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4月2日,特朗普簽署法令,全面推行“對等關稅”政策,要求對所有進入美國的商品加征至少10%的關稅,但只有英國、新加坡、巴西、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少數國家,能享受這一最低稅率。包括歐盟、中國、越南、日本在內的數十個國家,被特朗普列為“嚴重違規國”,要加征更高的關稅,例如歐盟是20%、中國34%、日本24%等等。特朗普認為,這些期待已久的關稅,雖然會造成經濟動蕩、給美國人民帶來一些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美國將重新變得富有,希望美國人民克服一下困難,迎接即將到來的好日子。“不要報復,坐下來,接受現實,看看情況如何,因為如果你報復,事情就會升級。”從特朗普和貝森特的言論中不難發現,特朗普打的是聲勢之仗——他要以美國長期積累下來的威勢,壓迫那些被加征關稅的國家,接受被美國剝削的命運。只要被加征關稅的國家不做出反抗,平穩過渡一段時間,加征關稅就成了既定事實。4月4日,中國就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關稅稅率的基礎上,加征34%的關稅。特朗普希望平穩過渡,最擔心某個國家帶頭反抗進而破壞他的計劃,可以想見,中國宣布反抗的時候,特朗普是懵逼的。隨后,特朗普要求中國取消對美商品34%的加征關稅,否則的話,美國就對中國商品額外繼續加征50%的關稅。此前特朗普已經對中國連續兩次加征10%的關稅,4月又加征了34%,如果此次加征50%關稅的行動落實,那么特朗普對中國加征的關稅便達到104%。于是在4月9日,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加征104%關稅的法案生效,中國則發布了《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并將對美國商品的加征關稅稅率,由34%提高至84%。4月10日,特朗普不甘示弱,將中國商品進入美國的關稅繼續提高至125%,同時宣布75個國家已經開始和美國談判,并沒有以任何方式對美國進行報復,所以對這些國家暫停加征關稅90天,在此期間關稅降低至10%。特朗普這么做,明顯是準備放棄“廣征關稅”的大攤子,用讓步、讓利的方式和那些國家建立統一戰線,轉而共同壓制中國。中國和美國圍繞著關稅問題,即將開始漫長而激烈的博弈。特朗普加征關稅并非心血來潮,這一行為的背后,有著強大的美國歷史慣性。美國剛建國的時候,13個原英屬殖民地各行其是,他們組成的聯邦政府也沒有征收關稅的權力,導致國家財政匱乏,只能靠借債維持日常運作。美國的開國元勛們認為這樣不能長久,便在1787年召開制憲會議,出臺了一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明確規定,國會有權規定并征收稅金、捐稅、關稅和其他賦稅,用以償還國債,并為國防安全和全民福利提供經費。兩年后,美國根據憲法精神制定了《關稅法》,其中一項內容是:“為了支持美國政府解決債務問題,鼓勵及保護制造業的需要,對進口商品、制成品和貨物征稅。”自此以后,美國開始嘗試用提高關稅的方式,保護本國的制造業。但在建國初期,美國關稅還是比較低的,根本無法抵擋英法廉價商品的傾銷,故而用關稅保護美國制造業,基本成了一紙空文。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爆發,美國和英國在前線打的血肉橫飛,自然不可能向英國大開市場,否則的話,便是美國用自己的錢武裝英國軍隊,然后再來打美國自己的軍隊,純粹是腦子壞了。于是,美國政府將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一倍,并相繼出臺四個法案切斷英美的商業貿易往來。正是這幾項措施,保護了美國的市場和產業,進而保護了新生的美國。而經過第二次獨立戰爭的嘗試,高關稅逐漸成為美國的顯學,擁有一大批擁躉。1818年,門羅總統就提出一句名言:“關稅應該為襁褓中的制造業,以及與國家獨立密切相關的行業提供保護。”參議員亨利·克萊比門羅總統想的更遠,直接提出了“美國體系”的概念,明確要求征收高關稅保護制造業,建立國內市場并改善交通運輸條件保護農業。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國會便通過了新關稅法,極大提高了鋼鐵、羊毛等商品的進口關稅。此后多年,盡管“高關稅保護制造業”和“低關稅保護農業”兩條路線進行了長期博弈,但每到關乎美國命運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府總是選擇提高關稅,一方面保護制造業,另一方面充實財政收入渡過危機。1864年,南北戰爭進入決戰階段,美國通過新稅法,向外國進入美國的所有商品加征關稅,以至于美國的平均關稅達到49%。1890年,美國的工業化進入關鍵時期,正在向世界第一工業國邁進,為了抵制外國商品沖擊美國制造業,美國又出臺新稅法,在原有基礎上大幅提高外國商品的關稅,羊毛、毛紡織品、棉紡織品,基本被排擠出美國市場。可以說,長達百年的高關稅,保證了美國從北美小邦成長為世界第一工業國,并為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揚威海外、直至建立全球霸權奠定基礎。但正是受益于高關稅的保護,美國形成了路徑依賴,每次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首先想到的策略就是加征關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歐洲各國政府債臺高筑、經濟凋敝,但世界大戰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緩解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各國紛紛提高關稅門檻,以此來恢復生產和重建社會。以高關稅為基石,美國就此進入“咆哮的1920年代”,國內經濟迅速復蘇,社會文化極度發達,每個美國人都覺得,明天一定會更美好。