式，如此構成了反向歧視。

1860年之前是民主黨的天下，南北戰爭后到大蕭條期間是共和黨的天下。從大蕭條到1960年代，民主黨對共和黨形成了壓制。小羅斯福和約翰遜，這兩位關鍵人物，將民主黨的票倉擴大到：地主、大銀行家、農民、底層工人、黑人及少數裔、女權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凱恩斯主義者及左翼知識分子。

民主黨并不是一個嚴密的政黨，其選民基礎龐大，但成分復雜，利益難調和，不夠團結。如果要將這些票倉分類，大概可以分為兩類：最有錢的人和最貧窮的人，亦或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所以，民主黨經常面臨兩難：一方面要代表大銀行家、富人及精英階層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設法安撫最底層的民眾。

如此一來，意識形態控制就變得極為重要。為了最大限度地籠絡復雜的底層支持者，民主黨打著民主、自由、平等、善良、博愛、反歧視、環境保護等旗號，甚至將其上升到政治正確的層面，以確保票倉的穩定。很多主張明顯左傾，民主黨也就成為了深藏著銀行家及富人的左派政黨。

很多人認為，共和黨更善于搞經濟，民主黨更善于搞政治。歷史上，共和黨治下的美國，經濟繁榮，財富增長快速，但貧富差距也快速擴大。經濟崩潰時，民主黨接管美國，推行平權運動和社會福利建設。但是，干預主義及福利主義引發的經濟衰退、債務危機，又使得民主黨丟失政權。

1965年到1969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支出總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的三年每年支出增加只有2%。其中，在約翰遜的“大社會”計劃的撥款中，衛生、教育、蕭條地區發展這三項經費合計從1965 財政年度的81億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億美元。

約翰遜“大社會”的財政擴張是70年代美國滯脹危機的直接原因。赤字高企、經濟衰退，導致民主黨失去了白宮掌控權，共和黨人尼克松贏得了大選。但是，尼克松在走向偉大總統行列的路上遭遇了“水門事件”。尼克松之后的整個70年代，美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跌下神壇，民主黨主張的大政府干預主義、福利主義一敗涂地。

60年代開啟的社會平權主義成就了民主黨，70年代開啟的新自由主義成就了共和黨。最后，搞定滯脹危機的共和黨及新自由主義贏得了選票。

02

政治博弈

1980年，共和黨人里根入主白宮，他與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幫助美國走出了滯脹危機，開啟了長達幾十年代的景氣周期。里根幫助共和黨打了翻身仗，扭轉了自大蕭條以來的民意頹勢。

里根被認為是共和黨意識形態的代表。里根在大選時便明確提出反對凱恩斯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主張供給經濟學，提倡自由主義和減稅政策。里根啟用了一大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推動改革，減少干預，降低市場準入，支持信息技術和投資銀行。與民主黨相比，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是軟弱的，但其經濟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從1983年到2007年，美國迎來了持續的繁榮景象，金融產業迅猛發展，信息技術方興未艾，大型跨國公司崛起，經濟全球化一日千里。這一時期的經濟繁榮，定然與共和黨相關聯，盡管90年代民主黨人克林頓在經濟建設方面也功績卓著。

到了21世紀，我們再來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票倉。

共和黨的票倉要比民主黨更加純粹，除了傳統的制造企業主、本土中小企業主、藍領工人、白人、公司白領及持續擴大的城市中產，還有少部分銀行家。

70年代后，民主黨并非無所作為。直到1995年之前，民主黨一直控制著國會。這是因為民主黨在平權運動中積累了雄厚的民意支持。國會的政治力量比白宮更加強大。這時，民主黨的票倉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原來的票倉，還增加了大量的投資銀行家，如券商與投行精英，增加了信息技術、新能源領域的企業主、科學家、工程師，還有大學的知識分子。部分投資銀行及信息公司，已經成為大型的跨國公司，如微軟公司，這股勢力深刻地影響著民主黨的外交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網絡科技寡頭，如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Twitter聯合創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Bay前總裁杰夫·斯科爾、Zynga創始人馬克·平卡斯、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都是拜登及民主黨的支持者。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社交網站上投入巨額廣告，這些廣告如何被算法支配，關于兩黨的言論如何被大數據推送，很可能影響選情。在這方面，拜登及民主黨更具優勢。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共和黨再次遭遇滑鐵盧。民主黨和凱恩斯主義者，將經濟危機爆發的責任歸咎于共和黨。同時，金融危機引發民粹運動，民粹主義者要求福利保障，同時嚴懲金融家。

