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斐君
來源：斐君思享匯（ID：feijunsixianghui）

從大趨勢來看，東風必將壓倒西風，這一點，現在連我們的對手都已經不懷疑了。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過度自信、過于輕視西方而不愿意去研究西方的風氣。雖然大勢是確定的，但過程無法預測，一定有曲折和狂風暴雨。

只有深入透徹的了解西方，了解西方的老底及其布局、控制世界的無形紐帶，才能知己知彼、未雨綢繆。新舊秩序的轉換一定伴隨著動蕩，我們要做好準備。

一說起西方的老底及其如何控制世界，許多人很自然的想起所謂共濟會、光明會，關于這些神秘組織，分析討論的很多，不再贅述。本文從新自由主義這個小切口切入，基于事實和已經發生的事件，嘗試剝一剝西方這個洋蔥，盡量接觸其內核。

之所以選擇新自由主義這個切口，是因為它是近幾十年來西方控制世界的核心秘籍，雖然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揭批，但至今西方仍在使用，而且流毒無窮，禍害至深。更重要的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發明、鼓吹、使用、輸出、禍亂世界、吸血全世界的一連串過程中，我們能窺見西方控制世界之術的全貌。

文章較長，從以下幾個部分展開，今天刊出前四個部分。

一、西方權術大師的四步棋

二、“經濟學只是方法，終極目標是改變靈魂！”

三、削減“垃圾人口”，他們從未停止

四、那些在全世界“奔波”的經濟學家們

五、污水深潭和一個詭異源頭

六、權貴者的盛宴，西方經濟學的迷魂湯

七、游戲終點

八、西方權術大師的四步棋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放松金融管制、“自由市場”、“私有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正式開始在全球大規模推廣。隨之在全球擴散的，是被許多主流學者傳播的一個“定論”：“全球化” 與“新自由主義”模式是歷史“必然”的發展進程，這個進程“不可逆轉”。

在西方主宰全球信息、壟斷話語權的這個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大批精英、學者、輿論領袖們也通過各種渠道誤導決策者及普通大眾，讓社會上下形成了一個虛假印象，仿佛“自由經濟”是西方從古至今的理論與實踐，但他們卻對一個事實三緘其口：

20世紀70年代之前，“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僅算不上主流，而且一直被主流學術界忽視，甚至被蔑視。然而，從70年代開始，卻搖身一變，被打造成“唯一的正統主流理論”，得到瘋狂推銷。玄機何在？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在撒切爾治下的英國、里根治下的美國同步開始啟動，并向全球大規模推動。

為什么大西洋兩岸同時推動“新自由主義”？從那時至今，世界表面上看似彼此孤立、毫不相關的事件幕后，為什么眾多人物與組織的名字都如魔影般時隱時現？僅僅是“陰謀論” 的無稽之談？還是真相被有意無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爾與里根這兩位具有強烈基督教圣戰情結的政客幾乎同時上臺，分別在大西洋兩岸達到權力頂峰，并迅速形成蜜月般的完美伙伴關系，二人對內、對外戰略的同步可謂前呼后應、心有靈犀。

從此，一個以“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的全球戰略，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這股潮流導致全球一系列國家發生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劇變，新一輪無形“十字軍東征”摧毀著一個又一個社會的傳統凝聚力和主權國家的屏障。

這實際上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非常規戰爭，重要特征之一，是國際金融力量成為主角。與此同時，目標國家的防護屏障被拆除，允許天量資金自由涌入，擁有錯綜復雜關系網的國際金融資本，通過條條“全球化” 大道，堂而皇之的把“投資”輸送到各個目標國的戰略要地，廣撒蜘蛛網，為全面掌控全世界的命脈而緊鑼密鼓的布局。

這個過程中，一些新生力量從金融系統崛起。這些金融力量雖各有特長，但一個共同點是：美國政府對它們有意采取了不作為的“松綁”政策。給金融松綁，讓這些新生力量避開傳統的金融監管，它的一個直接效應是打開了金融吞并的洪閘，讓英美及其遙控的國際金融網絡對世界進行滲透，最終通過“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控制這些國家的戰略命脈，在各國培育少數利益集團，形成一個個完美的隱蔽渠道，服從、服務于西方。

這個精心而周密的計劃，通過四個決定性步驟展開。

第一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做出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決定。這實際上是把美元從一切國際規范中解放出來，美元從此成為一個可根據戰略需要、被隨心所欲操縱、殺傷力巨大的金融殺手锏武器。