然而,1929年的華爾街股市崩盤,結束了美國的繁榮,并導致世界各國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1930年6月,胡佛總統簽署法令,批準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將兩萬余種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到美國有史以來最高水平。世界經濟已經不景氣了,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各國降低關稅壁壘,促進商品流通,逐步緩解經濟危機。美國不從這方面想辦法,反而加征關稅剝削貿易伙伴,想用全世界的血汗鋪就自家的富貴,那些和美國有商業往來的國家自然不買賬,它們紛紛在原有基礎上提高關稅,做為對美國的報復。你也加征關稅,我也加征關稅,結果就是貿易壁壘越來越高,商品難以流通,每個國家都成為一座孤島,全球化經濟徹底斷裂。以美國為例,1929年的進口額是44億美元,1933年暴跌至15億美元,出口額則是從54億美元降至21億美元。這次特朗普加征關稅,和以前的美國政府加征關稅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不同在于——以前是美國制造業弱小,美國政府需要用高關稅排擠外國商品,給美國制造業騰出發展空間。現在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特朗普想用高關稅排擠外國商品,然后用關稅收益和空缺的市場來扶持美國制造業。畢竟,美國能打贏兩次世界大戰并取得世界霸權,前提是繁榮的制造業,而不是金融業和鑄幣權。特朗普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想把制造業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特朗普加征關稅,所有和美國有商業往來的國家都損失慘重,那為什么其他國家不反抗,或者輕微反抗,唯獨中國的態度這么激烈呢?那些國家不足以和美國抗衡,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最核心的問題在于,那些國家要么國內市場狹小、要么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生態比較脆弱,都無法脫離全球化市場獨立生存。那些國內市場狹小或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和美國這個制造業空心化的金融霸權國家合在一起,才是一個擁有全產業鏈、全球大半市場的完整經濟體。無論特朗普加征多少關稅,只要不給他們制造生存危機,只要還有一口安樂飯吃,他們都得和中國古代農民一樣忍著受著。而中國自建國初期就開始搞工業化,經過七十余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全世界為數不多的全產業鏈國家,中國要晉升為發達國家過上好日子,無非是兩條路——這兩條路人所共知,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也已經證明能行得通。但現在特朗普加征關稅,便是剝奪了中國商品的一個大市場,如果那些和美國產業互補的國家認命了,站在美國一邊和中國打擂臺,那更是切斷了中國商品開疆拓土的道路。正因如此,特朗普宣布加征關稅以后,中國便出來激烈反抗。如果中國不反抗的話,等這件事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再想反抗就沒有可能了,甚至其他國家還會認為,中國反抗美國加征關稅,打亂了他們的和平生活。可以說,特朗普剛宣布加征關稅的時候,就是中國唯一的反抗機會。這是中國的生存之戰、命運之戰,絲毫沒有退讓的余地,退一步就是萬劫不復。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無論那些國家的產業和美國如何互補,被加征關稅畢竟是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肯定或多或少有些不滿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站出來反抗特朗普加征關稅,便是在這件事情中代表了這些國家的利益,極有可能拉一波好感,甚至是通過和美國硬剛確立中國的國際地位,為將來聯合世界各國反抗美國、建立國際新秩序做鋪墊。特朗普加征關稅和中國反加征關稅是兩國歷史脈絡、國際地位、經濟結構引起的根本性沖突,不是三言兩語能緩解的,將來的世界如何發展,誰也說不清楚。如果這次關稅沖突引起全球化經濟斷裂、商品流通困難,再次發生百年前那種大蕭條,不是沒有可能。一旦全世界經濟蕭條,那么大大小小的邊境沖突,也就迫在眉睫了。《百年孤獨》開篇寫道:“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我們經歷過的全球化經濟和自由貿易,隨著這次關稅沖突,基本要畫上句號了。多年以后,我們面對紛繁復雜的新世界,又是否會想起特朗普簽署法令的那一天?中國商品暫時不能出海開疆拓土,便只能深度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而要深度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就必須保證老百姓手里有錢,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鑒于中國老百姓現在仍不夠富裕,要做到這一點,就得由高層向中基層讓利。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基層百姓在嚴峻的生存壓力下,也會自發行動起來,想方設法的為自己謀利。無論無何,這個社會都有變化的可能,而變化就是向上的階梯。這樣看來,特朗普加征關稅也并非是壞事,就像孟子說的那句:“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