2008年大選，民主黨人奧巴馬成功奪魁。

為什么會是奧巴馬？

當時的民主黨的競選策略太出色了，美國選民對滿嘴跑火車的政客早已厭倦，渴望一位與大資本家毫無瓜葛的年輕人來一次徹底的“革命”。而奧巴馬滿足了選民們的一切渴望。奧巴馬出生于貧困家庭，底子干凈，年輕干練，朝氣蓬勃，演講天賦極為出色。最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黑人。

奧巴馬打著改革的旗號登臺，他給選民承諾，對95%的人減稅，對另外5%的富人征稅。他還承諾推行全民醫保，嚴格監管金融企業。

廣大底層選民對奧巴馬寄予厚望，民主黨雄厚的民意基礎發揮了作用。2008年大選，奧巴馬的籌款記錄顯示，其總額中有65%來自于小于 200 美元的小額捐款，而他的對手共和黨人麥凱恩只有33%。

但是，8年后，選民們發現他們200美元的政治投資打了水漂。事實證明，奧巴馬最出色的能力還是演講。如果還有第二項特長，那就是花錢。全民醫保半途而廢，包含沃爾克法則的金融監管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而美國政府的債務規模卻急速膨脹。

2016年，美國選民忍無可忍，選擇了最不像總統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

為什么民主黨和希拉里被選民拋棄？

表面上，責任在奧巴馬。但其實，奧巴馬是無力改變的。這是由民主黨的性質決定的。

民主黨的票倉有“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民主黨的左派人士桑德斯代表著這群人的利益。但是，民主黨的另外一個鐵桿票倉是華爾街、金融企業、跨國公司及城市精英。他們的利益代言人是民主黨建制派希拉里。

金融危機后，這兩個票倉的利益發生了沖突，底層民眾要求嚴懲金融企業。奧巴馬干了八年的和事佬，拿了個諾貝爾和平獎，卻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2016年大選，民主黨面臨分裂形勢，為了保住華爾街這邊的票倉，民主黨的傳統勢力果斷地放棄了桑德斯，讓建制派希拉里迎戰共和黨的特朗普。

民主黨的傳統鐵盤，東部富裕州、金融州和西部加州，為希拉里贏得不少選票。但是，在關鍵的搖擺州，希拉里被特朗普逆襲。搖擺州多數是五大湖區的傳統工業州和南方州，其中有不少是底層選民，他們太討厭希拉里這種建制派政客的嘴臉了。

反觀，共和黨這次大選策略極為正確。共和黨也有建制派，也有華爾街的代表。但是，共和黨的選民成分更為純粹。共和黨的鐵桿票倉是美國白人、工人及中產家庭。這群人不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利益上，與金融家的沖突沒有那么大。于是，共和黨在2016年果斷掉頭，戰略性地站在了改革派這邊，支持特朗普贏下搖擺州。

到這里，我們再來看看，到底是誰引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

斯蒂格利茨等凱恩斯主義者將責任推給共和黨和金融自由化。但其實，這次金融危機是干預主義的結果，與政府的金融政策及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直接相關。問題是，到底是民主黨的鍋，還是共和黨的鍋？

通常認為，這次危機的第一責任人是美聯儲，主要是“美元沙皇”格林斯潘。第二責任人是小布什政府推動的支持美國家庭購房計劃。危機的罪魁禍首，非自由放任主義莫屬——共和黨失敗的政策。

然而，真相并非那么簡單。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在其著名的《格林斯潘傳》中指出，1987年“黑色星期五”后，格林斯潘就放棄了自由主義信仰，以及弗里德曼和沃爾克當年主張的貨幣主義政策【1】。格林斯潘在2001年實施持久的極低利率政策，這恰恰說明是美聯儲干預市場引發了危機。

另外，格林斯潘與民主黨人克林頓總統的共同努力，打破了美國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的歷史。1999年，克林頓政府提交監管改革綠皮書，推動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出臺，開啟了美國金融混業時代。

是誰制造了次貸危機？

為了保護弱勢群體的居住權，1977 年民主黨人卡特總統批準、1990 年代克林頓總統屢次修改的“社區再投資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降低中低收入者貸款的門檻、甚至規定給低收入人群的貸款額度。2005年，共和黨在國會動議規范“兩房”的貸款標準，卻遭到民主黨的一致反對。

共和黨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責任。小布什政府并未堅守自由主義思想，他的高級顧問卡爾·羅夫招募了一群凱恩斯主義者作為幕僚。小布什任命凱恩斯主義者伯南克為美聯儲主席，任命前高盛總裁保爾森為財長。雷曼破產時，即將卸任的小布什提醒過伯南克和保爾森不能過度施救。共和黨在2008年的競選綱領中明確宣布：“我們不支持政府救助私營機構。”但是，這兩位“大救星”用納稅人的錢拯救大銀行、金融巨頭、跨國公司及金融市場，引發了災難性的道德風險和債務風險。

