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9月25日法國巴黎《查理周刊》原辦公大樓發生持砍刀襲擊事件至今，一個多月內歐洲先后發生五起致命襲擊事件，涉及法國、德國、奧地利三國——10月4日，一名來自敘利亞的青年在德國德累斯頓用菜刀襲擊了一對同性戀伴侶，造成一死一傷；10月16日，巴黎一名教師遭極端分子斬首；10月29日，法國尼斯再度發生持刀恐襲案，造成3人死亡；11月2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市中心爆發持槍襲擊事件，不僅從襲擊規模到傷亡人數愈加嚴重，更意味著此前從未遭遇類似事件的奧地利也不再是“恐襲”陰影下的安寧凈土。

這些襲擊事件發生后，事發國家政府、歐盟和不少域外國家及國際組織紛紛將事件定性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襲擊活動”，不僅予以譴責，更通過政府行政手段對本國穆斯林群體及其活動場所采取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在這一群體中引發了更強烈的憂慮，令他們不知所措。

近日，法國政府針對襲擊事件采取的強力措施引起以土耳其為首的伊斯蘭國家強烈不滿，激發外交沖突。面對本國數量龐大的常住穆斯林群體、日益強烈的保守排穆思潮、周邊并不平靜的伊斯蘭國家、難以根除的全球恐怖主義，歐洲面臨著難以找到答案的兩難窘境。

文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觀察者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國際湃”（id：pengpainews907），原文首發于2020年11月13日，原標題為《歐洲能擺脫恐襲陰影嗎？難！難！難！》。

如今歐洲正逢“多事之秋”：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壓境；歐盟與英國的脫歐談判幾無進展；“恐襲”陰影重新籠罩，一個多月內三個國家連續發生五起致命襲擊事件，再次揭開歐洲的老大難問題——穆斯林移民。

二戰之后，由于勞動力短缺，法國、德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先后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外來勞工，而地理位置相近、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局勢不穩的伊斯蘭國家成為移民大戶。根據皮尤調查中心分析，伊斯蘭教按信仰人口排序已成為歐洲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已占歐洲總人口比例超過7%；由于出生率更高、新移民持續涌入，到了2050年，這一比例將可能達到14%。

1990年至2030年歐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人口相反的變化走勢。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穆斯林移民與難民進入歐洲，雖然短期內實現了改善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的目標，但并不意味著歸化、融入當地社會。事實上，在伊斯蘭政治語境中，世俗主義充滿爭議，往往蘊含負面意義，因為它要求消除伊斯蘭教義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的影響力。在伊斯蘭國家被西方殖民統治期間，這一主張甚至限制穆斯林在公共場所表達宗教的權利。

世俗主義與殖民主義歷史上的結合，進一步加劇了穆斯林群體對世俗主義的恐懼和反感，而后者也常被打上“殖民者意識形態侵略工具”的標簽。二戰之后，隨著原殖民地國家先后獨立，“宗教信仰自由”觀念的傳播并被列入1966年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世俗主義甚至被部分穆斯林視為反宗教。對世俗主義天然的警惕和反感，預示了穆斯林移民進入歐洲世俗社會后難以避免的不適和沖突。

目前全世界有27個國家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或者“官方宗教”，多以伊斯蘭教法而非世俗法律來處理家庭和財產等社會問題。此外，土耳其等以穆斯林為絕對主體的國家也日趨保守，伊斯蘭習俗和宗教表達更加深入社會各個角落。母國宗教社會的影響下，“宗教身份第一”已然成為不少穆斯林移民根深蒂固的價值認同。

對于這些穆斯林群體，無論其公民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如何，他們對穆斯林身份以及對伊斯蘭教的認同自然優先于對居住國的國家認同。正如法國智庫蒙田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拉伯世界與伊斯蘭問題研究專家哈基姆·厄爾·卡魯伊所述：“對于無法融入的年輕穆斯林來說，問題在于’我是誰？’，而他們的答案是‘我是穆斯林’。”

基于“我首先是穆斯林”的身份認同，歐洲穆斯林在公共和私人生活方面積極踐行其宗教信仰。根據蒙田研究所關于法國穆斯林的調查報告，31%的穆斯林每周會去清真寺或禱告室做禮拜，70%的穆斯林只買清真食品，65%的穆斯林支持戴頭巾。

一旦歐洲各國世俗主義價值觀，尤其是宗教容忍和自由主義理念的實踐與歐洲穆斯林的“伊斯蘭至上”觀念相沖突，不少激進的青年穆斯林便可能訴諸極端報復的手段，以維護其宗教身份的“自豪感”和“榮譽感”，不惜無視其常住國家的公民、居民義務或者法律。