第二步：1973年秋天，美國與中東國家王室同謀，制造石油價格暴漲，即俗稱的“石油沖擊”。這步棋，不僅沉重打擊了在制造業領域對美國形成挑戰的日本及其它新興工業國，而且也為“石油美元”鋪了路。將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斷地“回收利用”再循環，注入世界經濟系統后，又把它們帶回美國或輸送到美國所需的世界任何地方。華爾街由此成為與倫敦金融城并肩的世界金融中心，并為90年代克林頓政府的使命鋪路。克林頓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正式開啟對亞洲的金融大戰。

第三步：在基辛格等權術大師的主導下，尼克松政府利用對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主導與控制，構建了一個隱形的國際金融體制，不僅承擔“回收再利用”石油美元的角色、有效調控境外美元的流動，也為下一步全球戰略鋪路：以倫敦金融城和華爾街為核心，編織了一張覆蓋全球的無形蜘蛛網，伺機待命。

第四步：1974年，廢除進出美國的資金流動管制。至此，國際金融力量的開閘泄洪準備工作完備就緒。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流行和全球化的正式開閘，整個世界被置于西方的餐桌之上。

西方由此在全世界布下一張巨型蜘蛛網，在這張網上，美國政府與美聯儲、國際金融資本、一系列西方控制的國際組織、西方的衛星國同盟、秘密社會、NGO、媒體、跨國公司等等密切配合、緊密協調、各顯神通，共享世界財富分配大餐。

這是極少數人的盛宴，絕大多數人的災難。

二、“經濟學只是方法，終極目標則是要改變靈魂！”

在“新自由主義”蔓延全球的進程中，有那么一批特殊人物、組織以及一系列重大事件，表面上看彼此孤立，實際上都是那張龐大蜘蛛網上的節點。只有在這個全景視野下，才會看清楚一個游戲規則——“新自由主義”遮掩著更深遠的戰略藍圖：一個是同化并主宰全球各民族的命運；一個是在全球大規模實施有針對性的人口消減計劃。

看清西方，必須從宗教和文明角度。

1979年5月4日，撒切爾入主唐寧街十號正式上任。這個女人的不同尋常，并不在于她是英國歷史上首位女首相，而在于她作為一名基督教圣戰者，攜手里根，通過“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推動基督教圣戰，從此深刻而無形的改變了整個世界。

美國有一個重要智庫，叫“傳統基金會”。該基金會期刊《政策評論》對撒切爾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曾有一個著名評論，道破了撒切爾 “自由”經濟政策的本質：即將橫掃全球的“自由市場”、“全球化”、“私有化” 大潮，它的目的遠遠超越了經濟領域，“如果撒切爾失敗了，英國的大門將大開，一頭栽入不可逆轉的社會主義化的災難中；如果她勝利了，而且她會勝利的，那么，她將為英國國運的復興做出重大貢獻，并因這樣一個偉業而載入史冊，即不僅引領了她自己的國家，也引領了整個西方世界。”

這個評論強調了撒切爾政策對“整個西方世界”的重大意義。這個重大意義就在于：“新自由主義”的成敗，關乎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沉浮興衰，是西方命運共同體的一個轉折點。它準確揭示了西方經濟政策的真正本質：自古至今，在西方社會，宗教-軍事-政治從來就是一切政策的基石。

撒切爾在回憶錄里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理念與執政哲學：“我信仰基督教價值觀，我的整個政治哲學就是基于這些價值觀。”

實際上，早在1951年，當年輕的撒切爾還沒有正式從政時，她就聲明，“世界的未來取決于少數一些男女，他們是基督教徒，而且甘愿在海外實踐并傳播這個信仰。”

里根-撒切爾的伙伴同盟，實際上開啟了一個基督教西方全球征服的新時代。這場征服戰要進行的，是以 “全球化”、自由市場化、“私有化”的名義，步步推進全方位主宰全球的基督教圣戰。

拜他們所賜，世界進入一個通過金融操控，將千百萬社會最底層、最脆弱的弱勢群體進一步拋向貧困旋渦與絕望，并為西方精英利益服務的時代。

在這個進程中，“撒切爾主義”與“里根主義”也永久撕裂了世界諸多國家的傳統社會凝聚力，并為西方操控全球、吸血全球鋪設了寬闊大路。

向底層弱勢群體開戰，是撒切爾、里根“新自由主義”的一記重拳，對罷工工人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在扶植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勢力的同時，大西洋兩岸都發起了對工會及藍領工人階層的打擊，這種政策上的同步與時間上的吻合，絕非偶然巧合。