今年的選情一度撲朔迷離。特朗普執政四年，美國經濟走出通縮，就業率接近充分就業。但是，新冠疫情重創美國經濟。很多人覺得特朗普會重蹈共和黨“經濟危機丟大選”的覆轍。

福利閘門一開，覆水難收，共和黨同樣隨波逐流。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只要你給我錢，我管你是“驢”還是“象”。現在任何一個主張削減福利的政黨，都不可能贏得選舉。福利換選票，已經成為了兩黨的常規操作。特朗普制造了美國天量的政府債務及資產泡沫。

共和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建設可謂一塌糊涂，小布什政府耗光了自由主義時代的保守思潮。過去幾十年，右派理論，尤其是自由市場理論存在缺陷，他們沒有建立一套令人信服的“通往繁榮與和平之路”的理論。

以至于很多人無法分辨左右與是非，甚至不知誰是自己的代言人，誰是華爾街的代言人。

共和黨也有建制派，也代表了一些金融家的利益。比如梅隆銀行家族是共和黨的超級捐助者，他的繼承人給特朗普捐助了1000萬美元。特朗普和共和黨有數十位超級富豪支持。但是，與民主黨相比，共和黨和特朗普的金融朋友圈實在太小了。

我們來看一組數據，2016年華爾街券商與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達8800萬美元，特朗普只有2080萬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這個差距進一步擴大。截止到9月份，華爾街給拜登的募捐高達5110萬美元，向特朗普只捐了1050萬美元，相差五倍。

另一組數據顯示，自里根政府開始，來自華爾街的官員逐漸增加，到克林頓第二任期達巔峰，超過50%的高官來自華爾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后，當時的財長魯賓在離職一個月后便成為了花旗銀行聯合總裁，年薪為1500萬美元和150萬股票。而特朗普政府趕走了絕大部分來自華爾街的高官，只剩下一位，那就是來自高盛的財長史蒂文·姆努欽。

我們經常看到，巴菲特、索羅斯、比爾·蓋茨、佩妮·普利茲克、托馬斯·斯泰爾、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巴里·迪勒、勒布朗·詹姆斯等眾多大佬都是民主黨及拜登的鐵桿支持者。

在“政治現金”問題上，美國兩黨也在博弈。為了確保大選不被富人集團、工會團體控制，1943年國會推出了《史密斯-康納利法案》，禁止工會以組織名義對選舉候選人進行捐款。1972年的《聯邦競選法案》規定，每個人每次選舉給某個候選人捐款不能超過 1000 美元。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不得超過 5000 美元；個人一年可以資助選舉的捐款，不得超過 2.5萬美元。這個金額會隨著通脹浮動。

但是，政治行動委員會還是會鉆空子，出錢給自己的候選人打議題廣告。這就是政治“軟錢”。2002年小布什政府時期，共和黨人推動出臺的《兩黨選舉改革法案》規定，工會、公司和其他民間組織在初選之前的一個月內和大選之前的兩個月內，不許在電視廣播里打“議題廣告”，旨在消除“軟錢”對大選的影響。

但是，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認為，美國企業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競選資金。這使得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對大選的影響大增。這次大選，為了幫助拜登贏下極為關鍵的佛羅里達州，籃球巨星詹姆斯、喬丹與商人邁克爾·布隆伯格等名人一起，支付了約2700萬美元的法庭罰款，讓多達13000名重罪犯有資格投票。

所以，民主黨建制派成為了傳統勢力的堅決捍衛者，他們是不可能發起真正的改革的。正如拜登所宣稱的那樣，他如果當選了，將維持過去的秩序。當然，共和黨也不是陽春白雪，只是他好掉頭，且已經掉頭。

03

政治正確

本次大選，民主黨內部還是放棄了極左派桑德斯，支持年事已高的老政客拜登參選。與上次支持希拉里一樣，民主黨不敢放棄華爾街這塊鐵盤。結果，民主黨的這次選情與2016年相差無幾。

民主黨的盤太大，成分太復雜，利益沖突太多，籠絡選民的唯一辦法，只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灌輸促成共識最大化。民主黨的主張是迷人的、具有吸引力的，他們主張自由、平等、民主、博愛、善良、正義，反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移民歧視，保護老弱病殘孕童等弱勢群體，支持環保主義及新能源技術。

