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連科:日軍的一顆“糖”?
原創: 申鵬
來源公眾號: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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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連科不但小說寫得好,說段子編故事也是信手拈來。
今年3月10日下午,作家閻連科在接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的儀式上,講了這么一個故事:
“在那個村落里,有位母親七十多年來,無論是在電視上或是村人的談論里,當大家看到或談到中國與日本的仇殺歷史時,那位母親總會記起1945年,日本軍隊從中國敗退時,一位穿著破爛、身上掛彩的日本士兵,拄著拐杖從口袋里摸出一顆小糖給了她。這位母親說,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種叫糖的東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終生記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張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臉,終生都渴望還給那個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愛,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價值都不會超過愛。當我們在那個村莊看到有人渴望中國用核武毀掉人類時,也看到那個村莊最柔軟、博大的內心在愛著人類和世界,希望這個世界的角角落落都充滿愛。我慶幸我出生在那個村莊里;慶幸至今我幾乎所有的至親都還生活在那個村莊里;慶幸我不僅擁有那片村莊和土地,而且我還是那個村莊不可分的一部分。我的本身就是那個村莊之本身。我今天所有的努力和寫作,都不是為了給那個村莊積累和增添,而是為了發現那個村莊本身就有的它與人類世界共有、共存的互生、互動之關系。

閆老師為了闡述他對“和平"、對人類“大愛”的追求,為了證明“愛可以化解一切”,不惜編造了這么一個故事,不惜把侵華日軍說成關愛中國百姓的“王師”,中國婦女沒有記住日軍侵華、屠殺百姓的仇恨,只記住了一顆糖的甜味,一生都想著報答.......這未必是閆老師用心良苦,而是他腦子里本就充滿了這樣的套路和故事,已經產生了條件發射,隨便摘一個出來,就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了。
實際上,這個故事是有原型的,那是一個講漢藏民族團結、解放軍軍民一家親的溫暖故事。
娜喜,藏族,四川巴塘人,1936年出生。娜喜13歲便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八軍157團第二野戰軍,1951年3月離開巴塘參加進軍西藏。1952年在藏軍干校學習,學成后調文工團工作。1957年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畢業后一直以藏族干部的身份在西藏統戰、宗教部門工作,直到退休。
娜喜回憶起早年的往事時,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我記得,當時解放軍就借駐在孤兒院旁邊的小學里。我們常常會偷偷跑到解放軍駐地“偷窺”。那群哥哥姐姐們也發現了我們,然后跑過來笑著跟我們這些臟兮兮的孩子打招呼。由于當時我們聽不懂漢語,與解放軍哥哥姐姐們的交流完全靠手勢,但我從他們的臉上感受到了溫暖和親切。他們不像那些官家、貴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個姐姐笑著遞給我一顆彩紙包著的東西,示意我剝開放進嘴里。當我把它剝開放進嘴里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后來我知道這是糖果,那個甜味讓我至今記憶猶新。我記住了,那顆讓我甜了一輩子的糖果,是解放軍給的。”

我無意說閆老師這個故事是剽竊的,雖然這兩件事敘事結構、描寫筆法非常相似;閆老師作為一個大作家,腦子里本就儲藏了無數個創意、點子、大綱、劇情,可能他也分不清哪個是自己的,哪個是別人的,在接受美國獎項的時候,為了順應“普世價值”,可能出于條件發射,脫口就講出了一個“日軍的糖”的故事,可以理解,畢竟這種場面,他腦海里早已排練過千萬遍了。
中國作家也是有“財富密碼”的,這財富密碼就是描寫“第三世界的落后、野蠻、荒誕”、“編造利維坦的殘酷、冰冷、抹殺人性”,迎合西方價值觀,讓西方人像欣賞未開化野蠻人一樣欣賞我們的文明,那樣就能獲獎了。
這種模板、套路,學起來很輕松,你看看閆連科、莫言、方方......其實講的都是差不多的故事,描寫“現實的荒誕和黑暗,寄托對人性和美的追求”,把他們的所有小說拿出來翻譯出去都有可能拿獎的。


我不否定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現實,我甚至不否定傷痕文學的價值,我也不否定他們的藝術成就,畢竟描摹人物、構造情節、運用筆力,都是需要天賦和努力的,某些作品不管三觀如何,文學性是強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們為了所謂的“文學性”,拋棄了一切,為了“文學”而“文學”。
說白了,這其實是一種“應試作文”,主考官就是西方政治趣味和西方藝術審美。
閆連科老師拿過卡夫卡獎,莫言老師拿過諾貝爾獎.......有時候,西方夸你,給你獎項,并不是因為你文學水平真的高,也不是因為你的作品真的好,而是因為,你這么寫,可以滿足他們輿論宣傳、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但凡癡迷于西方對自己評價的人,下場都不太好;比如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當年癡迷于西方社會對他的“褒獎”,每天都有幾個小時,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命令秘書大聲朗讀西方報紙媒體夸獎他的文章,樂此不疲。
很多人進大學中文系學寫作,進作協、文聯混資歷,就得拿出這樣的作品,才能得到前輩、大師們的賞識,久而久之,這個圈子也內卷了,所有人寫小說,都是沖著這個“標準”去寫的,寫作背景、人物塑造、社會環境、故事結構,都是一樣的。

誰說中國文藝圈水平不行的?其實行的很,他們這一套流程,也是工業化流水線作業,熟極而流,如果改編成電視劇,編劇導演的工作也很輕松,只需寫一個劇本,把主角人物換一換即可,故事情節都是差不多的。
最后,我是支持我國作家“創作自由”的,但是也請作家們想一想,捫心自問,自己創作的時候到底是不是“自由”的?到底是你想寫這個故事呢?還是刻在你DNA中的東西在不由自主地跳動呢?你總是喜歡寫“辮子”的事,到底是對“辮子”感到憤怒呢?還是因為你心里就長了辮子?你總喜歡寫“小腳”,是為了批判“小腳”,還是因為你本來就喜歡“小腳”?
你到底是在為自己創作?還是在為人民創作?還是在給帝國主義“寫命題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