里根的第一步棋，是摧毀飛航管制員工會（PATCO）的強大集體力量；在大西洋彼岸，撒切爾則對英國強大的煤礦工會開刀。這實際上是在發出一個警告：任何工人組織，若想通過罷工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工作條件，由此引發與金融資本的利益沖突，都必將遭遇相同的命運。

不僅對社會底層弱勢人口，“新自由主義”要打擊的還有更大的目標。撒切爾有一句時常被重復的名言：“不存在社會這么一個東西，存在的只是一個個個體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們的家庭。”

“新自由主義”下的英國政府，正是這個信念的忠實踐行者。撒切爾發動了一場大戰，瞄準的是“社會凝聚力”，因為它阻礙“競爭靈活性”。一切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職責被消失，她的政府忙于大規模削減國民福利，將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大力支持私有資本。

對其真正目的，撒切爾也毫不含糊：“經濟學是方法，而目標則是要改變靈魂”。

你沒有聽錯！經濟學不過是方法、是工具，真正的目標是要改變人的靈魂！

撒切爾入主唐寧街十號不久，在大西洋彼岸，里根也正式上臺。撒切爾-里根的伙伴同盟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英美為軸心的基督教西方大一統聯盟征服全球。

這個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以上帝的名義、以《圣經》為佐證，為一切政策、行為、戰爭提供合理合法的證明。在他們的基督教圣戰喧囂中，這場要“改變人的靈魂”的大潮也如滾滾洪流，大規模推向全球。

到90年代，英美的主要大學、學術機構，都被“新自由主義”主導、掌控；不僅如此，這些學術機構成為新自由主義理論和人才的重要培訓基地，為各國培養精英和專家權威，通過他們把這些理念輸送到全球。

這些在英美鍍過金的精英們，回到各自國家后，忠實的照搬被灌輸的理論，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西方的棋子。

三、削減“垃圾人口”，他們從未停止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動，撒切爾與里根的完美搭檔關系十分關鍵，但并非偶然，二者之間有一條無形的紐帶。

在里根1980年總統競選中，幕后組織、“民間”智囊機構與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撒切爾夫人的施政過程中，這些組織與個人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 “新自由主義”向全球蔓延的推動力量，它們名字各不相同，但大體上有三個共同點：

1、都具有強烈的基督教軍國主義傾向；

2、都攜帶著濃烈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心態；

3、反共是這些組織的“圣戰”使命之一。

在蘇聯東歐轟然倒塌的歷史一幕中，這些組織與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某個以“道德”掛名的智庫，在里根上位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該智庫塞滿了基督教組織領導、政界、工商金融界、媒體等領域地位顯赫的人物。實際上，在“新自由主義”向全球推進過程中，許多基督教組織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時，這些宗教、經濟精英們，有著濃烈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傾向。“白人至上”優生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有什么關聯嗎？大有關聯。

簡言之，現代“白人至上”優生運動的一個明確目標，是要大規模減少地球“垃圾”人口，這與“新自由主義”的初衷不謀而合。他們口中的“垃圾”，不僅指有色人種，也包括底層白人等弱勢群體。

這并不奇怪，在美國建國后的漫長歲月里，貧窮白人與有色人種一樣，都沒有公民權。對這些“垃圾”人口進行削減，恰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設計的游戲終點。

“人口削減法”鼻祖之一，就是英國教會的一名助理牧師與學者馬爾薩斯（1766—1834）。馬爾薩斯堪稱現代生物戰、基因戰的精神導師與理論先驅。

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的《人口論》，深深影響了達爾文。實際上，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論，深受馬爾薩斯“人口論”影響。達爾文的“進化論”有著濃厚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背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有一個背景。當時的歐洲，伴隨著殖民擴張和極端種族主義的崛起，精英階層與底層平民的矛盾激化，作為精英的一員，馬爾薩斯提出“削減人口”的一些手段。

馬爾薩斯十分癡迷于一件事：對“低等種族”必須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讓這些貧窮人口的嬰兒死亡，因為這些嬰兒“對社會沒有什么價值”。馬爾薩斯把這視為“正義”和“榮譽”的義務。而為了履行他的義務，他對貧窮人口進行減滅的手段，包括通過傳染病減少這部分人口的數量。由此可見，馬爾薩斯堪稱現代生物戰、基因戰的精神導師與理論先驅。