2015年法國《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的起因便是該周刊多次刊載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諷刺漫畫。近期發生的法國教師薩米埃爾·帕蒂謀殺事件和法國尼斯圣母大教堂持刀襲擊事件均是源自世俗主義者眼中的正常行為被一些穆斯林視為對伊斯蘭教的侮辱；而維也納襲擊事件所在的猶太教堂，曾在1981年發生過類似的恐怖襲擊事件，其背后是穆斯林與猶太人和猶太教多年的積怨。

近日維也納持槍襲擊事發的猶太教堂，曾在1981年發生過類似襲擊。

這種宗教身份高于世俗身份的認同感，使歐洲穆斯林難以真正融入以基督教文化為主體的歐洲世俗社會。一旦出現宗教身份與世俗價值的沖突，當地穆斯林情感上的不滿便極易被激進分子甚至極端組織所利用，不時引發悲劇性事件。

沖突的一端，是穆斯林移民極其看重的宗教身份；另一端則是日益彌漫整個歐洲的“伊斯蘭恐懼癥”，即對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群體非理性的恐懼、仇恨或偏見等負面心態。

“伊斯蘭恐懼癥”的起源和蔓延基本包括兩個方面：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爆發，極端組織和極端分子在歐美策劃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極大地助長了西方國家普通民眾的“伊斯蘭恐懼癥”；與此同時，穆斯林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在歐盟國家和美國顯著增長，加劇了本土民眾的“伊斯蘭恐懼癥”。

“伊斯蘭恐懼癥”的現象早已有之，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10年法國殖民政府官員阿蘭·奎林的博士論文《法屬西非的穆斯林政策》中，用以批評法國殖民政府對當地穆斯林的偏見。這一負面的社會心態如今與當下熱議的“身份政治”掛鉤，在世界各地發酵，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針對穆斯林群體的輿論和政策行為，成為國際社會廣為關注的爭議話題和事件。

阿蘭·奎林1910年的博士論文率先提出了“伊斯蘭恐懼癥”（islamophobie）這一概念

從緬甸羅興亞人危機，印度《公民身份法》引發騷亂，到新西蘭克萊斯特徹奇清真寺槍擊案，“伊斯蘭恐懼癥”的蔓延及引發的慘劇不僅限于歐美國家。但近年來穆斯林人口在歐洲的密集分布和爭議事件頻發，令歐洲社會的“伊斯蘭恐懼癥”成為凸顯的典型。

事實上，根據蓋洛普的全球“伊斯蘭恐懼癥”調查，歐洲儼然成為“伊斯蘭恐懼癥”最嚴重的地區：歐洲穆斯林是本地居民最不希望做鄰居的群體之一，德、英、法三國被調查者中將戴頭巾視為威脅歐洲文化的比例分別達到16%、30%和39%，而認為穆斯林同情“基地”組織的比例更是分別達到23%、34%和25%。2019年，皮尤調查中心的數據更表明主要歐洲國家民眾對穆斯林群體感到不適的比例基本超過20%。民間對穆斯林的非理性負面心態，進一步惡化了穆斯林在歐洲的生存環境。

歐洲主要國家對穆斯林的惡感-好感度對比。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隨著民間“伊斯蘭恐懼癥”的蔓延，各國政府也實施了更嚴格的宗教政策。皮尤調查中心從2007年到2017年的調查表明，十年間歐洲各國通過立法對穆斯林群體的宗教限制顯著增加。一方面，許多歐洲國家和城市全面或部分禁止民眾佩戴宗教標志和宗教服飾，包括2010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一些城市禁止在公共場所穿罩袍和蒙面面紗，2011年法國更是在全國范圍內立法禁止蒙面。

2011年法國立法禁止蒙面后，穆斯林女性仍可以在大學課堂戴頭巾。

另一方面，部分國家針對公共場合的伊斯蘭教活動采取更多限制，例如2012年摩爾多瓦多地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場合進行宗教活動。此外，一些國家帶有政府性質的侵犯穆斯林群體的現象（比如語言和人身攻擊、霸凌等）屢見不鮮。

僅2015年45個歐洲國家中有38國出現了侵犯行為，而以反伊斯蘭教著稱的荷蘭右派議員海爾特·維爾德斯曾公開發起反對西方國家穆斯林人口增長的運動，聲稱“伊斯蘭國家的難民海嘯將威脅我們的女性和文明”。

