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慕峰
來源微信公眾號:太陽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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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距今已有八十年。最近關于抗戰電影出現了爭議,有論者認為,過于血腥暴力的抗戰影片不適合兒童觀看;有論者反駁,無論歐美韓澳,反納粹的影片都很多。作者認為是否兒童觀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影視分級問題,但影視作品本身有“宣傳”功能,是毫無疑問的。德國長期處于好萊塢反戰(反德)影視劇壓力之下,抬不起頭。這種感受甚至在一些德國經濟類著作中都有所提及。相比較而言,日本在全球的“歷史名聲”可是比德國好太多。為什么中韓的抗日聲浪幾十年不減,新加坡國立博物館中也專設抗日展區,而德國并未獲得這樣的待遇呢?無非是因為美國當年對納粹德國的改造徹底,歐洲各受害國政府和民眾也對德國長期施壓,導致作為戰后“外貿國家”的德國,必須通過重塑自己的全球形象來獲得經濟發展的“訂單”。所以不是日本的壓力太大,而是日本的壓力太小。由于戰后迅速出現的“反蘇”訴求,美國對日本戰爭機器(財閥)的改造戛然而止,對極右翼政客也缺乏清算,導致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人物、財閥人物以及背后的勾連機制幾乎被完整保留下來。要論宣傳能力,日本似乎要遠強于中國大陸。讀者如果沒有時間去閱讀關于德國、日本戰后史的著作,那隨手通過一個AI都可以輕易了解到,德國與日本政府和企業對二戰受害者賠償的態度、立法和具體金額,差異之大,恐怕難免憤慨。但即便如此,在歐美老百姓心中,1980年代開始,日本就是“東方文明”的一極。為何如此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除了偷襲珍珠港之外,日本在二戰中對歐美的直接進攻幾乎為零,既然都沒打起來,別人怎么跟你共情呢?所以二戰后日本作為新興“外貿國家”,在國際形象上做了一系列修復,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過影視作品去實現歷史記憶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光是東亞兩三個國家有記憶,恐怕是遠遠不夠的。關于自身歷史記憶的影視作品如何普及到更多的國家,才是關鍵。一是能否產生廣泛共情的作品,二是有多少屏幕能夠播放這些作品。說到底,“文化影響力”就是“內容+資本”的結果,否則內宣永遠難以變成外宣。本文想談的是,日本侵華屠戮本就不應該只存在于教科書和影視作品中。時至今日,在網絡輿論上,仿佛只有南京、哈爾濱等少數城市才與日本侵華相關,“一寸河山一寸血”本應構成億萬家庭的民間記憶,可是這些記憶究竟去了哪里呢?作者到中學時代,才知道曾是一介私塾老師的爺爺,在村中大樹旁手刃一個與隊伍失散的日本兵,投筆從戎。為免波及村中老少,爺爺就此追隨他的哥哥參加抗戰。但離開不久,便聽聞村子被日本兵盡數屠戮,妻兒慘死。在軍旅途中,爺爺與奶奶結合并生下二子二女,輾轉南下,直到解放西藏后,才得知遠在北方的原配和兒子仍然健在。北方的親人終其一生都未離開山村太遠,后半輩子也幾乎未享受過一個“南下干部”的特殊照顧,除了定期把工資的一部分寄回北方,爺爺能做的,就是每年都會乘火車回一次老家。直到爺爺過世時,北方的兒子才第一次來到南方,而爺爺的原配何時過世,是南方的親人們都不知道的。作者相信,億萬中國家庭與作者的家庭類似,或多或少,都與日本侵華的歷史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很多家庭的歷史恐怕都要改寫。作者以為,人們可以批評“抗日神劇”、可以討論抗日影視劇適合哪個年齡段的兒童觀看,但抗日這段歷史是深入這個國家的大多數家庭骨髓的,是永遠不可能忘記和抹滅的。但民間的忘記、家庭的歷史是不可能依賴于官方和外人去記錄的,這完全有賴于每一個個體自己去實現。與其每天被網絡輿論的集體命題和思維所糾纏,不如自己成為歷史記憶的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