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又是凡爾賽,特朗普遭遇“威爾遜時刻”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 周德宇】
6月1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凡爾賽宮遠程和伊朗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達成了實現停戰的“14項條款”。
在一百多年前,當年的法國元帥福煦評論《凡爾賽和約》有一句名言,“這不是和平,只是二十年的停戰”。而在今天這個時代,特朗普簽的這個連和約都算不上的東西,要是真能持續二十年,那就已經算是諾貝爾和平獎級別的成就了。二十個月的停戰都可以算成功了。
畢竟美國不是第一次和伊朗簽協議了,也不是第一次撕毀協議了,特朗普連跟盟友簽的協議都能當廢紙,更何況這個呢?
但是即便大家都知道美國人毫無廉恥之心,注定會撕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協議,特朗普在凡爾賽簽下的東西,在美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這“14項條款”里,美國幾乎沒有從伊朗那里得到任何戰前得不到的東西:伊朗要做出的讓步里,霍爾木茲海峽戰前本來就是開放的,伊朗本來就無數次承諾過不發展核武器;而美國人既要壓制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也要自己從伊朗周邊撤軍,還要解除對伊朗的制裁,甚至要提供高達3000億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雖然具體這錢怎么出,肯定跟一戰后的德國賠款一樣要無限拉扯,但3000億美元這個數字能擺上來,可真是凡爾賽宮沒見過的數額,畢竟一戰后把德國掏空都還不完的賠款也才300多億美元。
你別管最后這14項實際執行是什么樣,這種條款之前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沒有簽過,光是表面同意這種東西,就得被視為喪權辱國了。
所以無怪乎今天紐約時報這些知名“FAKE NEWS”們,都用了很直白的標題來描述協議:
“輸了”。
其實很多時候,及時認輸比賴著不死甚至戰術勝利都要強得多。你看美國在朝鮮戰場及時止損就比在越南拖著不走要強,在越南認輸又比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勝利要強。投降得及時,甚至可以是戰略上的勝利,就像一戰時蘇聯和德國簽的《布列斯特條約》,雖然損失了很多,但是讓新生的蘇聯政權可以將精力用于鞏固政權,為日后的發展保存實力。
在無謂的地方消耗資源和時間,無論戰術上贏了多少,戰略上都是失敗的。用一句2018年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時流傳的“名言”,現在是美國向伊朗投降的最好時機,越晚投降美國越虧。
如果特朗普真的明白,為什么以前的美國政府不管國力多么強大多么好戰,都不愿意跟伊朗在軍事上開戰;為什么簽訂看似對伊朗有利的伊核協議,更有利于扶植伊朗的反對派從而推動伊朗的和平演變;為什么在伊朗問題上維持現狀,有利于中東各方的勢力平衡,那當前的條約就是他從僵局中脫身的最好機會。
當然,指望特朗普能夠有這種戰略眼光是很不現實的,他是不撞南墻不回頭的類型,在伊朗的失敗只會促使他等待機會把面子找補回來。更不用說以色列從政府到民間都極力反對美伊協議,以色列帶頭破壞停戰只是個時間問題。
這個“時間問題”,大概率要等到中期選舉之后,畢竟伊朗戰爭確實消耗了特朗普政府太多的精力和民意基礎。雖然特朗普嘴上說他根本不關心中期選舉,他也確實可以不關心中期選舉,但是在國內政治上贏終究是更重要的,能贏的事情為什么要輸呢?