比如“保護弱勢群體”，民主黨人小羅斯福在1938年推出了美國史上第一部最低工資法案。共和黨則反對最低工資法。在小布什時代，共和黨一直不同意民主黨提出的將最低工資標準從每小時5.15 美元提高到 7.25 美元。2006年民主黨贏得了中期大選，主導眾議院很快通過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但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不同意，提出要求給小企業減稅83億美元，否則不予批準該法案。民主黨則認為給企業減稅是保護了企業，而不是弱勢群體，將減稅金額砍到48億。如此這一法案最終通過。

民主黨借此“上綱上線”，批判共和黨是“資本家的代言人”。但其實，經濟學家早已證明了最低工資法案無助于工人就業增加。如果最低工資過高，反而會降低企業雇傭數量，增加工人失業率，尤其是年輕的、非熟練工的失業率。“最低工資研究委員會”調查表明，最低工資上升10%，會導致年輕非熟練工失業率增加1%到3%。反過來，給企業減稅，讓更多自由回歸自由市場，有助于企業效益增加，從而增加工人的就業率。

其實，民主黨精英對此一清二楚，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將問題理性化，只有意識形態化，甚至固化為政治正確，才能最大限度地團結選民，打擊政治對手。

劉瑜教授在《民主的細節》一書中將美國的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冒犯少數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戀；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見持有者【2】。

在政治正確之下，民主黨的票倉里有理想主義者，有福利民粹主義者，有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還有一群“廣場背后的人”。

這四項基本原則已經深刻地滲透到了美國知識精英階層。

2005年的一個調查表明，美國高校里 72%的教師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從黨派來說，50%的教師支持民主黨，11%支持共和黨。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顯著：87%傾向于左翼自由，13%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變化，越來越向左翼傾斜。1984 年調查時，高校老師還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

在美國政治正確之下，做一名右派需要足夠的勇氣。“在美國知識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個左派是非常時尚的事情，做一個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氣。美國高校校園里的左右勢力處境：左翼趾高氣揚，右翼垂頭喪氣。【2】”

美國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藏著一顆圣母心、博愛情懷及極端的平等主義，卻少了一份理性，丟失了是非觀。越是接受了現實，越是多了一份理性的知識分子，越是遠離美國左派。據調查，美國人文院系81%教師是自由左翼，社會科學75%，而工程學院只有51%；商學院只有49%。可見，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理性之光。

又如，修墻事件。過去幾十年，墨西哥非法移民瘋狂涌入美國。70年代末，墨西哥潛入美國的非法移民一年只有5萬人，到了80年代，這個數據達到了20萬，90年代年均非法移民到了50萬。

2005年，小布什政府通過了反非法移民法案，決定在美墨邊境修建一條 698 英里的“隔離墻”。民主黨反對，批判共和黨搞種族歧視，要求對非法移民更加寬容。這事就此擱置。小布什政府時期，有一年五一勞動節，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在美國70多個城市游行。諷刺的是，他們高舉著墨西哥的國旗，要求美國政府保障他們的合法勞動權利。

如今，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國已經超過1000萬，有些人已經在美國長期定居、工作及生育。特朗普政府再啟動修墻工作，民主黨又以種族歧視斥之。所以，在美國少數裔及知識分子眼中，共和黨是有種族歧視傾向、排斥移民的保守政黨。

民主黨支持非法移民，其實有著精致的利益訴求。少數裔是民主黨的票倉，如果黑人越多，移民越多，非法移民轉正越多，民主黨的選票基礎就越大。黑人及少數裔的生育率普遍高于白人，按這個趨勢下去，民主黨在大選中的優勢會更加明顯。同樣，民主黨實施高福利政策，以爭取福利民粹主義的選票，這也是一種政治訴求。

美國

右派人士提醒，比政治正確、道德制高點更加重要的是理性。非法移民者，其身份是非法的；福利民粹主義導致債臺高筑，降低經濟效率；對黑人的過度補貼政策，導致大量單親黑人家庭出現，引發各種社會問題；極端環保主義反而可能引發生態災害。但是，這個世界理性人畢竟是少數，共和黨吃了這個虧。共和黨和美國右派的聲音在政治正確的壓制下變得微弱。

這種政治正確甚至壓制著言論自由。在大選民調中，民主黨經常領先于共和黨。除了民主黨選民基數大外，共和黨的支持者受制于政治正確而不敢發生，不敢公開支持，只能默默投票。

比如，在今年的黑人運動中，大學教授表達了一些理性的聲音，結果被學生舉報，被迫下崗。報社編輯對黑人打砸搶行為譴責，也被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下跪，成了政治正確，成了拜登及民主黨的政治秀。

