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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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日后第二天。

美國《紐約時報》刊發了該報專欄作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專欄文章，標題格外奪人耳目——“美國正在變成一個失敗國家嗎？”

在人們的印象中，“美國”和“失敗國家”，似乎永遠都不會沾邊。

但2020年的美國，正在無限接近傳統上“失敗國家”的定義：

——疫情失控

——經濟衰退

——種族矛盾激化

——選舉混亂不堪

——政府機制失靈

……

綜合來說，我認為，目前美國面臨嚴重的制度性危機，且中短期內斗看不到自我革命和改良的出路。美國社會將在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的沖擊下，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亂，并在接下來的三、五十年中逐步走向衰落。

我知道，國內很多人不相信美國會衰落，但橋水公司創始人雷·達利歐過去幾年一直在研究過去500年來大國興衰的歷史，他也認為，從大國發展的周期律來看，美國正處在衰落期。

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第一，“經濟失衡”造成財富分配兩極分化，中產階級人數減少且實際收入相對下降，經濟脫實向虛，制造業空心化；

第二，“政治失衡”造成兩黨惡斗、精英自肥，政治進程和國家決策被利益集團所綁架。

過去十幾年，美國在經濟上經歷了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在政治上則經歷了從“茶黨”開始的民粹主義興起。2016年，特朗普上臺，是這種政治潮流的一個短期巔峰。

但特朗普本質上是一個機會主義分子、煽動家，并非一個真正有追求、有夢想、有能力的偉大政治家。他利用民粹主義上臺，成功將自己塑造成美國中下層民眾的代言人，他雖然高舉反建制的大旗，但他所推行的政策恰恰損害了他的支持者。他乖張的個性、夸張的行事風格、自私自大自戀的人格特征，迎合了美國社會中一群人最丑陋、最原始的沖動，但也引起了建制派的強烈反彈。

應該說，如果沒有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特朗普連任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即便是連任失敗，他也將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獲得選票最多的“失敗者”——他在此次選舉中獲得了大約7000萬張選票。

特朗普擁有的支持者如此之多、其熱情如此之高，恐怕讓很多美國左派如坐針氈——他們一定會后怕不已，并一遍遍問自己，“什么時候美國變成這樣了？”

我們必須要搞清楚的是，過去四年的“特朗普現象”，到底是美國的一種“變異”，還是美國未來的一種“新常態”？

很多人以為，只要特朗普下臺，美國就可以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這實在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看法。

特朗普是癥狀，而不是病因。

美國社會的病因在于前面提到的“經濟失衡”和“政治失衡”。

從下圖可以看出，從1980年開始，過去40年間，占美國人口50%的窮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續走低，但與此同時，占美國人口1%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則持續走高。這兩個數據在1995年出現“交叉”，此后差距越拉越大。

簡單來說，在美國，1%的人攫取了美國全社會大約20%的財富，而50%的人，分到的國民財富不到13%。

今天，在疫情之下，美聯儲瘋狂印鈔，美國股市瘋漲，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等人的財富大幅飆升，但美國還有很多貧困人口真的是吃了上頓沒下頓。

在疫情期間，我看到美國那么多人開車排長隊領取免費食品，非常震撼。

美聯儲幾年前曾經做過一個調查，大約40%的美國人遇到緊急情況，甚

美國人均GDP為6萬多美元，是中國的6倍多，但美國貧困人口從1980年的2930萬增加到2017年的4670萬。根據2016年美國的標準，一個四口之家，稅前年收入在24339美元以下即為貧困人口。當然，絕對上來說，這個收入水平比中國貧困人口高很多，但考慮到美國的物價，包括房租、食品、藥物等開支，身在美國的朋友可以算算，是不是很拮據。

美國的“經濟失衡”還表現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體制整體失靈。

過去二、三十年，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美國制造業大量外流，藍領工人家庭備受打擊，許多原有的工業城鎮出現衰落，產生了很多的“鐵銹帶”。今天，像底特律這樣美國曾經的“汽車城”，卻面臨經濟衰退、地方政府破產、人口大量外移、犯罪率攀升等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在制造業外移的同時，美國還面臨金融業瘋狂擴張，經濟脫實入虛的過程。

高科技行業的繁榮，也沒有真正造福廣大中下層民眾。

在嚴重的“經濟失衡”之下，美國中下層民眾的訴求長期得不到關注和回應，正變得越來越充滿怨氣。他們對美國傳統政客唱高調、不做實事，早已經心懷不滿，他們只想選一個特別不一樣的人，到華盛頓去掀桌子（drain the swamp）。

