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恒:在移民問題上,特朗普是在秀“交易的藝術”,還是在“自掘墳墓”?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廖一恒】
熟悉特朗普風格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極限施壓、聲東擊西,將交易的藝術玩得爐火純青。
這次卷土重來,雖然還沒有正式上任,但我們已經能夠感受到他的這種風格了,還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比如在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加稅問題上,特朗普揮舞著關稅大棒,對兩國耀武揚威,背后所指向的實為非法移民、犯罪和毒品問題。通過這種極限施壓,讓墨、加兩國加強對邊境和毒品問題的管理。至于加稅?管理好了那些問題,一切都好說。
特朗普手持其作品《交易的藝術》 資料圖:AP
真正的MAGA時代
在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見面的前一天,特朗普與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就打擊非法移民和毒品問題進行了溝通,并單方面宣布“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墨西哥的舉措取得了勝利”。
與墨方表示“已經盡到自己的責任,無意關閉邊境”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魯多一方面“背刺”墨西哥,表示“從加拿大越境到美國的移民數量,只是從墨西哥越境到美國的移民數量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也在繼續向特朗普“表忠心”,宣稱會做好防范,“軟硬兼施”。
在移民問題上,不論是面對加拿大的諂媚、墨西哥的冷漠,又或是拜登的不要對北美盟友征收關稅的警告,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都固執己見,從始至終油鹽不進。
事實上,特朗普已經迎來了他“真正的MAGA時代”(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如果說在他的第一任期,MAGA勢力只是受到共和黨內部建制派、民主黨自由派和傳統現實主義政客們牽制的力量之一,那么特朗普2.0時代,MAGA力量已經占據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態位。
從共和黨為特朗普贏下兩院,為其加冕“超級總統”的皇冠,到由部分移民強硬派和大部分忠誠又依賴特朗普的政治素人組成的新內閣,都無不昭示著特朗普在未來移民問題上的巨大決定權和執行能力。
2018年初,特朗普在首次國情咨文演講中概述了其政府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分別是為“夢想者”提供入籍途徑、增加用于維護邊境安全的撥款、結束多元化簽證抽簽和限制家庭類移民。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實施了“零容忍”政策,要求逮捕任何非法越境者,導致大量兒童與家人分離的悲劇的發生。《大西洋月刊》在2022年8月刊的封面故事中擔憂道:“如果家庭分離政策的設計者再次掌權,他們很可能會尋求恢復這種政策”。
現在,噩夢已經“勢不可擋”地提前上演了。
販賣幻想
“如果你是非法移民,你最好小心一點。”11月10日,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前代理局長湯姆·霍曼(Tom Homan)被特朗普宣布將在新政府中擔任“邊境沙皇”(Border Czar)一職,負責邊境事務。
在10月,霍曼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采訪時被問及:有沒有辦法在不拆散移民家庭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驅逐?他回答:“當然有,全家可以被一起驅逐出境。”
作為堅定的右翼保守派和堅持“非法移民威脅論”及邊境安全的非營利組織“邊境911”(Border911)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霍曼是特朗普最看好的邊境事務代理人,其“一刀切”的激進邊境管理理念和“最大規模的移民驅逐”宣誓讓特朗普對其寄予厚望,特朗普希望霍曼能夠完成他在邊境問題上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然而,如此“雷厲風行”,甚至不惜對周邊盟友動用關稅大棒的極端強硬的邊境政策,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美國的城市政策研究者們認為,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旦實施,將給美國城市帶來巨大損失。
自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通過以來,美國人口中出生在海外的比例在過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在上升。如今,美國人口中幾乎有1/7的人出生在海外,而1970年這一比例還不到1/20,而且美國人口中出生在海外的比例從20世紀初就已接近這一水平。
美國外國出生人口及其占本國人口比例(1900-2022)
