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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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個人的感悟，讀史不能全部跟著正史的敘事邏輯走，那樣很容易犯形而上學的錯誤。

特別是對于重大歷史事件，有時候更需要我們在正史的敘事邏輯基礎上，多問幾個為什么。

然后才有可能挖掘出更接近真相的邏輯。

1七七事變

舉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七七事變是導致抗戰全面爆發的導火索，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這個七七事變就促成中日的全面戰爭呢？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中國軍隊不抵抗，然后丟掉整個東北。

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時，中國軍隊依然步步退讓。

先后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直接導致熱河淪喪，華北被肢解。

也就是說，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日沖突的基本模式就是：

日本挑釁，然后中國方面退讓，日本再次挑釁，中國方面再次退讓，如此循環。

為什么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再次挑釁，這一次中國方面就不退讓了呢？

正史的敘事邏輯是因為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爆發了西安事變。

這次事變導致蔣介石改變了攘外先安內的國策，國共再次合作，所以面對日本的挑釁，國民政府就不退讓了。

那么事實真相真是如此嗎？

不是。

西安事變只是促使國民政府下定決心與日本開戰的一個因素，而且還很大可能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那么促使國民政府下定決心與日本開戰的決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是地理因素。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在中國只是達成名義上的統一，但是實質上當時的中國還是四分五裂的狀態。

國民政府實際統治區域大致只有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大部分河南、湖北等寥寥幾省地盤。

當時中國其他地區都被地方軍閥所控制——

廣西是李宗仁、白崇禧、廣東是余漢謀、云南是龍云、四川是劉湘、貴州是王家烈、西北是西北軍與二馬。

所以，如果1935年之前中日爆發全面戰爭，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就將面臨這樣的情況：

自己實際控制的地盤將很快丟掉（后來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就是如此），失去基本盤的國民政府怎么辦？

向內地轉移？那么當時割據貴州、四川、云南、陜西的各路軍閥會不會接納國民政府內遷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這些軍閥將自身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如果日本拿出更大誘惑的籌碼（比如給西南地區軍閥更大的自主權），這些軍閥是非常有可能拒絕國民政府內遷的。

那么失去地盤與立足之地的國民政府就是喪家之犬。

不但國民政府會倒臺，而且整個中國將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也就是被日本任意肢解、蠶食的狀態。

所以，在1935年之前，面對日本的各種挑釁，當時國民政府也就必然選擇步步退讓。

那么這種軍閥割據的狀態是什么時候改變的呢？

是1934年10月之后。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紅軍因為左傾主義錯誤，丟掉了中央蘇區被迫走上長征之路。

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后，國民政府采取驅虎吞狼的策略。

蔣介石的中央軍跟著紅軍的屁股一路尾隨進入西南地區，先后控制了貴州、四川。

西安事變之后胡宗南所部還進入西安，最后實際控制了陜西地區。

也就是說，在1937年之前，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實控地盤發生根本變化。

從沿海的部分省份拓展到整個西南與部分西北地區，其戰略回旋空間大幅度得到改善。

也就是說1937年的國民政府與1935年的國民政府相比，應對日本的挑釁已經有了很大的底氣。

1935年之前是不敢打，全面開戰自己核心地盤很容易丟掉，國民政府就變成喪家之犬。

1937年的國民政府則不一樣了。

即便沿海地盤丟掉，國民政府還可以內遷西南，依靠西南、西北地盤繼續堅持抗戰。

這就是七七事變演化成中日全面戰爭的地理基礎。

然后促成中日全面戰爭的第二個因素才是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對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整個核心層震動是非常大的。

張楊以兵諫的方式逼蔣抗日，這個事件本身已經說明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已經出現動搖。

當時國民政府只是名義上統一中國，各地軍閥勢力一時還很難鏟除。

張楊開了一個兵諫的先例。

如果蔣介石繼續對日妥協，未來會不會有其他勢力以抗日的名義爭取全國民眾的支持，從而逼蔣下臺呢？

這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畢竟，蔣介石面對的不僅僅是各地軍閥勢力，在國民政府內部也人心叵測。

