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占豪
來源公眾號: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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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戰友是什么立場,但占豪有一個基本立場,那就是與小日本是國仇不共戴天的,任誰說破天去,這個立場在徹底報仇雪恨之前,在小日本徹底悔罪之前,占豪對日本的仇恨只會越來越深,絕不會減少分毫!關于日本新任女首相高市早完的極端對華傾向,從戰略層面看,或將加速日本自身面臨的困境。近期她在國會答辯中公開宣稱,若中國大陸對臺采取軍事行動,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并暗示日本可能在此情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甚至介入沖突。第一,日本近年來在臺海問題上的立場轉變,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戰略部署的影響。已掛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并非孤立出現,而是日美協調下的產物,一定是美國向日本之前是放過他一定會介入臺海的這個信息。高市早完如今的言論,可視為對這一路線的延續和明確化。第二,日本迄今還未收到如果他還沖突美國不會介入的明確信號,所以雖然最近美國在中國面前明顯不那么自信了,但日本依然做了上述表態,根本原因在于美日安全同盟決定了,只要美國介入臺海,日本就必然跟進。對于日本首相高市早完的這放哪言論,中國駐日本總領事薛劍在X上發帖稱:“那種骯臟的頭就應該毫不猶豫斬掉。”日本輿論對此貼文反應激烈,薛劍后來刪除了該貼文,日本政府要求中方做出解釋。其實,中國外交官薛劍在X平臺上的激烈回應及其后續的刪除行為,更加凸顯了問題的復雜性與敏感性。日本政客的言論不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更是日本軍國主義思維在當代的復活征兆。 要理解這一現象,我們必須追溯歷史,剖析現實,才能看清未來的道路。日本軍國主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根源。武士道精神與天皇制結合,孕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怪胎。從1192年武士集團首領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開始,武士階級掌握了從地方到中央的國家各級政權,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長達近700年。這種武家政治傳統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提供了肥沃土壤。明治維新后,日本逐步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1890年正式生效的《明治憲法》規定軍部獨立于內閣行使軍權,從法律上確立了軍國主義體制,為后續的軍事擴張提供了制度基礎。此后,日本在國內推行軍事獨裁,崇尚“武士道”精神,宣揚“武運長久”與“武力至上”思想。從歷史進程來看,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即展開大規模對外擴張。以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琉球漁船事件”為例,一艘琉球漁船在臺灣沿岸與當地居民發生沖突,導致54名琉球漁民死亡。日本借此宣稱琉球人為其屬民,于同年5月出兵三千登陸臺灣南部,發動侵臺戰爭。清政府在西方列強施壓下,于1874年10月31日與日本簽訂《中日北京條約》,承認日本行動為“保民義舉”,并放棄對琉球的宗主權。日本隨后于1875年強迫琉球斷絕與中國自1372年起建立的宗藩關系,至1879年更趁清政府與沙俄交涉伊犁問題之機,正式吞并琉球,設立沖繩縣。在吞并琉球十年后,日本通過《明治憲法》進一步強化軍部獨裁,隨即于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這一系列歷史事件表明,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與其在早期侵略中獲得的利益密切相關,并在之后半個多世紀中持續對華實施侵略擴張。因此,所謂“九一八事變是滿清、偽滿洲國引入日本侵略”的說法完全違背史實。日本對華的侵略行為具有明確的計劃性與延續性,是其長期推行軍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絕非偶然或臨時起意。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今日本右翼政客的言論,與上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的論調如出一轍,若非現在中國的實力比日本強,日本人侵略的鐵蹄早就又來了!高市早完的“存亡危機事態”表述,放松了對生存危機的解釋限制,是在以往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立場的又一次向前邁了一大步,這與軍國主義時期日本對外擴張的借口又何其相似,所以我們務必要認識到,軍國主義并沒有消亡,日本軍國主義現在正在復活!二戰結束后,國際社會曾有機會徹底清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基礎。1945年《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日本必須“解散一切軍國主義團體,徹底鏟除滋生軍國主義的土壤”。