在美國主要城市地區,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更大。從2018年到2022年(這是有完整數據的最新時期),外國出生的個人占美國主要城市居民的21%,占城市縣居民的22%。內郊區縣的移民人口比例較小,但仍然很重要(12%),其次是小都市區、外郊區縣和非都市區縣。總體而言,大城市和城市縣占美國總居民的42%,占美國外國出生居民的67%。
美國按社區類型劃分的外國出生人口比例(2018-2022)
在外國出生居民比例最高的大城市和市縣,則是美國經濟最多元化、最有活力的大都市中的重要部分。這些轄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生在國外,而這些大都市包括了紐約、舊金山灣區、邁阿密、波士頓、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及其周邊地區。
美國外來人口比例最高的大城市和市縣區(2018-2022)
移民是疫情后推進美國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之一,尤其是過去三年移民群體對美國人口的貢獻超過了自然增長的人口;而在過去的20年里,移民就一直是美國城市人口穩定增長的重要貢獻群體。
在地區層面,移民抵消甚至逆轉了美國國內移民外流和自然死亡的負面影響。例如,位于新奧爾良郊外的杰斐遜教區在過去二十年中失去了超過1.9萬名居民,但如果不是外國出生人口的增加,失去的居民數量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多(約4.2萬人)。雖然移民規模較小,但也對大都市區以外許多小城鎮的人口發展趨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此外,移民也是美國城市技能基礎和人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移民為美國提供了大量且多樣化的人力資源,為美國城市繁榮作出巨大貢獻。例如,在美國領先的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之一的圣地亞哥,光是擁有學士或研究生學位的外來移民就占了所有擁有這些資格的圣地亞哥人的整整27%。
也就是說,面臨美國人口增長放緩、急速老齡化的現實,移民已經成為美國應對該問題不可忽視的手段。
盡管特朗普聲稱這是為了保護美國國內的藍領工人重新獲得他們應有的地位,但這樣的想法在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們的眼里似乎有些一廂情愿。
首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就忽視了實施移民計劃所需的高昂成本和復雜的后勤組織工作,導致他未能完成自己的驅逐目標。
其次,正如上文所言,特朗普的二分思維并不是在真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在向自己的支持者們販賣幻想——無視了無證移民每年為美國繳納的967億稅款,無視了移民對美國人口和城市問題的重要價值。
最后,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智庫的測算結果,一旦特朗普使用關稅手段強迫周邊國家響應他的移民驅逐計劃,都會讓美國每個家庭每年的生活成本增加2700美元以上。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出賣未來
特朗普在移民領域的大驅逐計劃,從經濟角度來看,似乎與他的MAGA理念背道而馳,而他對MAGA支持者們的重要許諾正是重振經濟。民粹主義和身份政治的敘事則能提供一種過得去的解釋。
特朗普正是巧妙地抓住了以底層白人男性工人為其基本盤的支持者們的怨恨心理,以及社會地位與就業機會的相對被剝奪感,讓其支持者無視了事實利益計算,將重振經濟與驅逐移民通過這樣的情感紐帶建立起習得性的慣性認知,盡管這種認知是錯誤的。
而特朗普就該問題草率揮舞著的關稅大棒,將在國際層面對美國的鄰國關系造成更深層次的破壞。
就《美墨加貿易協定》(CUSMA)而言,協定規定了北美地區原產國商品的免稅交易,并為各方提供了解決貿易爭端的機制,協定也提供了“基本安全”的框架,來包容違反框架的行為。但特朗普威脅的加稅行為卻并不太可能屬于“基本安全”框定的范疇,因為這涉及到系列復雜的法律問題。
就加拿大而言,其經濟高度依賴自由貿易,過去的美加貿易也十分緊密。但這樣的聯系掩蓋了美國對與加拿大貿易關系越來越多的不滿,包括數字服務稅、汽車原產地的規則解釋爭議等方面,而移民和邊境安全只是次要因素。對加拿大出口產品征收25%的關稅可能會給加拿大出口商帶來巨大的打擊,而征收報復性關稅則增加了進口美國商品的加拿大企業陷入困境的風險。
加拿大目前的態度是“軟硬兼施”,一方面通過順從特朗普在移民等問題上的訴求來緩和兩國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在著實準備著面對關稅沖擊和報復性關稅清單。有經濟學家表示,一旦加拿大進行關稅報復,美國部分企業將別無選擇,只能轉嫁增加的成本,大幅提高食品、服裝、汽車、酒精和其他商品的價格。華盛頓貿易組織農產品分銷商協會也公開表示,關稅導致新鮮水果和蔬菜的價格的提高,美國農民將受到更多損害。
特魯多:若特朗普征收25%關稅,加拿大將反制彭博社12月10日報道截圖
而在墨西哥的加稅問題上,要知道一件產品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可能要經過四到八次。因此,關稅將大幅增加最終產品的成本,尤其是對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政治大本營——得克薩斯州來說。