在伊朗的停戰可以讓特朗普政府關注更多別的贏點,比如為二百五國慶獻禮、在俄烏沖突上找點存在感、甚至找機會捏一下軟柿子古巴……都有利于在中期選舉前找回場子。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只是補救措施,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問題上已經先敗一局了。
但期待著美國總要贏贏贏的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特朗普也不是第一個在凡爾賽吃癟的美國總統。當前在凡爾賽宮簽下“不平等條約”的特朗普,跟一百多年前在巴黎和會無功而返的威爾遜實際上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
雖然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外交理念和特朗普的“唐羅主義”看似南轅北轍,威爾遜在美國歷史上的形象也跟特朗普相差甚遠,但如果我們仔細去考慮他們的個人行為及政策,你會發現他們都有著相似的個人特質,也反映了美國這個國家一貫以來的特質,那就是以宗教為中心的瘋狂和自大。
雖然現在很多美國人一直質疑特朗普的生理和心理狀態,認為他沒有能力履職,甚至認為應該援引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把特朗普替換掉,但歷史上有的是比特朗普狀況更離譜的,比如威爾遜。
當年美國作為戰勝國,卻在巴黎和會上到處碰壁,最后連凡爾賽條約都沒簽,跟威爾遜個人的能力和心智是有很大關系的。
和特朗普一樣,威爾遜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有著很多狂熱的宗教觀點。所以威爾遜帶領美國加入一戰時,也覺得自己秉承著天命,要代上帝建立一個符合其理念的世界秩序。
所以你會看到威爾遜當年的所謂“14點原則”,表面上看著是什么普世價值的理想,背后還是那一套文明種族等級論,亞非拉殖民地不配獨立只能被接管,只有白人才有資格民族自決。
威爾遜這種狂熱情緒,雖然能夠鼓舞當年同樣相信天定命運觀念的美國民眾,但也使得他對待實際外交事務缺乏現實認知。威爾遜當年是真的相信,歐洲人不管是戰敗國德奧還是戰勝國英法,都會被他的理想所說服,被美國的國力所震懾,從而自動臣服于威爾遜的要求。
就好像特朗普在對伊朗開戰前根本沒考慮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只等著美軍一出馬,伊朗人就自動投降。威爾遜在去巴黎之前,幾乎沒有認真準備談判策略或者思考實際問題,而是期待著到巴黎當他的哲人王,垂拱而治。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有人可能要問了,那威爾遜自己不懂外交,他的顧問團也不懂嗎?但就跟特朗普如今大量裁撤外交專業人士,只信賴小圈子自己人,自己想一出是一出一樣,威爾遜當年在巴黎和會上的獨斷專行和剛愎自用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威爾遜的主要外交顧問是“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豪斯上校雖然一開始只是個商界人士,但熟悉政治和外交事務,在一戰期間和歐洲的交流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組織了一個龐大的顧問團隊來幫助威爾遜政府研究歐洲事務。
威爾遜和豪斯上校的關系一度非常親密,就好像曾經的特朗普和馬斯克。但在巴黎和會中,豪斯上校憑著自己對歐洲的了解,和歐洲人談了很多不符合威爾遜狂熱理念的條款,引起了威爾遜的不滿。再加上當時的歐洲媒體輿論也在吹捧豪斯上校的外交工作,更加使得威爾遜產生了猜忌,最終疏遠了豪斯上校。
所以在巴黎和會的后期,威爾遜就像一個孤獨的皇帝一樣,在談判上大權獨攬,不信任他人意見。所以在外交事務上,對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的威爾遜就只能被英法老油條們擺布,就好像特朗普被以色列人忽悠一樣。而在國內,威爾遜又拒絕與國會合作,不認同任何對國聯相關條款的修正,堅信自己的理念無比正確不容反駁。
威爾遜在這一時期,實際上生理和心理狀況也都不太正常了。威爾遜當年的外交官布列特(William C. Bullitt)和弗洛伊德曾經寫過一本《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里面就記錄了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時的眾多嚴重心理問題。這本書1966年剛出版的時候曾經被輿論批的狗血淋頭,認為美國偉大的總統怎么可能這么糟糕,但后世的研究表明,至少這書里所用的有關威爾遜精神問題的史料還是大體可信的。