時代制造了特朗普，而不是特朗普制造了一個時代。

實際上，像希拉里、拜登這樣的民主黨傳統政治人物，以后的選舉只會越來越難。民主黨雖然號稱代表了中下層民眾的利益，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中下層民眾發現，對民主黨的支持，根本換不來自身福祉的改善。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認為，民主黨把他們對民主黨的支持視為想當然的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被左派稱作“種族主義分子”的特朗普，竟然得到了很多拉丁裔和黑人的選票。我的推斷是，在這里，階級矛盾大于種族矛盾。

美國“經濟失衡”背后，伴隨著“政治失衡”。

美國“黨派政治”愈演愈烈，民主黨和共和黨為了爭權奪利，根本不考慮美國普通民眾的呼聲。

我曾經引用過美國represent.us網站的視頻內容告訴大家，在美國，任何一項政策，民眾的支持率不管是百分之百還是零，最后通過的概率都是30%。這說明，美國的政治進程和決策已經徹底與民眾的心聲脫鉤。

看似民主制度下的美國政府，卻已經不再是“民選、民有、民享”了。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reprensent.us網站上的內容，美國著名女演員、中國人稱“大表姐”的詹妮弗·勞倫斯也是這個網站的代言人之一，這個網站明確告訴大家，“美國已經壞了”（America is broken)。

美國政治精英脫離民眾，但他們卻對美國富人言聽計從。調查顯示，美國富人的支持率高低，跟一項政策能否成為法律高度相關。

在美國，金錢的確是政治的母乳。

美國政治精英自肥的荒謬程度令人咂舌。

比方說，在冷戰結束后，美國理應減少軍費開支，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等方面的開支，但實際上，美國的軍費卻不降反增，目前基本維持在每年8000億美元左右。

這些錢絕大部分進入到了軍火商、院外游說集團的口袋里。

美國一些軍火商為了讓美國國會議員支持他們的訂單，故意將一些軍火工廠分散建立在美國全國各地一些關鍵選區內，這些政客為了當選，必然要增加軍費開支，讓選區內的老百姓開心，但代價卻是浪費了美國全體納稅人的錢財。

美國每年申請和批準國防預算，甚至出現了一個非常荒唐的現象——國會經常會在國防部申請的預算之外追加預算。他們這么做，可不是為了加強美國的軍事實力，而是為了分一杯羹，支持相關的軍火商。

美國軍費開支的效率之低，僅從一個事實就可以發現。美國每年軍費8000億美元，中國每年不到2000億美元。按照這個花錢速度，中美之間的軍事力量差距應該越拉越大才對，但實際情況到底如何？我們每個人都心中有數。

據represent.us網站，美國一個聯邦參議員，任期六年，任期內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要用來籌款，平均每天需要籌款4.5萬美元。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美國大大小小的政客，無不需要有錢人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政壇上成功。這種支持的代價就是，他們一旦上臺，就必須對這些有錢人做出回報，代價同樣是犧牲全體美國納稅人的利益。

美國政治人物雖然是由選民選上去的，但他們卻不對選民負責，而是對支持他們上臺的有錢人負責。

這就是美國民主制度的異化。

在這種趨勢下，美國兩黨政客換來換去，但都是換湯不換藥，對于美國老百姓最關心的經濟、醫療、教育、移民、犯罪、槍支泛濫等問題，卻往往拿不出根本的解決方案。

兩黨惡斗的格局，還會讓民主黨取得的進步成果，一旦等到共和黨上臺，就被全部清算，整個國家的戰略和政策都嚴重缺乏連貫性。

另外，有統計顯示，美國兩黨國會議員共同提出的議案已經越來越少。

美國政治制度的異化，直接導致美國政客在民眾中的支持率走低，特別是國會領導人，這一點尤為明顯。

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滿意度只有可憐的18%，但不滿意度則高達72%。美國民眾認為國家處在正確發展方向的比例只有區區的31.8%，而認為國家處在錯誤發展方向上的比例則高達61.2%。

美國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實已經高度扭曲。美國總統選舉實施所謂的選舉人制度，這就造成極端情況下，一個候選人只需要最少獲得不到四分之一的普選票，就有可能贏得總統選舉。

從2016年到2020年，我們越來越看到，決定美國總統歸屬的不是那一億多張選票，而是決定關鍵州“贏者通吃”的幾萬張、幾千張選票。

美國參議院同樣如此，一個州無論大小，都有2名參議員，幾十萬人口的小州，跟幾千萬人口的大州，獲得了同樣的代表權。

在眾議院中，各州議會，則會在每次人口普查之后，對選區進行劃分，盡可能讓本黨的候選人當選。美國人甚至專門創造了一個詞，來描述這種政治操作——gerrymandering。

