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暢明談宏觀（ID：changmingkan_889）

一、從來就沒有什么“大三角”：一個主角，兩個“武打替身”

敘利亞的亂局，就是伊朗首鼠兩端導致的結果，也就是伊朗想與中俄平起平坐搞什么“大三角”路線走不通的必然。

中俄伊這三個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始終保持了在高強度博弈中政治的穩定和延續性，而伊朗卻出現了總統遇刺、臨陣換將的情況。伊朗是一個宗教政權，而中國和俄羅斯則是都經歷過社會主義改造的工業國，所以伊朗與中俄根本算不上什么“三角”，因為伊朗從政治到國力，都跟中俄差著好幾個數量級。

而俄羅斯，其實也算不上跟中國“比肩膀”的存在，因為中國不但有社會主義的基本盤，還獲得了在世界自由貿易的全球化體系，可以從全球去吸收人才、資源來發展。中國的國力地位，約等于二戰前的美國，而中國的體制，則是在華夏文明的基礎上結合了美國和蘇聯優勢。華夏文明本來就強，有了蘇式重工業體系和美式輕工業體系，自然對現行的其他文明體系形成了降維打擊，這就是現在把美國逼到“閉關鎖國”，讓俄羅斯成為現代“呼韓邪單于”的本質原因。

所以從來就沒有什么“中俄伊大三角”，有的就是中國和他的一大一小兩個“武術替身”而已。也沒有什么“新冷戰”，而是中國維護著全球的“自由貿易”體系，不斷用實力叩開“閉關鎖國”的“美國壁壘”。

棋子不能生出棋手的野心，政治路線不能超越經濟基礎，對外援助不能透支本國力量，這三個大忌伊朗都犯了。抵抗之弧，本質上是自發形成了伊斯蘭底層人民建立的民族武裝力量，伊朗雖然給予了一定的援助，但是也制約了這些抵抗力量的發展。正如蘇聯的共產國際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很多損失一樣，伊朗對抵抗之弧的領導也導致了大量情報泄露給以色列，使得許多抵抗武裝領袖死于暗殺。所以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要靠獨立自主的抵抗力量，要為了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戰斗，而不能成為伊朗利益的犧牲品。

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內因起決定性作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美國控制的工業力量越來越小，對中東產油國的影響自然也越來越小。而且現在美國是產油國，所以自然從原來沙特這些中東產油國的“客戶”變成了如今生意場上的“對手”。但是猶太復國主義在美國的支持下，要搞領土擴張，要把自己變成“大兩河政權”，這就成為了所有阿拉伯國家最險惡的敵人，自然美國也就在中東成為了“大反派”的形象。這就是為什么中東國家不論怎么翻來覆去的動蕩，上來坐穩的都是反美政權的原因。

這次敘利亞的劇烈變動一片混亂，土耳其也開始直接進攻庫爾德人的地盤，直接與美國發生沖突。

自此敘利亞從一個沉默的什葉派小兄弟，變成了一個大亂斗的“恐怖之眼”。這對于以色列來說等于是除狼而添虎。因為巴沙爾實際上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擁躉，他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與西方勢力作斗爭，只能勉勉強強維持住自己的統治，就像清末的滿清政府一樣。但是敘利亞捅翻了阿薩德政權之后，接下來就是養蠱，真正的狠角色才會慢慢登場。

因為敘利亞底層力量會在戰亂中極大地擴張，最終形成類似哈馬斯這樣強斗爭性的組織。而只要是中東底層建立起來的強組織武裝，基本上就是反以色列的，因為以色列對于阿拉伯國家來說，就是類似于侵華日軍的存在，無論哪個軍閥、哪方勢力，一旦投靠以色列都會完蛋，而抵抗以色列卻可以獲得民心和發展。

伊朗對于抵抗之弧的作用，就類似當年蘇聯的共產國際對各國革命的作用。按照中國革命的經驗，只有用國際援助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力量，獨立自主地進行武裝斗爭，才能獲得解放。凡是一味聽從國際勢力安排的組織，往往成為援助國利益的犧牲品。

二、伊朗在萊西后的轉變

伊朗自從萊西總統墜機之后，就變成了一個披著“抵抗”之皮的“狼”。伊朗的新總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伊朗公知”。其人所為之事非常“抽象”。他不但跑到美國去發表媚美的宣言，而且拒絕了俄羅斯的軍事保護協議，更是把中國當成籌碼去跟美國談條件。這么一個“二五仔”，自然是得不到中俄的鼎力支持。

伊朗的許多情報機構，據伊朗的前總統內賈德說，都是以色列的間諜當主管，所以可以輕易暗殺伊朗扶持的真主黨、哈馬斯等等反以組織的高層。而因為也門只接受了伊朗的物資，卻不接受伊朗軍事上的領導，避免了被以色列滲透，所以以色列殺不了也門胡賽武裝的高層就是此理。

而這些以色列的間諜混上伊朗的高管職位之后，也會利用以色列來暗殺伊朗國內的忠臣良將，以此鞏固自己的位置。蘇萊曼尼的繼任者，據說就是以色列的間諜。如此一來，伊朗的情報系統、革命衛隊系統，都長期進行了“逆淘汰”——只有間諜能活下來，忠臣都被暗害了。