西安事變中以何應欽為首的勢力聯合黃埔復興社就力主討伐，完全就是想置蔣介石于死地。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為什么七七事變會演化成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

其1，1937年的國民政府已經實現了對西南地區、陜西的控制，戰略上已經有了持續抗戰的生存空間；

其2，西安事變讓蔣介石意識到自己的統治基礎已經嚴重動搖，再不扛起抗日的大旗，自己主導的國民政府就有隨時倒臺的危險。

同樣，站在日本的立場，對于七七事變突然演化成中日全面戰爭也是一臉懵逼。

因為當時日本對華基本策略是蠶食而不是鯨吞。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這種逐步蠶食策略實施很順手也很成功。

其基本模式就是，底層搞所謂的“下克上”挑起事變，然后爆發沖突。

中國方面退讓妥協，然后日本一步步控制了東北、熱河、河北部分地區。

6年來日本一帆風順，蠶食策略實施得心應手，已經形成路徑依賴。

結果1937年7月7日在宛平如法炮制同樣挑起沖突，卻突然踢到了鋼板。

蔣介石第一時間站出來發表空前強硬的聲明——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這下日本騎虎難下，只能被動增兵，一步步陷入中國戰場的大泥潭中。

現在我們復盤這段歷史，導致七七事變演化成中日全面戰爭的兩大因素——

包括國民政府控制西南與西部地區與西安事變。

我們再細究一下，兩者竟然都與一件看起來好像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事件有關。

這個事件就是紅軍長征。

紅軍長征間接促進了國民政府實控西南地區；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直接促成了西安事變；

這就是歷史中奇妙的蝴蝶效應。

本來中央紅軍因為左傾主義錯誤丟掉根據地對于中國革命是一次重大挫折，但是這個重大挫折的蝴蝶翅膀扇起的連鎖效應卻影響了歷史的走向。

同樣也改變了中共的命運。

2近代湖南崛起

再來一個。

前段時間是偉大領袖的誕辰，網上紀念文章很多。

但是很少有人思考過，偉大領袖是在什么環境成長起來的？

為什么偏偏是地處內陸的湖南省出了這么一個偉人？

這到底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還是蝴蝶效應。

1864年7月19日中午，湘軍用地雷轟塌天京（現南京）城墻，大批湘軍蜂擁而入。

太平軍雖然拼死抵抗，但沒能擋住湘軍洶涌的攻勢。

當日晚，天京失陷。

天京失陷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重要標志，按照目前我們正史的敘事邏輯，這也是清末農民革命運動走向低潮的標志。

如果我們按照正史的敘事邏輯走，未來我們看到的是：

湘軍攻克天京之后尾大不掉，讓滿清朝廷深為忌憚，然后就是清廷與湘軍系的博弈。

一開始清廷任命馬新貽赴南京擔任兩江總督，其實就是在湘軍系統大本營打下一顆釘子。

然后就是蹊蹺的張汶祥刺馬案（這個事件后來被改編為電影《投名狀》）。

最后就是清廷通過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件借機發難，一舉摧毀整個湘軍系統。

過去看這段清廷與湘軍系的權斗歷史讀得精精有味，后來仔細琢磨，其實這些著名事件不過是歷史潮流的一朵朵浪花而已。

即便沒有張汶祥刺馬案以及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件，湘軍系衰落與崩潰也是一種必然。

這些事件不過加速了湘軍的衰亡，并不影響歷史的走勢。

真正影響歷史走勢的正史卻沒有闡述。

這就是天京失陷導致一個意外的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湘軍獲得整個中國東南地區（也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數十年積攢的驚人財富。

湘軍上下獲得這批財富之后干什么呢？

運回湖南老家。

除了買房買地，就是砸下重金興辦學校，湖南教育之興盛一時冠絕中國。

本來湖南地處內陸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經濟不發達地區。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落后自然文教事業也落后。

但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因為機緣巧合，湘軍成為鎮壓太平軍的主力，所以也讓湘軍獲得整個東南地區幾十年聚斂的財富——

