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針對政協委員《關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在答復中表示要“適度改進體育教師教學方法，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消息一經報道，在網絡上引發了不小的討論。

首先表明，這是一個政協委員的提案的回復，涉及到具體部門的政協委員提案，不管多離譜，相關部門都要例行公事，給予回復，當然回復不代表認同。其次，新聞標題取出“教育部答復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注重陽剛之氣培養”，某種程度上說是標題黨了，如果讀過原文會發現，“陽剛之氣”完全不是重點，也沒有所謂“防止青少年女性化”的說法，更多內容是關于體育教育的，那為什么新聞會抓住“陽剛”進行突出和渲染呢？因為這是全文唯一能聯想到性別的詞，同時取這樣的標題，會讓部分女性感到不舒服，我不知道該怎么揣測這個標題，總之輿情的風已經刮起來了，基于現在性別對立加劇的輿論環境，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不是好事。標題黨需要反對。

實際上，這次引發的輿論效應，和三年前那場由主流媒體帶動的抨擊娘炮的風潮，并無什么不同，類似《少年娘，則國娘》、《救救孩子，請讓我們的孩子成為男人》的爆款文，也是那時期的一種訴求，而在一些以城市白領、學生為受眾的媒體（如界面文化、果殼），則對于爹味有相當多不同意見，他們會說，娘化的美少年礙著誰了呢？可為什么人們愿意將傳統男性氣質與民族-國家相捆綁，然后推出“有少年娘，則國家娘”這樣的結論，而身邊的受益于城市化和互聯網的知識女性多覺得這邏輯清奇，簡直不可理喻？

第一點，我們（尤其是上一輩的審美）很難去回避近現代史給我們留下的痕跡，即使被都市的安樂和佛系掩蓋。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歷史敘事，無疑要吸納廣泛的象征資源，像性別與性別氣質（陽剛）這種重要的文化象征符碼，與現代民族國家救亡圖存和崛起的唯一主體進行耦合，鑄成了仁人志士的雕塑上最堅毅的表情。

而早在民族國家起源之初（晚清），“陰性”、“娘”與“貧弱”常常是相互重疊的。在盜版來的進化論天啟中，貧弱就是丑陋的，女性化是衰微的表征，比如梁任公論中國氣質為：“女性纖纖，暮色沉沉”，感慨“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等（不知道現在搞女德班的人看到這個會怎么想），所以在民族建構者看來，亟需鏟除國民體內的陰性的基因，“中國”才能成為年輕的、陽剛的、強健的男性主體，即所謂的“少年中國”。

其實在我們第三世界尋求民族獨立和反抗殖民統治的時候，彼時的歐美，雖然社會性質和中國不同，但也在建構自己的國家男性氣質，喬治·摩斯寫道：“男子氣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義時期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墨索里尼試圖把自己從娘娘腔變成了一個勢不可擋的法西斯主義者；同樣身體素質欠佳的小胡子也宣布“弱者必須被打垮”。雅利安種族主義將自己與懦弱的猶太人相對立，通過屠殺的方式來服從那套符號秩序。

某種意義上，民族-國家在不斷邁向現代化的進程里，就是不斷祛除體內“女性”異質，而強化“陽剛”氣質的過程，大刀、槍炮，血薦軒轅的書寫，徐悲鴻的雄雞昂立，還是《義勇軍進行曲》，都在構建一個血性的、不屈向上的男性國家主體，使之重新顛倒被帝國主義侵略而被顛倒為“他者”的認同，屈辱的記憶將被滌蕩，從世界史來看，這是第三世界民族普遍的文化抵御機制。

也因此，消費主義引發的歷史虛無主義不可取，只要我們還在民族——國家敘事的框架內，國家主體建構就是偏向男性氣質的。我們要意識到，陽剛氣質在與民族建構、抗擊外敵和解放的宏大敘事耦合，起到的作用多是積極正面的。當你想起保家衛國，在國慶節回顧舊中國的貧困與孱弱，在70多年前我們民族終于站起來了，眼前浮現出慷慨激動的畫面，軍人肅穆的面龐，也正是這套象征符號的系統參與發揮作用。

雖然提倡陽剛對于民族國家建設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治理理念愈發滲透進日常生活，在和平時期，性別與個人的焦慮也隨之擴散，這些焦慮，會被資本所利用。

在以往的敘事里，男性作為菲勒斯（陽具）為保障的性別，才能承當歷史主體品格，這導致父權以支配性的面目進入民族國家的公共事務，也就是我們說的爹味，在固化著社會性別的規則。