應該說，200多年前，美國的“國父們”在起草憲法、確定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時，這個制度相對于歐洲很多國家來說，是非常先進的，也是具有很強的遠見的，但這并不是說，美國200多年前確定的政治制度，就會永遠完美下去。

對于中國人來說，任何一種制度，都要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原則，這是常識。但美國200多年來，一直對自己的憲法和政治制度充滿自豪，根本沒有向其他國家和民族學習的傳統。

對于美國面臨的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和意識形態矛盾，最近多有討論，感興趣的可以看看——《不管誰贏，美國都會輸》。

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制度性危機表現在，即便是拜登上臺，他也很難解決美國目前最嚴峻的問題：

第一，在共和黨控制參議院（大概率）和最高法院的前提下，拜登政府將非常弱勢；

第二，美國聯邦制的治理體制、疫情政治化、社會反智化（40%的民眾拒絕疫苗）、民眾對于自由的過度追求和對集體責任的漠視，注定了即便是拜登上臺，也很難控制疫情，歐洲疫情的失控就是明證；

第三，拜登上臺后，美國也難以解決制造業回遷、金融業過度膨脹、經濟脫實向虛等嚴重的經濟問題，美國社會各方一直呼喚和苦苦等待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也幾乎沒有出臺的可能；

第四，拜登上臺后，也很難解決美國當下嚴重的意識形態沖突，左派和右派在諸如墮胎、控槍、歷史、種族、移民、LGBT權利等問題上互不妥協，沖突、對立嚴重。

我可以大膽預測，拜登只是一個過渡性政治人物，接下來美國政治將繼續朝著民粹的方向發展。拜登上臺后，蜜月期將會非常非常短。他不管是否主動放棄競選連任，都大概率不會有第二個任期。

接下來，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必須做好面臨一個被民粹政治控制的美國的準備。而民粹政治的突出特點就是極端化、向內看，全世界都將受到沖擊。

二戰結束后，全世界享受的“霸權下的和平與繁榮”，將會告一段落，世界將由此步入一個非常動蕩的時期。

我們可以說，美國歷史已經呈現出幾個清晰的“大時代”：

第一，從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完成國家統一，進行戰后重建，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機，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美國的“鍍金時代”；

第二，從1919年到1991年“冷戰”結束，這相當于是美國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美國成為了世界超級大國、西方世界的領袖，主導了二戰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

第三，冷戰結束后，美國看似作為勝利者踏上了巔峰，但“911事件”，以及此后代價巨大的反恐戰爭，實際上讓美國衰落到了“白銀時代”，國際金融危機更讓美國的經濟制度神話加速破滅，“經濟失衡”的問題加速顯現；

第四，從2016年特朗普上臺開始，美國將由此進入“黑鐵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美國原有的經濟、科技、軍事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仍將處于“自動駕駛”狀態，但內部三大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不斷產生的民粹政治，美國將陷入到一個動蕩、分裂和對立的時代。

當我在思考美國制度危機的時候，我并沒有所謂的反美情緒，我也沒有絲毫的幸災樂禍。作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我更希望美國保持相對的繁榮和穩定，這樣中國就可以通過自身努力，繼續享受美國主導體系下的和平與繁榮。

但現實情況已經不允許了。

美國國內嚴重的“經濟失衡”和“政治失衡”，讓美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相對衰落。

世界在沒有產生新的領導者的時候，被迫失去了原有的領導者。

這對美國不是好事，對中國也不是好事。

我對美國制度性危機的分析，更希望引起國人的反省。中國歷朝歷代，也有所謂的歷史周期律。那么強大的唐朝，到后來也面臨機制僵化、利益集團綁架政府決策，最后讓帝國陷入危機的教訓。

放眼世界歷史，從蘇聯到美國，在強大的“帝國”，制度性危機早晚都會出現。

對于中國民眾來說，了解美國的制度性危機，可以打破對美國制度神話的追捧，增強對中國制度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古今中外所有的興亡更替中看到歷史的警示：

第一，任何時候，一個國家的政治進程和政府決策，都不能被利益集團所綁架；

第二，在任何時候，一個國家和民族，都要保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

第三，任何一種經濟制度，要想可持續，都要能讓大多數人從中獲益；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要想可持續，都要始終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初心。

而我認為，這恰恰是當美國處于空耗、分裂、斗爭的時候，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