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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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組日前結束了在中國的調查之旅,并在中國舉行了詳細的新聞發布會。
西方一些人原本指望用世衛組織的病毒溯源對中國進行“追責”,但世衛組織的專家在中國感受到了明顯的信任、開放與合作,他們反而駁斥了美國一些持“陰謀論”人士關于“病毒起源于武漢實驗室”的荒謬言論。
失望的西方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路透社等,則試圖不斷炒作所謂中國拒絕向世衛組織專家組提供數據等不實觀點,但這些報道直接遭到了多位世衛組織專家的批判。世界衛生組織病原體顧問、美國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在推特上表示,《紐約時報》的報道錯誤地引述了專家組成員的觀點,以用于支撐他們事先準備好的“敘事框架”,這是一種可恥的行為。新冠疫情爆發后,由世衛組織進行相關調查非常有必要。正常來說,世衛組織的調查至少包括兩個部分:
這兩項調查的本質都是為了科學地總結人類社會應對新冠疫情的經驗和教訓,為防止下一次疫情做好準備。
但非常遺憾的是,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一些人的操作下,這兩項調查都被嚴重“政治化”了。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了掩蓋自身應對疫情的失敗,轉移矛盾,公然散播各種“陰謀論”,是導致世衛組織調查被“政治化“的元兇。
西方一些媒體,從自身意識形態出發,希望將調查導向所謂中國不透明、失責等老掉牙的“敘事框架”。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還是希望以此搞對中國追責的那一套,并試圖證明中國制度和模式的缺陷。他們是世衛組織調查被“政治化”的幫兇。總結起來,西方一些人將世衛組織的病毒溯源調查“政治化”,主要隱含著以下幾重目標:
第一,在自身疫情應對一塌糊涂的情況下,甩鍋給中國,以便轉移國內矛盾,混淆視聽;第二,希望揪住中國最初在應對疫情中的不足,將對中國的批評和攻擊無限擴大化,最終試圖否定中國的制度和模式。很顯然,這樣“政治化”的溯源,是中國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目前來看,世衛組織專家在中國的調查,主要是為了搞清楚病毒的起源和最初的傳播機制。
第一,病毒最有可能來自自然界,通過中間宿主,傳遞給人;第二,所謂病毒來自中國武漢實驗室的說法,缺乏科學依據,極不可能;第三,病毒最初在中國武漢大規模爆發,但綜合各國的科研結果,不能排除病毒在武漢大規模爆發之前已經在世界不同地方零星存在的可能。搞清楚病毒的起源和最初的傳播機制,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為了預防下一次疫情的出現,這在本質上是一項科學工作,也是一項公共衛生領域的工作,病毒溯源并非是要找到病毒最初爆發的地區,對其進行“追責”。
對疫情發源地不污名化、不追責,是世衛組織的基本立場。
至于說,完整、公開地討論世界各國應對疫情的成敗得失,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和敏感,短期內很難開展,但事實同樣比較清楚:
第一,新冠病毒作為一種新型病毒,最初在武漢大規模爆發,中國各方面確實是缺乏準備的。湖北和武漢在最初的疫情調查、判斷和應對上,確實犯下了一些錯誤。這些錯誤的存在,既有客觀原因,也有部分人員麻痹大意的主觀因素。在2020年春節前,鐘南山等國家調查組成員到達武漢后,疫情真實的情況很快被確認,這才有了后來的武漢封城等史無前例的舉措。湖北和武漢黨委“一把手”、省市兩級衛健委“一把手”被撤換,都可以看作是中國對之前疫情應對工作不足的追責。第二,隨后,中國舉國體制被動員起來了,全國的防疫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最終基于科學,加上中國強大的社會和政府動員能力,再加上中國民眾同仇敵愾、上下齊心的精神,最終通過早診斷、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極大地降低了中國新冠疫情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這在全世界來說,都是一項極為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未來人類要書寫抗疫史,中國的這種“人民戰爭模式”,一定會成為一種被認可、被推薦的模式。第三,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在疫情之下,整個政府和社會的應對都存在嚴重問題,這是導致疫情在歐美大爆發,并造成極大傷亡的根本原因。特別是在美國,疫情被嚴重“政治化”,特朗普政府毫無作為,反而任由各種反智、反科學的言論大行其道,最終讓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卻成了疫情之下表現最糟糕的國家,沒有之一。在未來人類的抗疫史上,這同樣會被記錄在案。今天,像《紐約時報》、BBC、路透社這樣的西方媒體,在疫情問題上,表現得非常“擰巴”,在這種“擰巴”的表現背后,可以看到西方的某種制度危機。西方媒體,從科學和良知出發,他們也對歐美應對疫情失敗多有鞭撻,特別是美國自由派媒體,從反對特朗普的大框架出發,對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失敗口誅筆伐。但非常可惜的是,盡管疫情在歐美西方國家造成極大的破壞,但自詡為“第四權力”的西方媒體,卻沒有能引導西方國家對疫情進行全社會反思,更沒有對疫情應對失敗背后西方國家制度、治理模式和文化的缺陷進行反思。我可以斷言,如果10年之后,再出現類似新冠的病毒,西方國家的應對跟今天相比,不會有本質上的改變。
西方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內部紛爭太多,很難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上達成平衡。更重要的是,西方歷來在其治理模式中,都缺乏強有力中央政府的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客觀上導致西方國家在面臨疫情時,缺乏統一的組織和協調,其應對效率會大大降低。西方不能從疫情應對失敗中對自我進行反思,將會白白浪費疫情這場大災難帶來的“價值”。與此同時,西方在對待中國抗疫問題上,則一直無法擺脫那種意識形態上的自大、傲慢和封閉,這導致他們很難看見中國抗疫成功背后的積極因素,而是依然試圖“苦苦掙扎”,把有關中國抗疫的討論導向對中國制度和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上來。
西方媒體在分析中國抗疫之時,往往從意識形態出發,強調疫情初期中國犯下的錯誤,強調中國雷厲風行的抗疫運動背后有一些過頭、欠妥的做法。他們很少意識到,中國抗疫成功,關鍵在于強大的政府和社會動員能力,以及實施的一整套基于科學的診斷、隔離和治療措施。
這就是西方媒體,甚至是整個西方,今天面臨的最大悲劇。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去一年多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跟西方的制度危機有關。我有一個感受,美國社會今天在思維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保守、僵化和封閉,甚至可以依稀看到中國晚清時的影子。
——晚清之時,中國有識之士看到,西方工業化之后迅速崛起,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美國同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過去500年來積累的優勢,正在被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所挑戰;
——晚清之時,中國精英整體上依然抱著“天朝上國”的思維,這跟今天美國精英依然認為自己是“山巔之國”、“自由民主燈塔“非常相似;
——晚清之時,中國將西方工業化后的先進技術斥之為奇技淫巧,這跟今天認
為中國崛起是因為“作弊”、破壞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也非常相似,兩者都不能客觀地認識到自身的局限,也不能客觀地學習新的先進東西;——晚清之時,洋務派倡導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美國今天同樣認為自身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是完美的,問題都是出在“術”(執行)上;我知道,今天如果我把美國比作中國晚清,一定會讓一些人覺得匪夷所思,但如果仔細思考,二者的相似之處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因為帝國晚期在內憂外困中走向衰落,面臨大變革、大變局,固步自封,不能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有人說,美國的GDP今天仍是世界第一,但不要忘了,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GDP同樣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但短短20年后,英國人就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讓中國由此陷入到一段長達109年的民族沉淪中去。
如果美國不能很好地解決其自身問題,誰能保證,20年后,美國不會走上晚清同樣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