相當于中國最富裕地區將幾十年積攢的財富突然全部轉移支付給湖南。

這筆潑天富貴砸下來，一下子讓湖南成為特定歷史時期中國最耀眼的明星。

同樣因為湘軍是鎮壓太平軍的主力，并且攻克了天京，所以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后整個中國各地督撫大員（地方一把手）竟然有一半以上出自湘軍系統。

中國人是最重視鄉誼的，鄉黨在中國歷史上是利益聯系最穩固的紐帶。

所以，當湘軍系統把持中國一半地區一把手的位置的時候，提攜同鄉后進就是最順理成章的選擇。

所以，在近代史上湖南人就得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上面有大佬提攜扶持，下面有各種鄉紳重金辦學普及教育，于是近代史上湖南人才群星薈萃。

給一組數據。

中國二十四史記載從遠古到1840年我國歷史著名人物一共有3005個，其中湖南籍的著名人物僅有20多個，占比僅為0.77%。

但是如果以1840年為分界線，我國近代史著名人物總共有750人，其中湖南籍著名人物就有85人，占比高達11.33%。

湖南籍人才全國占比整整增長十幾倍啊！

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源于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克天京的蝴蝶效應。

偉大領袖就是在這樣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早年求學經歷中，偉大領袖入讀第一所正規學校就是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

這所學校就是湘鄉縣鄉紳出資建立的。

后來在偉大領袖求學經歷中也得到湖南籍高官曾任國務院總理熊希齡以及湖南籍著名人物章士釗經濟上的大力支持。

所以，在回顧上述歷史以及歷史的蝴蝶效應之后，偉大領袖的成長環境真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所以呢，長者那句話我是很有感觸的：

個人的成就不僅僅要看個人的奮斗，也要看時代的進程。

3天選之國

美國一直宣揚自己是天選之國，意思就是美國這個國家受到造物主的眷顧。

對于老美的這個說法我是嗤之以鼻的，因為我覺得真正的天選之國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為什么我這樣認為呢？

不僅僅是我們這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

幾千年來和我們坐一桌打牌的對手換了無數輪，也只有我們一直在牌桌上巋然不動。

這都不是可以用牌技運氣等等可以解釋的，唯一的邏輯就是氣運使然。

比如近代，這是公認的中華民族國運的最低谷。

但是就在這個最低谷依然有看不見的氣運推動著這個國家走向光明。

1864年湘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這個事件的蝴蝶效應卻意外造就了湖南群星薈萃人才輩出。

其中就有中國歷史上無論如何評價都不為過的偉大領袖。

1934年中央紅軍在一系列失利之后在根據地站不住腳，被迫長征。

這個事件的蝴蝶效應卻意外中促成了全民抗戰的局面。

中共恰恰就是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擁有了爭天下的實力。

中共上有偉大領袖的領導，下有爭天下的實力，最后中共獲取政權就是一種必然。

過去我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發現，全世界所有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就沒有靠自己成功的。

即便是共產主義運動鼻祖的俄國前期也是得到德國大筆的經濟援助。

唯一一個不靠外力依靠自己獨立獲取政權的國家就是中國。

中共不但在1949年獲得政權，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落后歐美工業化革命長達兩百多年的國家，中共還是依靠自己身力量，竟然在短短七十幾年中彎道超車逆襲成為全世界最為強大的工業國。

七十幾年前，我們連火柴與鐵釘都需要進口，七十幾年之后中國工業品橫掃全世界。

全世界每生產100元工業產品就有33元是中國造，這個占比在人類歷史上是從未出現的。

不僅如此，按照聯合國估計，未來中國工業品全球占比還會進一步擴大。

要解釋這一切歷史學家可以找到無數個理由，但是對我而言，原因只有一個——氣運使然。

所以呢，對于本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重返世界之巔的目標我從來都堅信不疑。

原因無他，幾千年來氣運一直在眷顧這個民族，沒有理由在未來幾十年里氣運突然就沒了。

所以，當下的經濟困難也好，轉型的陣痛也罷，都是暫時的。

都是在磨礪我們的民族意志，讓我們未來重返世界之巔之時配得上天選之國的稱號。

山重水復疑無路之后，一定會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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