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李小飛刀

“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說一句，過去三十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

舊年歲末，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高昱，在社交媒體上貼出以上一段文字，懷抱一種似乎“高大”、悲哀、孤獨的情緒，嘆息“教訓已經被忽略”，“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于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鍵盤俠們舉著放大鏡，在微博上圍剿著一切敢揭傷疤的人”。

他的這種自居“高大”的口吻，在網絡上激起更多的憤怒和調侃，獲得最多點贊的評論說，三十年來失敗的只是高昱這類公知，而勝利的是人民。

三十年前，國門初開，李澤厚一句“救亡壓倒了啟蒙”，引起了不少知識分子共鳴。

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本是一場啟蒙運動，旨在喚起個體自覺與個性自由，但“五四”打斷了這一進程。而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接續“新文化運動”未竟的使命，將“啟蒙”進行到底，重新發揚“個人解放”事業，使中國“回歸”人類文明的大道。

高昱顯然不可能身處這行列中，1975年出生的他，彼時還是個中學生。在河南信陽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長大，母親當了一輩子老師。1995年，從河南農業大學園藝系畢業的他由于成績太差，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正好看見一個師兄在考中國新聞學院，后來也跟著考了這個學校。

高昱記得，有一次和同學，一個山西農民的兒子坐公共汽車，討論“三農”問題。高昱說，他們當時決定一定要為作為記者的責任感努力和奮斗，因此后來走上了新聞人的道路。

還在新聞學院上學時，高昱就進入《三聯生活周刊》，從記者、編輯一直干到主筆，其間最為出名的，是對河南艾滋病村的報道。

2002年年初，高昱離開“三聯”，擔綱新創刊的《商務周刊》主編。

2010年5月4日，《商務周刊》雜志社接到中國新聞出版主管部門的文件通知，指其報道國家電力公司的《國網帝國》一文，“違反宣傳紀律和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將內參內容公開化，造成負面影響”，且“多處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使相關單位合法權益受到傷害”，因此勒令停刊一個月。

停刊事件間隔不到一年，《商務周刊》宣布清盤，高昱在微博上寫到，“這顆子彈飛了11年，終于飛不起來了”，同年，他進入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

作為常務副主編，高昱主持了財新在2014年那段時間圍繞反腐所做的一系列深度報道，包括《周永康的紅與黑》《趙衙內的房產帝國》。公安部副部長原李東生、央視財經頻道原總監郭振璽的“落馬”報道，也都由他擔綱。

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院士在記者會上證實新冠肺炎出現“人傳人”，財新負責人敏銳地想到2003年的SARS，便要求高昱組織一個團隊去武漢。

駐漢期間，高昱帶著兩名記者和一名攝影師走訪了武漢的大小醫院。其所做的報道，包括對李文亮的采訪以及“骨灰盒”等一些細節，后來成為西方媒體，也就是高昱口中“歪屁股遞刀子”的重要材料，為此沒少挨質疑和批評，也成為他哀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于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的原因之一。

從記者到主編，20年來高昱留下的文字不少，所涉頗廣，也可以從中大致勾勒出，他腦海中的“啟蒙”究竟是個什么樣。

對社會管理，他崇尚“小政府”，他認為，政府“本身并不具備管制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的能力”，因此需要“監管者的被選擇性，司法救濟與阻嚇的獨立，以及第三方社會組織和‘第四種權力’的實力抗衡”。

其對政府的角色是懷有深深成見的。他認為，“將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道德權力拱手讓給政府”，“只會產生虛假的安全感”，其“必然結果”是“權力分配資源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權力控制秩序的警察國家，是權力任意揉搓權利的集權依賴”。

像許多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一樣，他認為政府的“良性價值不是提出了什么宏大戰略、強力打造了多少世界第一”，而是在“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下，把留給它的少數公共服務工作做好”。

對經濟，他推崇西方自由市場，相對地，他自然而然地把中國的市場經濟看作“由權力主導市場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偽市場”。至于市場經濟中的不合理現象如何抑制，他寄希望于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價格發現中發揮作用，以及資本家的良心發現——按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所說，“感恩、大度、正直、勤儉、自我克制才是社會人的根本”。

在高昱看來，無法自由發揮的資本家是值得同情的，如其在財經專欄的第一篇評論中所說，“忍忍忍忍忍。這是馬云手心里寫的五個字。企業家，果然是弱勢群體”。

2008年奧運會遭遇西方媒體抵制和歪曲后，高曾給西方媒體寫信，稱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以前“懷著恭敬的心情”閱讀過一些來自西方書籍，但“更愛著自己的國家，并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驕傲”，西方“給予了媒體要公正客觀的價值觀，也告訴無數中國人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如今卻庸俗地使用“自由、平等、博愛”。如果西方“把低頭做小弟作為參加奧運的條件”，中國人會堅定地站在一起，不憚于向一個不愿平等接納我們的西方說再見。

高哀嘆啟蒙失敗后，有人拿出魯迅“庶民的勝利”批判他，而“庶民的勝利”也曾高被拿來作為批判公權力的武器，他認為“庶民并沒有勝利”，因為“庶民遭權力不公對待的案例比比皆是，被報道出來的也多有，但絕大部分最后都以被損害的庶民忍氣吞聲而告終”。

那么高昱眼中的理想國是個什么樣？2015年10月，改革元老杜潤生逝世，高在報道中借杜的話說，“現代民主國家，既有透明的政府，還有公民社會，組織起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

這段話聽起來是美好的，是被稱為“公知”這個群體的理想國，在中國大幅落后于西方的時候，曾經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然而，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民眾在政治上的逐漸成熟，這個理想國里潛含的對西方體制的推崇，對中國體制的否定等信息，都被人看破，甚至引起了條件反射式的警惕和反感。務實的中國人腳踏實地創造了奇跡，公知思維的天真和幼稚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

有熟悉高昱的學者告訴我，高昱認識問題的根本，是中國選擇哪種發展道路的問題，是誰最終戰勝誰的問題。

這位學者認為，相對于一些徹底投靠對岸的極端分子，高昱是溫和的自由派，他有民族立場，但對發展道路的認識是站在西方自由主義那一邊的。他們認為，日本和韓國已經開了先河，中國也最終會奔向“世界主流”，目前現狀只是權宜之計，是最終走向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介。

高昱們是缺乏制度自信的，他們從根本上認為西方比中國優越，但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的“冷凍療法”也不可取，西方也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同時中西方不應該鬧別扭。

然而，正如高昱自己承認的，西方在新冠肺炎中“愚蠢的反襯”給了他們那一群人最嚴厲的沖擊，林肯紀念堂前的方尖碑“倒了”，中國的年輕一代不再認同當下的中國不過是將來向西方的過渡，而是正在向世界展示優越性的冉冉升起的國度，人類的未來不再華山一條路，中國人也不需要別人啟蒙，中國正在超越啟蒙。

這是高那一群人所不能接受的。

對西方的失望，對中國的失落，是他們悲觀的根源。

這是一種小布爾喬布亞式的泡沫，如果它匯不進時代，就讓它隨風而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