但是，在一個憲政國家，沒有永遠的政治正確。言論自由最終會捅破道德綁架的虛假面具。這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給予的權利。

列奧·施特勞斯，這位德裔美籍哲學家直接指出了民主黨的根本問題。他認為，現代話語中的“自由”，剛好用來模糊是與非、正義與邪惡的界限；而現代話語中的“民主”——通過把一個質量問題轉化成一個數量問題——為這種相對主義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2】。施特勞斯痛恨自由主義被民主黨濫用，也批判傳統自由主義，推崇美國的憲政民主。

他在世時，施特勞斯學派是“最孤立、最邊緣、最不受承認甚至最受排斥的學派”。但是，去世后，新自由主義興起，施特勞斯卻成了“共和黨革命的教父”及“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眾多學員成為了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官員及幕僚。

說到根本上，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意識形態的分歧，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及正義的概念分歧。

先看民主。

民主黨主張的民主是雅典式民主，也就是多數人說了算。在古雅典，蘇格拉底藐視宗教，被民主投票的方式處死。此后，歐洲精英一直對民主懷有芥蒂，更加推崇自由。法國大革命讓人們看到了民主引發的多數人的暴政。

真正恢復民主聲譽與價值的是美國的憲政民主。與雅典式民主不同，憲政民主是憲政約束下的民主。憲政體現的并不是大多數人的意志，而是真理，或叫“理性精神”。美國憲法規定的保護人的生命權、言論自由以及私有財產，是不能因為多數人選票而被剝奪的。比如，股災時，多數人虧本，少數人賺錢，不能通過多數人投票，要求交易回滾，或者剝奪賺錢的少數人的財富。

選舉人團制度就是憲政民主，而非雅典式民主。這種制度符合美國的聯邦體制，可避免人口大州控制白宮和國會，防止民主選舉出希特勒。

再看自由與平等。

民主黨和共和黨對此的分歧，在誰是目標，誰是手段上。兩黨都支持“生而平等”。這就是天賦人權，即人的生命權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

但是，共和黨主張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以自由為目標。民主黨對平等的理解更準確說是均等，民主黨以平等為目標，允許為了實現結果平等的目標可以破壞機會平等，犧牲部分自由，甚至可能修改法律。共和黨主張的自由是憲政下的自由，認為只有憲政下的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

孰是孰非？米爾頓·弗里德曼一句話就說清楚了：“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將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會比其它任何存在過的體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

共和黨支持程序性正義，民主黨支持補償性正義。程序性正義其實是機會平等，結果看個人能力。補償性正義是結果平等，機會不平等。民主黨約翰遜在搞平權運動時提出，黑人受到了百年的歧視，底子薄、起點低，應該將起跑線往前挪十米。問題是，你如何識別華裔、亞裔、印第安人的祖上過得好不好，需不需要給予照顧。更要命的是，補償性正義其實是唯出身論，助長懶惰，制造新的不公正。從巴克案來看，美國最高法院顯然是否定了民主黨的補償性正義。

所以，關于正義，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道出了實質：只有未知身份下的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換言之，不論出生，一視同仁。

對自由、平等、民主及正義的模糊認識，是意識形態問題所在。民主黨也熱衷于將水攪渾，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團結成分復雜的選民。

安·庫爾特比施特勞斯更加直截了當地揭露這一點。她是一位“美國小姐”，本可以靠顏值吃飯，非得靠才華。庫爾特曾經連寫了五本書瘋狂攻擊民主黨，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她在專欄上痛罵民主黨：“民主黨的主要選民，全是些吃福利軟飯的胖子。”

或許，庫爾特的極端言論依然無法喚醒哪些裝睡的人，因為福利會上癮。美國專欄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批判說：“不論是毒癮、酒癮、毒癮、性癮，還是煙癮，只要染上，就很難戒掉。然而還有一種癮，比它們更難戒，那就是福利癮，即人們對不勞而獲的上癮。【3】”他痛罵民主黨是“毒販子”，讓美國民眾一個個變成了“癮君子”。

劉瑜教授說得好：“我總覺得，煽動家和思想家之間的區別，就是煽動家總是特別熱衷于搶占道德制高點，而思想家總是熱衷于指出道德制高點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動家總是在話語的盛宴中觥羮交錯，而思想家總是在惴惴不安地擔心誰來為這場盛宴買單。【2】”

參考文獻：

【1】格林斯潘傳，塞巴斯蒂安·馬拉比，浙江人民出版社；

【2】民主的細節，劉瑜，上海三聯書店；

【3】Entitlements: The Most Dangerous Addiction（最危險的一種癮：福利癮），丹尼斯·普拉格，國家評論。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