這種情況下，哈馬斯被殺了領導人，真主黨被殺了整個高層，伊朗駐外的革命衛隊也是不斷被人暗殺，這就使得所有親近伊朗與受伊朗領導的抵抗力量都成為了“犧牲品”。就連伊朗的前總統與前外長，也是蹊蹺地死了，可見伊朗已經被滲透成了篩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規律，那就是離伊朗越遠的抵抗力量戰斗力越強，越不容易被以色列暗殺。哈馬斯是伊朗勢力的末端，到現在以色列也沒能占領加沙地區，哈馬斯的領導層在以色列眼皮子底下也比真主黨的領導層存活率高；也門的胡賽武裝一直對拒絕伊朗人的指揮，所以伊朗沒有胡賽武裝的內部情報，結果就是以色列對于胡賽武裝完全摸不著情報，任由其用火箭彈封鎖了紅海的航線給以色列放血。

而深受伊朗影響的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政府軍，基本上都是深受損失，被敵人精準定位，一擊斃命。就連伊朗自己的蘇萊曼尼、萊西和一大堆前線的革命衛隊指揮官，也是橫死暴亡，被敵人輕而易舉地清除。

三、伊朗內部的矛盾導致外部失敗

曾經的蘇萊曼尼，曾被伊朗的宗教領袖哈梅內伊邀請來脫下軍裝參選總統，但是蘇萊曼尼拒絕了。為什么如此優秀的人才不愿意更上一步呢？原來這個原因與曾國藩不愿意到北京就任一樣，蘇萊曼尼是波斯人，而以哈梅內伊為首的“伊朗深層政府”則是由阿塞拜疆人構成的。當蘇萊曼尼用雄才大略構建起“什葉派之弧”后，他也成為了阿塞拜疆統治集團眼中的一個威脅，正如曾國藩如果不解散湘軍，那么滿清統治集團是絕對無法信任他的。

蘇萊曼尼沒有選擇放下兵權加入伊朗的“深層政府”，所以他被泄露了行蹤，輕而易舉地被敵人暗殺。在這之前，在這之后，伊朗仿佛對敵人的暗殺已經成了“忍者神龜”。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凡是被暗殺的伊朗“抵抗系”要員，基本都是波斯族的。

伊朗的科學家被暗殺了，伊朗忍了，于是下一個是蘇萊曼尼；

蘇萊曼尼被暗殺了，伊朗忍了，于是下一個是萊西。

從蘇萊曼尼到萊西，都是波斯族的。

而從霍梅尼到哈梅內伊，都是阿塞拜疆族的。

內賈德，是波斯族的。

這次伊朗被哈梅內伊欽點選上來的總統，是阿塞拜疆族的。

凡是非波斯族的伊朗英雄，都非常容易死亡，或者政治上“被死亡”。

這是因為伊朗的阿塞拜疆上層集團，涵蓋了教士階層與軍事階層，這是一個強大的集體勢力，他們對于伊朗的波斯族裔政治領袖，是存在競爭關系的。

哈梅內伊有鴿派的一面，正是他反對霍梅尼的人海戰術，促成了兩伊戰爭的停戰。而后打壓內賈德從政，提拔魯哈尼與西方談和，也都是哈梅內伊的手筆。這次伊朗的親西方總統能夠參選，也是哈梅內伊欽定的，而內賈德則被排除在外。

正是由于伊朗這種少數族裔凌駕于主體民族的特殊社會結構，所以使得伊朗沒法進行民族主義大規模動員，只能依靠宗教意識形態來聚集力量。虔誠的就不科學，科學的就不忠誠。所以伊朗政教合一的政體，就相當于中國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就建國了，后面的辛亥革命、新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都沒經歷過。

這種情況下，伊朗丟失敘利亞就不意外了。當年蜀國為什么丟失荊州，就是因為對外擴張導致后方關鍵戰略節點透支，于是被第三方勢力趁機偷襲。敘利亞之于伊朗，就是荊州之于蜀漢。一旦敘利亞被截斷，那么從伊朗向哈馬斯和真主黨的補給路線就斷了。之前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大洪水戰斗，就如同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一樣，也是讓以色列寢食難安，國內騷動。但是作為本部的伊朗，也如同劉備一樣，沒有大規模策應關羽的行動，反而從漢中前線撤退，讓關羽孤軍奮戰，伊朗跟以色列磨嘰“回合制”戰爭，也是沒能有力地支援加沙與真主黨的對以色列斗爭。

而敘利亞幾乎不戰而降，就與荊州的糜芳不戰而降一樣，固然是巴沙爾不行，但是也說明在敘利亞這個重要的戰略節點上伊朗方面的戰略力量配置嚴重不足。而土耳其則扮演了孫權的角色，雖然巧取敘利亞，但是旋即陷入與美國、以色列扶持的庫爾德人的沖突。

蜀漢失去荊州，失去了攻擊曹魏的一個重要基地，后期只能從漢中一條路去進攻。伊朗失去了敘利亞，也喪失了用哈馬斯和真主黨的地面力量牽制以色列的能力，要直接面對以色列對其核設施和重要人物的襲擊。中東從此進入“三足鼎力”的格局，什葉派、遜尼派、以色列三家對峙，各自都難以有大的戰果。

而后，遜尼派與以色列的沖突將會逐步加劇，因為以色列由于也門胡賽對于紅海的封鎖，現在經濟上已經瀕臨破產，成為類似昭和日本式的又菜又窮的帝國主義。經濟搞不通，以色列很可能繼續其領土擴張以舒緩國內矛盾，而其周圍都是遜尼派國家，所以以色列與遜尼派的矛盾很可能將會加劇。

伊朗是想要在中東稱王稱霸的，所以伊朗的主力就是他自己，但是遜尼派的國家卻有強大的外援。且不說土耳其是歐盟國家，就是中國也在沙特部署了導彈和重裝旅。

沒有核武器的伊朗，疲憊不堪僅能自守的以色列，把原油上掙得錢都用來買無人機等軍火的海灣國家，這種結構下的中東對于強大的工業國來說是最好的狀態。穩定且互補，是工業國與資源國最好的結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