在一些微觀層面，假設一個男性一出生，就要接受固化的性別秩序的安排，諸如男兒有淚不輕彈等，把很多特質都歸附到男性這塊，性別刻板容易造成女權主義者說的在男權結構男性缺乏共情的能力的問題，因為示弱和善解人意都是異質的“女性”特質，是要被剔除的。我們發現，在現代社會里，相當多的男性并不能滿足這個父權制定的標準，他們經濟上無力承擔傳統父權的賦予的責任，或者說枷鎖，但固化的男性氣質的迷思維持著對傳統的男性想象，隨之而來的就是焦慮的擴散，包括男科里行不行的那個焦慮。

另一個顯著的全球性現象是，都市化、自動化和后福特制的生產組織在逐步消解以往男性氣質，男人們開始隔離劇烈體力勞動，坐進辦公室。這種狀況必然分裂出的新型男性氣質，偏中性化，侵略性不足，而陰柔有余，但這種氣質能夠流行，也得益于消費主義的反向建構，其消費者自然是受益于城市化的年輕女性，她們通過消費流行文化工業的流量鮮肉，作為虛妄的主體，去尋求有別于傳統異性戀模式的、更少大男子主義、更少的壓迫感以及更溫和的平等關系。

如果說，這一輩的城市白領們多少無法理解上一輩的對于陽剛氣質的要求，甚至對他們上升到國家層面的行為表示不可理喻，這種不可理喻的心態多多少少有一些歷史虛無主義，那么上一輩人對后輩的苛責，同樣也難以意識到，是時代變了，時代背后，則是生產組織模式的變遷。

這不禁讓人想到《三體》中描述的一個世紀后的光景里，男性人類在外表上普遍留長發，身材苗條，舉止優雅輕柔。這是一種現實憂慮的表達。現實中的確有一部分男性走在了這條道路上，但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治下極度分化的社會現實使很多男性對傳統支配性的男子氣質的訴求難以實現，會令另一部分的男性愈發焦慮，往往會通過發達的肌肉找回一些自主權，比如在美國，大量的男性開始投身于健身運動，形成“健身文化”，宣誓支配性男性氣質“幽靈般”的回歸。筆者發現，某些健身文化的宣揚者也在積極尋求民間的民族主義的認同，如果還能添加一些對“資本”批判的佐料在里面，這份“大華人主義”的套餐就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娘炮審美”是一種消費主義的女性賦權，難道“肌肉男”對“娘炮”的討伐就不是了嗎？都是在同一個消費結構里運轉，即是賦予人虛妄的主體性，不順從它又害怕被它邊緣化，于是所謂的“陽剛”與“娘炮”的對立的景觀開始被源源不斷地炮制，不斷放大男女消費者的對立情緒。

除了健身文化，過去的幽靈同樣漂浮在了教育上，這些年對于“男孩危機”報道不絕于耳，以一種刻不容緩的瀕臨狀態，喊出了“拯救男孩”的口號，一時間“男孩班”雨后春筍般出現。有些專家對傳統男孩氣質的遺失，就好像女德班對于女性的傳統女性氣質丟失一樣恐懼，實際上所謂的“男孩危機”從來不存在，有人會拿女性本科升學率來暗示這種男孩危機，然而女生進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原因是計劃生育國策全面推行的延伸，是獨生子女的日漸普及，在撫養、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資源和支持導致的，同時女性在招聘、錄用上，都明顯處于劣勢。男性在職場上的成功還是遠高于女性，這個情況下談男孩危機，不過是對于過去前工業時代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懷舊罷了。

我們回到輿論爭論的陽剛之氣的話題，究竟什么是“陽剛之氣”？“陽剛之氣”又該怎么定義？換言之，這方面我們需要共識，打老婆、開后宮，恃強凌弱，那肯定不是陽剛，我們需要符合社會現實的理解，來豐富這個詞匯的語義區間，而不是對于過去的，早已不符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緬懷，退一步說，如果你非要傳統資源里找“陽剛”，那也應該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些不畏橫暴、敢于反抗的精神吧。

我們既要在現代性民族國家敘事與個人選擇中獲得一種張力，比如重新開發對陽剛的理解，也要走出性別二元的窠臼，拋棄女性=柔弱的想象，剛健質樸、自信勇敢，這些其實是無關性別、男生女生都應當培養的品質，就像筆者作為男性，也希望自己是溫柔、善解人意的，因為筆者知道，在過去的革命敘事中，婦女同志們都能頂半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