事實上美墨加間的貿易從一開始就需要三國,甚至加上中國的協作。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間貿易的大多數商品都是中間產品。例如,美國可能會將中國的電子零件裝到汽車中,然后將汽車運往墨西哥換取電路板;然后,該產品可能會被送回得克薩斯州,存放在位于埃爾帕索的倉庫中,再在達拉斯的裝配線上完成汽車的組裝。
美國搞亂國際貿易關系,實屬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一點上拜登則提出了進一步的憂慮:特朗普主動挑起與鄰國盟友和貿易伙伴的摩擦,是在自掘墳墓。
然而,特朗普政府不斷發出的信號已經證明,他大概率將無視上述對美國國內和國際層面的負面影響,甚至認為“僅僅是阻止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這一點,就可以抵消任何暫時的價格上漲”。
美國此舉,一方面將不斷把自己推向一個腹背受敵的地緣經濟環境中,一方面未能理性衡量與各貿易伙伴間的信任和預期,在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路上一意孤行,再一方面將簡單粗暴不經思考的外交行為看作是自己交易的藝術。
面對未來美國極有可能的更加激進的關稅政策和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極有可能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畢竟對特朗普釋放有限善意,極有可能被其認定為可以進一步攫取利益的信號。破壞美墨加的關稅規則、威脅對中國加稅,以及揚言對金磚國家加征百分百稅款,特朗普還未正式上任就到處樹敵,橫沖直撞,看似為了MAGA,事實上是在以美國經濟的未來換取支持者的吆喝。
對于特朗普,我們從來都不要看他說了什么,而是要看他怎么做。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忽略他的性格特征將在這屆執政時期被極度放大的風險,為此,要提前做好相關的危機管理,防止戰略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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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特朗普風格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極限施壓、聲東擊西,將交易的藝術玩得爐火純青。
這次卷土重來,雖然還沒有正式上任,但我們已經能夠感受到他的這種風格了,還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比如在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加稅問題上,特朗普揮舞著關稅大棒,對兩國耀武揚威,背后所指向的實為非法移民、犯罪和毒品問題。通過這種極限施壓,讓墨、加兩國加強對邊境和毒品問題的管理。至于加稅?管理好了那些問題,一切都好說。
特朗普手持其作品《交易的藝術》 資料圖:AP
真正的MAGA時代
在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見面的前一天,特朗普與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就打擊非法移民和毒品問題進行了溝通,并單方面宣布“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墨西哥的舉措取得了勝利”。
與墨方表示“已經盡到自己的責任,無意關閉邊境”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魯多一方面“背刺”墨西哥,表示“從加拿大越境到美國的移民數量,只是從墨西哥越境到美國的移民數量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也在繼續向特朗普“表忠心”,宣稱會做好防范,“軟硬兼施”。
在移民問題上,不論是面對加拿大的諂媚、墨西哥的冷漠,又或是拜登的不要對北美盟友征收關稅的警告,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都固執己見,從始至終油鹽不進。
事實上,特朗普已經迎來了他“真正的MAGA時代”(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如果說在他的第一任期,MAGA勢力只是受到共和黨內部建制派、民主黨自由派和傳統現實主義政客們牽制的力量之一,那么特朗普2.0時代,MAGA力量已經占據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態位。
從共和黨為特朗普贏下兩院,為其加冕“超級總統”的皇冠,到由部分移民強硬派和大部分忠誠又依賴特朗普的政治素人組成的新內閣,都無不昭示著特朗普在未來移民問題上的巨大決定權和執行能力。
2018年初,特朗普在首次國情咨文演講中概述了其政府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分別是為“夢想者”提供入籍途徑、增加用于維護邊境安全的撥款、結束多元化簽證抽簽和限制家庭類移民。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實施了“零容忍”政策,要求逮捕任何非法越境者,導致大量兒童與家人分離的悲劇的發生。《大西洋月刊》在2022年8月刊的封面故事中擔憂道:“如果家庭分離政策的設計者再次掌權,他們很可能會尋求恢復這種政策”。