不僅如此，在《人口論》中，馬爾薩斯建議把街道修建得狹窄，讓更多的人口居住在擁擠的環境中，村莊修建在污濁的死水塘邊，由此便利瘟疫的發生和傳播。他還提出“強制性絕育”，其實踐就不多說了。

長期以來，馬爾薩斯的削減“垃圾”人口理念，一直是西方各國制定內外政策的主要著眼點之一，它針對的不僅是西方社會自己的底層貧窮人口，更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和有色種族人口，對這些“垃圾人口”進行削減、甚至滅絕，是它們對外戰略的一大核心考量。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曾宣告：“美國一切外交政策的根本著眼點，是人口過剩。”

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肆虐世界，西方國家的一系列行為，讓善良的中國人感到難以置信，這些行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弱勢群體的無視與拋棄，是“適者生存”叢林法則的現實寫照。

在西方疫情中，死的最多的是貧困人口弱勢群體。疫情對西方各國的影響雖然大小不同，但在一點上驚人相似：貧富分化急劇加大。瑞士銀行的一份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億萬富翁的財富平均增加了27%，其中一些更是成倍增加。

四、那些奔波在全世界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們

1979年夏天，為撒切爾夫人鼎力相助的傳統基金會的兄弟組織之一、美國企業研究所派遣了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教授在英國待了足足三個星期。

赫伯特·斯坦教授何許人也？在英國究竟有什么要事？

斯坦教授曾在尼克松/福特時期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新自由主義”是盎撒主宰世界的轉折性戰爭，撒切爾在英國的改革，則是這場戰爭的頭炮戰役，為順利打響頭炮，身負重任的斯坦教授不僅在英國花費了他寶貴的三個星期，而且在《財富》雜志上執筆，力主英國拋棄凱恩斯主義。

在撒切爾的美國增援大軍中，還有其他重量級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

圖為弗里德曼

為積極投入這場大戰，弗里德曼利用自己的強大影響力，向大西洋兩岸的戰友們呼吁，吹響戰爭的號角。在精英勢力喉舌《新聞周刊》雜志上，弗里德曼以《為瑪格麗特·撒切爾歡呼喝彩》 為題，撰寫了一篇評論，督促美國精英們仿效撒切爾。

實際上，在美國精英群體內，自建國至今，一個難以釋懷的情結就是“戀根”，明里暗里，把自己視為“盎格魯撒克遜”的一部分，大英帝國就是美國的母體，英國與美國就是同一個大家族內的兩大兄長。

弗里德曼也毫不掩飾這種同宗同族感：“自從在新世界創建諸殖民地以來，英國就一直是我們經濟與政治思想的一個主要來源；如果英國方向的改變（即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得以成功，它必將強化美國國內的壓力，讓我們的政府相形見拙。”

弗里德曼撰文不久，哈耶克的文章也十分默契地出現在《財富》雜志上：“我非常敬仰她，她的政策都是正確的……”

1980年2月，弗里德曼再次到英國，啟動了一場經濟學意識形態“閃電戰”。在他的一系列緊鑼密鼓的輿論造勢戰役中，包括在唐寧街十號與撒切爾見面、并主持了一系列電視講座。在這些講座中，弗里德曼大力倡導“剔除政府對自由企業的一切干預，從最低工資到社會福利項目……”

通過《華盛頓郵報》，弗里德曼還向世界宣告：“如果撒切爾成功了，將會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事。這是一個十分引人矚目的試驗。” 他接著宣告：“英國，乃至大部分世界，在經歷了五十到六十年的費邊社會主義后，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

弗里德曼發出了一個預言：撒切爾夫人的選舉勝利，標志著從福利社會轉向，回歸19世紀的自由市場經濟”。弗里德曼等人頂禮膜拜的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是實打實的自由侵略、自由剝奪、自由占領殖民地。

也不奇怪，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新一輪殖民掠奪也在所謂的 “新自由主義”名義下，基于同一個模式，新自由主義實質是“新殖民主義”，不同的只是20世紀的殖民擴張和戰爭更加無形，也具有更強的摧毀性，同時輔之以生物基因戰、金融戰、文化戰、心理戰、輿論宣傳戰、文明戰等等。這一切遠比19世紀的殖民擴張更強大、更無形、也更致命。

今天，盡管西方相對衰落了，但新殖民主義仍在進行，流毒依然無窮，思想鋼印依舊……即使舊秩序崩塌了，徹底清理遺毒和隱患，也是一項長期浩大的工程。

任重道遠，不可懈怠！

（未完待續，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