生活在“伊斯蘭恐懼癥”之下的歐洲穆斯林必然會感到相當程度的疏離和不適，然而面對涉及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襲擊事件，各國政府似乎只能訴諸于對穆斯林群體更加嚴厲的手段。法國總統馬克龍在10月2日講話中給出的答案是嚴格監管穆斯林學校和對清真寺的資助，貫徹嚴格的世俗主義原則，以打擊“伊斯蘭分離主義”。

面對被爭議和沖突加劇的負面觀感，不少溫和的普通穆斯林甚至懷疑自己能否繼續在歐洲生存，就連曾多年擔任法國塞納河畔伊夫里副市長的邁赫迪·貝勒阿貝斯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也哀嘆：“我在想我是不是該離開法國了?！?/p>

目前全世界大約有18億穆斯林人口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50個為穆斯林主體國家）。由于伊斯蘭教傳統和《古蘭經》中的“烏瑪”概念（本意為社群）長期被解讀為跨越國界的伊斯蘭信仰共同體，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含義相左，甚至衍生出泛伊斯蘭主義，加上近年來基于宗教激進主義的恐怖主義對世界的威脅，決定了歐洲國家在處理內部穆斯林問題時，很難不受外部環境影響。

不同于2015年法國遭遇系列襲擊后各國對恐怖主義的聲討和對法國的支持，近期在法國發生類似的襲擊事件反倒引起伊斯蘭國家與法國關系緊張，甚至出現一波反法浪潮。究其原因，馬克龍一番“伊斯蘭教在全世界遭遇危機”的言論，及其維護世俗主義原則、嚴格監管宗教活動的措施不僅令本國穆斯林群體感到無所適從，也令其它伊斯蘭國家“感同身受”。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歐洲穆斯林遭遇的限制不僅是對本地區穆斯林的打擊，更令整個“伊斯蘭共同體”不滿和疑慮。

另一方面，部分伊斯蘭國家也有意利用歐洲穆斯林相關事件謀取自身的現實地緣政治利益。此次法國教師薩米埃爾·帕蒂“斬首”事件后土耳其的舉動便可見一斑。就在馬克龍發表了并未刻意攻擊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講話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立刻質疑馬克龍的“精神健康問題”，并公開呼吁伊斯蘭世界抵制法國貨。在他的影響下，孟加拉國、巴基斯坦、黎巴嫩、印度尼西亞等國先后爆發反法示威活動。

作為中東地區大國，土耳其從不掩飾與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爭奪地區主導權的野心，積極參與敘利亞、利比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希臘和塞浦路斯等周邊地區行動。但歐盟尤其是法國長期在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拖沓設阻，并對土耳其在各條戰線的軍事行動予以反對、間接打擊，成為土耳其在本地區坐大的最大障礙。如今法國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公開化，土耳其乘此機會走到前臺公開指責法國，借此牽制法國，還儼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代言人。

中東地區是歐洲的外交重點地區，也是其中部分原殖民國家的戰略利益所在。這些伊斯蘭國家對于歐洲始終懷有戒心，更不滿歐洲和美國干預本地區事務。隨著近年來穆斯林移民和難民問題在歐洲持續發酵，伊斯蘭國家也試圖利用其宗教影響力就此對歐洲施壓，以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和利益。正是由于眾多伊斯蘭國家與全世界穆斯林的連結，使得歐洲各國政府難以內部處理本國穆斯林問題而不受外力影響。

除了伊斯蘭國家政府的反應與壓力，打著伊斯蘭教旗號的國際極端組織也是歐洲各國處理穆斯林問題不可回避的現實因素。雖然“伊斯蘭國”、“基地”等極端組織多年來在國際反恐行動中元氣大傷，但它們對歐洲社會的威脅已經不僅限于直接策劃和參與恐怖襲擊，而是利用歐洲穆斯林遭遇歧視和不公對待的心理落差進行洗腦，通過線下和網絡手段蠱惑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甚至招募新成員。

2017年英國曼徹斯特體育館自殺式爆炸襲擊的襲擊者薩勒曼·阿貝迪早在兩年前便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洗腦。據奧地利內政部長卡爾·內哈默表示，近日維也納持槍襲擊事件的兇手便是極端組織的同情者。如果各國無法對本國穆斯林進行適當的管理和思想疏導，其不滿、恐懼和茫然無助的心理便為國際極端組織灌輸極端思想、引導極端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法國曾在2016年設立了第一家去極端中心，但遺憾的是，由于效果不佳和本地居民的不滿，該中心不到一年后便停止運營。

一放怕亂，一管又恐更亂，國內外多重壓力之下，面對老問題的歐洲國家也陷入了兩難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