現在,噩夢已經“勢不可擋”地提前上演了。
販賣幻想
“如果你是非法移民,你最好小心一點。”11月10日,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前代理局長湯姆·霍曼(Tom Homan)被特朗普宣布將在新政府中擔任“邊境沙皇”(Border Czar)一職,負責邊境事務。
在10月,霍曼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采訪時被問及:有沒有辦法在不拆散移民家庭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驅逐?他回答:“當然有,全家可以被一起驅逐出境。”
作為堅定的右翼保守派和堅持“非法移民威脅論”及邊境安全的非營利組織“邊境911”(Border911)的首席執行官兼總裁,霍曼是特朗普最看好的邊境事務代理人,其“一刀切”的激進邊境管理理念和“最大規模的移民驅逐”宣誓讓特朗普對其寄予厚望,特朗普希望霍曼能夠完成他在邊境問題上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然而,如此“雷厲風行”,甚至不惜對周邊盟友動用關稅大棒的極端強硬的邊境政策,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美國的城市政策研究者們認為,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一旦實施,將給美國城市帶來巨大損失。
自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通過以來,美國人口中出生在海外的比例在過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在上升。如今,美國人口中幾乎有1/7的人出生在海外,而1970年這一比例還不到1/20,而且美國人口中出生在海外的比例從20世紀初就已接近這一水平。
美國外國出生人口及其占本國人口比例(1900-2022)
在美國主要城市地區,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更大。從2018年到2022年(這是有完整數據的最新時期),外國出生的個人占美國主要城市居民的21%,占城市縣居民的22%。內郊區縣的移民人口比例較小,但仍然很重要(12%),其次是小都市區、外郊區縣和非都市區縣。總體而言,大城市和城市縣占美國總居民的42%,占美國外國出生居民的67%。
美國按社區類型劃分的外國出生人口比例(2018-2022)
在外國出生居民比例最高的大城市和市縣,則是美國經濟最多元化、最有活力的大都市中的重要部分。這些轄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生在國外,而這些大都市包括了紐約、舊金山灣區、邁阿密、波士頓、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及其周邊地區。
美國外來人口比例最高的大城市和市縣區(2018-2022)
移民是疫情后推進美國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之一,尤其是過去三年移民群體對美國人口的貢獻超過了自然增長的人口;而在過去的20年里,移民就一直是美國城市人口穩定增長的重要貢獻群體。
在地區層面,移民抵消甚至逆轉了美國國內移民外流和自然死亡的負面影響。例如,位于新奧爾良郊外的杰斐遜教區在過去二十年中失去了超過1.9萬名居民,但如果不是外國出生人口的增加,失去的居民數量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多(約4.2萬人)。雖然移民規模較小,但也對大都市區以外許多小城鎮的人口發展趨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此外,移民也是美國城市技能基礎和人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移民為美國提供了大量且多樣化的人力資源,為美國城市繁榮作出巨大貢獻。例如,在美國領先的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之一的圣地亞哥,光是擁有學士或研究生學位的外來移民就占了所有擁有這些資格的圣地亞哥人的整整27%。
也就是說,面臨美國人口增長放緩、急速老齡化的現實,移民已經成為美國應對該問題不可忽視的手段。
盡管特朗普聲稱這是為了保護美國國內的藍領工人重新獲得他們應有的地位,但這樣的想法在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們的眼里似乎有些一廂情愿。
首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就忽視了實施移民計劃所需的高昂成本和復雜的后勤組織工作,導致他未能完成自己的驅逐目標。
其次,正如上文所言,特朗普的二分思維并不是在真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在向自己的支持者們販賣幻想——無視了無證移民每年為美國繳納的967億稅款,無視了移民對美國人口和城市問題的重要價值。
最后,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智庫的測算結果,一旦特朗普使用關稅手段強迫周邊國家響應他的移民驅逐計劃,都會讓美國每個家庭每年的生活成本增加2700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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