而威爾遜最終在偏執的理念之下,選擇了在美國巡回演講,希望煽動民眾支持他反對國會,又進一步給他的身體加重了負擔,最終使得他在1919年10月嚴重中風而癱瘓。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
但威爾遜的實際病情,又被他的醫生和親信掩蓋了起來,外界只知道總統病了,并不知道總統的病如此嚴重。威爾遜與外界的交流都被嚴格限制,每一次接見外界人士都是精心安排的表演,而每一次接收到的外部信息都是經過了親信特別是威爾遜妻子篩選過的。
所以威爾遜在自己任期的最后,基本上喪失了正常的履職能力,所以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以及美國國會的雙重失敗,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些年很多美國歷史學家在重新發掘威爾遜總統身上瘋癲的一面,比如前年有本書就叫《白宮的瘋子》(The Madman in the White House),講的就是威爾遜如何發癲毀掉了他自己設想的國聯這些事。當然他們表面上是寫威爾遜,實際上還是想要影射他們眼中那個現在就在白宮的瘋子——特朗普。
而這種敘事嘛,本質上還是很多人幻想,假如威爾遜神智正常,也許國聯就會成功,一戰后就能夠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同樣的道理,假如特朗普神智正常,美國就不會是現在這樣。
但這種假設,就和“我當年買中了彩票就能發財”的幻想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一方面,從一開始,威爾遜和特朗普就是美國時代的選擇,他們的瘋狂和執念也是美國的必然。不管是威爾遜上臺時鼓動人心的那種進步主義和理想主義,還是特朗普激發民眾的MAGA理念,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反映。
而那種狂熱的自我中心的宗教理念,相信自己是唯一天選的執念,對外部世界毫不關心的傲慢,也是貫穿美國歷史的國民特質。所以你才會看到美國從朝鮮到越南,從阿富汗到伊朗,一次又一次地一頭扎進他們毫不理解的戰爭中,因為他們從來沒想象過自己身為上帝選民怎么會輸的畫面。
而另一方面,世界是物質的,不是美國總統的腦子里想象出來的。威爾遜當年就是完全正常,他的那一整套簡單化的宗教式的理念也不可能被強加在復雜的現實之上。更何況,一戰后的歐洲列強還是有口氣在的,即便美國是世界強國,也不可能按著歐洲人的頭讓他們同意威爾遜的安排。
同樣的道理,特朗普如今在伊朗陷入的困境,不光是因為特朗普和他的親信們是外行,也是因為美國現在就沒有這個國力支撐這場戰爭。連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守不住,怎么可能管得了伊朗呢?難道特朗普之前的歷任美國政府都是外行?
其實也不好說。畢竟大部分美國總統本質上都是蹭局勢的,個人的努力還是不能凌駕于時代的進程。所以即便我們回顧歷史,發現威爾遜個人能力上有諸多問題,甚至有點像亡國之君,但架不住威爾遜所在的美國還是上升期的美國。威爾遜本人再怎么折騰,在外交上再怎么失敗,美國也能打贏一戰。威爾遜的外交失敗再怎么激發美國的孤立主義情緒,也不妨礙美國繼續發展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而到了特朗普這些年,美國的種種亂象,難道只是因為當今皇帝昏庸奸臣當道?然而特朗普能夠兩次贏得大選,不正是因為美國人再也忍受不了徒有其表尸位素餐的民主黨政府,想要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明君?
很多時候,一個王朝越是到了末年,就越發現普通的統治不管用,勵精圖治也不管用,只能祈禱有人折騰來大力出奇跡。而這種大力出奇跡,到最后往往就是在下坡路踩油門。
所以凡爾賽宮雖然同樣見證了歷史的變局,見證了兩任精神狀態不穩定的美國總統,但是他們在歷史上被人記住的方式,恐怕會有著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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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凡爾賽宮遠程和伊朗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達成了實現停戰的“14項條款”。
在一百多年前,當年的法國元帥福煦評論《凡爾賽和約》有一句名言,“這不是和平,只是二十年的停戰”。而在今天這個時代,特朗普簽的這個連和約都算不上的東西,要是真能持續二十年,那就已經算是諾貝爾和平獎級別的成就了。二十個月的停戰都可以算成功了。
畢竟美國不是第一次和伊朗簽協議了,也不是第一次撕毀協議了,特朗普連跟盟友簽的協議都能當廢紙,更何況這個呢?