根據戰后安排,日本本應由中、美、蘇、英四國共同實施占領,并剝奪其通過侵略所獲得的所有領土。在領土處置方面,琉球地位的變化尤為關鍵。根據戰后計劃,琉球(日稱沖繩)原定由聯合國托管,后轉交美國托管。然而,在美國單方面主導下,其治權被移交給日本,此舉缺乏充分的國際法依據,也未得到相關地區的民意認可,因而長期存在爭議。歷史表明,戰后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存在明顯的不徹底性,其所遺留的問題至今仍在深刻影響東亞地區的安全格局與領土爭議的解決。這一局面的形成,美國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隨著冷戰格局的加劇,美國的對日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1951年9月,美國主導簽訂《舊金山和約》,確立了日本處于半獨立、半占領狀態的“舊金山體制”。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第48/2號文件,明確將對日政策的核心目標設定為:在政治上防止日本倒向蘇聯陣營;在經濟上推動日本實現自立并加快復興;在軍事上將日本納入美國在東亞太平洋戰略防線的重要一環。在這一戰略導向下,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采取了容忍乃至利用的態度。其不僅保留了象征傳統權力的天皇制度,也未徹底清除軍國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基礎。更具標志性的是,曾被列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竟得以重返政壇并出任首相,這充分反映出戰后清算的嚴重不徹底。許多本應被清除的戰犯及相關責任人物陸續重返日本政治核心,持續影響其內外政策的制定與走向。可以說,戰后美國出于冷戰需要而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所采取的庇護政策,是導致當今日本右翼勢力回潮、歷史修正主義抬頭的重要誘因。這一基于短期戰略利益所做出的決策,為東亞地區的長期穩定與和解埋下了深層次隱患。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被奉為其精神內核的武士道。然而,武士道之所以能從一種階層倫理演變為國家意志,并最終成為軍國主義的驅動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武士階級上升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明治維新后,隨著武士階級成為日本政治的主導力量,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價值——包括絕對忠誠、崇尚武勇與犧牲精神——被系統性地提煉并升格為國家意識形態,從原本的階層倫理轉變為全民道德準則。當這種與國家權力深度結合的武士精神,與日本作為島國所長期孕育的生存危機感及地緣擴張意識相互交織,便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內在驅動力。這種驅動力推動日本將對外軍事擴張視為實現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路徑,最終使其在近代史上走上了一條持續的侵略與殖民道路。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當時的對外擴張行為確實在國內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以“慰安婦”制度為例,其形成不僅源于國家層面的組織與動員,也與當時被高度煽動起來的“效忠”社會氛圍密切相關。部分日本女性在軍國主義宣傳的裹挾下,被塑造成所謂“獻身國家”的象征,這一扭曲現象反映出當時整體社會價值觀已在相當程度上被戰爭體制所異化。試問,慰安婦不以為恥反義為榮,這得多變態?而日本統治集團之所以將“效忠天皇”與“絕對忠誠”作為核心價值大力宣揚,正是因為這有利于在全民范圍內構建高度統一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同時,“絕對忠誠”的倫理要求也確保了在海外進行軍事與殖民活動的軍隊及官僚能夠嚴格遵循中央政府的指令,從而維護擴張行動的整體性與控制力。日本軍國主義曾為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災難,僅中國軍民傷亡便超過3500萬。這段歷史鐵證如山,不容任何人篡改與洗白。而今天,日本國內仍存在軍國主義思潮復活的跡象,我們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歷史的教訓警示我們,內部的團結是對外抵御一切風險挑戰的根本保障。當前,我們要更加堅定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全國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在占豪看來,任何試圖在內部制造對立、撕裂社會共識的行為,無論其出發點如何,實質上都是在損害國家的凝聚力與穩定性,是在干壞事。對于屢教不改、蓄意破壞團結的極少數人,必須依法依規予以嚴肅處理。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我們應保持清醒頭腦,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同時不斷增強綜合國力與國防實力。只有自身強大、團結一致,才能有效遏制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脅,真正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