但是即便大家都知道美國人毫無廉恥之心,注定會撕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協議,特朗普在凡爾賽簽下的東西,在美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這“14項條款”里,美國幾乎沒有從伊朗那里得到任何戰前得不到的東西:伊朗要做出的讓步里,霍爾木茲海峽戰前本來就是開放的,伊朗本來就無數次承諾過不發展核武器;而美國人既要壓制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也要自己從伊朗周邊撤軍,還要解除對伊朗的制裁,甚至要提供高達3000億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雖然具體這錢怎么出,肯定跟一戰后的德國賠款一樣要無限拉扯,但3000億美元這個數字能擺上來,可真是凡爾賽宮沒見過的數額,畢竟一戰后把德國掏空都還不完的賠款也才300多億美元。
你別管最后這14項實際執行是什么樣,這種條款之前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沒有簽過,光是表面同意這種東西,就得被視為喪權辱國了。
所以無怪乎今天紐約時報這些知名“FAKE NEWS”們,都用了很直白的標題來描述協議:
“輸了”。
其實很多時候,及時認輸比賴著不死甚至戰術勝利都要強得多。你看美國在朝鮮戰場及時止損就比在越南拖著不走要強,在越南認輸又比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勝利要強。投降得及時,甚至可以是戰略上的勝利,就像一戰時蘇聯和德國簽的《布列斯特條約》,雖然損失了很多,但是讓新生的蘇聯政權可以將精力用于鞏固政權,為日后的發展保存實力。
在無謂的地方消耗資源和時間,無論戰術上贏了多少,戰略上都是失敗的。用一句2018年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時流傳的“名言”,現在是美國向伊朗投降的最好時機,越晚投降美國越虧。
如果特朗普真的明白,為什么以前的美國政府不管國力多么強大多么好戰,都不愿意跟伊朗在軍事上開戰;為什么簽訂看似對伊朗有利的伊核協議,更有利于扶植伊朗的反對派從而推動伊朗的和平演變;為什么在伊朗問題上維持現狀,有利于中東各方的勢力平衡,那當前的條約就是他從僵局中脫身的最好機會。
當然,指望特朗普能夠有這種戰略眼光是很不現實的,他是不撞南墻不回頭的類型,在伊朗的失敗只會促使他等待機會把面子找補回來。更不用說以色列從政府到民間都極力反對美伊協議,以色列帶頭破壞停戰只是個時間問題。
這個“時間問題”,大概率要等到中期選舉之后,畢竟伊朗戰爭確實消耗了特朗普政府太多的精力和民意基礎。雖然特朗普嘴上說他根本不關心中期選舉,他也確實可以不關心中期選舉,但是在國內政治上贏終究是更重要的,能贏的事情為什么要輸呢?
在伊朗的停戰可以讓特朗普政府關注更多別的贏點,比如為二百五國慶獻禮、在俄烏沖突上找點存在感、甚至找機會捏一下軟柿子古巴……都有利于在中期選舉前找回場子。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只是補救措施,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問題上已經先敗一局了。
但期待著美國總要贏贏贏的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特朗普也不是第一個在凡爾賽吃癟的美國總統。當前在凡爾賽宮簽下“不平等條約”的特朗普,跟一百多年前在巴黎和會無功而返的威爾遜實際上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
雖然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外交理念和特朗普的“唐羅主義”看似南轅北轍,威爾遜在美國歷史上的形象也跟特朗普相差甚遠,但如果我們仔細去考慮他們的個人行為及政策,你會發現他們都有著相似的個人特質,也反映了美國這個國家一貫以來的特質,那就是以宗教為中心的瘋狂和自大。
雖然現在很多美國人一直質疑特朗普的生理和心理狀態,認為他沒有能力履職,甚至認為應該援引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把特朗普替換掉,但歷史上有的是比特朗普狀況更離譜的,比如威爾遜。
當年美國作為戰勝國,卻在巴黎和會上到處碰壁,最后連凡爾賽條約都沒簽,跟威爾遜個人的能力和心智是有很大關系的。
和特朗普一樣,威爾遜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有著很多狂熱的宗教觀點。所以威爾遜帶領美國加入一戰時,也覺得自己秉承著天命,要代上帝建立一個符合其理念的世界秩序。
所以你會看到威爾遜當年的所謂“14點原則”,表面上看著是什么普世價值的理想,背后還是那一套文明種族等級論,亞非拉殖民地不配獨立只能被接管,只有白人才有資格民族自決。
威爾遜這種狂熱情緒,雖然能夠鼓舞當年同樣相信天定命運觀念的美國民眾,但也使得他對待實際外交事務缺乏現實認知。威爾遜當年是真的相信,歐洲人不管是戰敗國德奧還是戰勝國英法,都會被他的理想所說服,被美國的國力所震懾,從而自動臣服于威爾遜的要求。
就好像特朗普在對伊朗開戰前根本沒考慮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只等著美軍一出馬,伊朗人就自動投降。威爾遜在去巴黎之前,幾乎沒有認真準備談判策略或者思考實際問題,而是期待著到巴黎當他的哲人王,垂拱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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