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電商巨頭亞馬遜被爆出使用AI監控員工，如果發現員工喝水或者上廁所時間過長、效率低下，就會被AI自動解雇。AI系統不僅能跟蹤每個人的工作進度，甚至還能精確計算工人不干活的“摸魚”時間。針對亞馬遜的抗議浪潮一直持續到最近，仍然沒有結果。

這會讓人想起去年火遍全網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文中對外賣平臺的算法系統如何將騎手價值榨取最大化分析的很透徹。然而這并沒什么用，后面又相繼出現了外賣騎手猝死和自焚討薪事件，以及拼多多員工猝死和跳樓自殺事件。

單純的道德批判顯然沒什么用。從去年開始，對國內互聯網平臺進行反壟斷的呼聲越來越高，去年11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今年兩會期間，互聯網反壟斷也是熱門議題，甚至已經有提案細化到了針對算力的壟斷。

在老生常談的監管之外，我們還是要理清一些更本質的社會學問題。毫無疑問，隨著這幾年以技術和資本為基礎構成的平臺-算法-終端這套系統將現代生活無所不包的囊括其中，我們確實進入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

新型泰勒制

如亞馬遜和外賣平臺這樣用一套系統將員工價值榨取最大化，而完全不考慮道德和價值問題，我們容易想到一個詞，工具理性。它是社會學三大創始人之一的馬克思韋伯提出，和價值理性相對，一切手段基于更優的實現結果，而非價值。工具理性和技術發展一直是一個共生物，沒有技術的發展不會有工具理性的實現。比如，被馬克思韋伯認為是現代社會組織基礎結構的科層制體系，依賴的信息技術就是統計報表體系，檔案造冊以及成熟的公文傳遞與公開出版。

而當我們習慣性把馬克思韋伯總結的科層制當做工具理性樣板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另一套工具理性體系：泰勒制管理。

1911年美國工程師泰勒﹐F.W.發表《科學管理原理》一書﹐提出泰勒制。泰勒制管理是在科學管理體系建成初期，主要服務于工業生產的一種明確職能分工和指標化控制的管理體系，這也是現代企業工作流程制定的基礎理論。而泰勒制的核心并非是決策或者職能分界，而是“控制”。

管理學上控制大致分為過程控制、目標控制和事后控制。同科層制一樣，泰勒制的出現也是建立在技術發展之上。在以前，泰勒制的實行依賴傳統的以ERP為代表的SAP管理系統框架和EDPS系統（電子數據處理）等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系統反饋的敏感度提升，信息前端的廣泛，以及信息成本的降低，大數據和算法的出現使得對動態中間數據處理和要素優化配置的能力完全超越了傳統的管理系統。這使得現代數字生活與泰勒制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極度敏銳的目標控制模式。

可以說，在數字資本主義極大發展的當下，以“控制”為核心的泰勒制的威力越來越強大，我們可以將之稱為一種新型的泰勒制。

從泰勒制的控制角度，我們再對外賣平臺和亞馬遜進行一番審視：

在外賣員的系統秩序中，系統通過送達時間這個單一目標的不斷動態控制外賣員的送餐效率（實際上就是通過平均送達時間不斷壓縮促進內卷），以及通過算法派單和接單數獎勵的方式控制外賣進行看似正反饋的負反饋激勵，使得外賣員不得不去不斷增加交通安全風險來進行競爭，最后這個風險成本卻不由平臺本身承擔，而由全社會承擔，這就是一種極端的泰勒制對時間和空間控制的剝削策略。

類似在于亞馬遜倉儲供應鏈中，供應鏈運轉的全過程伴隨的是管理量化和不斷鋪設的前端感信息收集系統，完成了從對勞動者從前端監控到后臺配置分析的全流程數據閉環，這使得倉促供應鏈系統可以對站點以平均周轉率和個人以平均計件進行簡單控制，甚至效率可以高到以此建立自動化績效考評甚至自動化開除機制。

事務性工作這個在傳統管理體系中很難以量化的領域，在新型泰勒制里面也可以通過工作流系統的反饋時間、通過率、退回率等單一指標進行全流程控制。

控制技術的極度發展，使得資本對于剩余價值的剝削從協和廣場的機械斷頭臺進化成了一種更為高效的聯合絞肉機。傳統泰勒制很難整合的勞動生產率，要素配置以及獎懲體系，在新型泰勒制這里進行了無縫整合，形成了一種數字化的時空壓縮技術，將整個社會系統吸納到它的積累策略里面來，這種工具理性極致的高效完全不是報表時代可以比較的。

在在新型泰勒制的主導下，時間加速帶來的個人生存壓力，空間加速帶來的生存環境改變，而數字資本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極速擴張。如果以“加速主義之父”尼特蘭德的眼光來看，這個加速的過程到是對傳統世界的一種創造性毀滅，成了好事情。但我們并不是加速主義者，對于普通人來說，無論是是現代泰勒制中的工人還是消費社會中焦慮的個體，這兩種雙重機制對我們生活的塑造和影響都是深刻的。

技術重塑我們

在技術哲學視角中，往往會從三個層面討論技術問題：1.作為再生產體系的技術體系。2.作為技術外在表現的技術制成品/技術現象。3.技術網絡對普通人個體性的影響，以及對我們可感知的世界的建構和重塑。在報紙和電視代表的大眾傳媒時代，信息技術能影響多們的多數時候只有第三點。而數字生活時代，我們往往同時經歷著三重技術的洗禮：

從生產體系上來說，互聯網平臺資本以把控物流和需求側端口的方式重構了產業供應鏈體系，即所謂的各種各樣的“互聯網化”，“互聯網+”，并在推送算法、消費媒介、帶貨真人秀等等的作用下，將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使用習慣徹底重構。

平臺的信息中介和消費媒介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指導，我們通過平臺培養的使用習慣參與餐飲業評分，同時也重構餐飲業和商業地產的運作和分布模式，把你所有的生活，消費，出行，工作都通過技術納入到數字資本的積累策略中，全部異化為實質性的雇傭勞動，形成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無限衍生。

技術制成品方面，諸如手機平臺為主的移動互聯網社區、自媒體、推送算法形成的價值觀產品，也慢慢反向影響了我們的個體價值認同和生活取向，同時與傳統社會關系同化機制所區隔，構成了新的社會交互模式。

數字生活也重塑了我們的個體性，以及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消費媒介對于“快感”的掌控在當下技術加持下極大的加強了——

在如今的互聯網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面臨著包括性元素在內的巨量視覺文化沖擊讓你無時不追求強烈的感觀享受快感；

鋪天蓋地千人千面的廣告推薦隨時展現著豐沛的物質產品給你帶來消費主義快感；

信息流和社群每天都在進行價值模因派發和身份認同塑造，甚至引導你不斷通過與不同價值的人產生沖突來獲得快感。

這種基于數字資本主義建立的快感和虛擬世界的身份認同，引發了傳統社會同化機制和共同文化的失范，這使得傳統的經濟分工的社會統合模式被不確定性所籠罩。

而更重要的是這種不確定性引發了人類這種秩序生物對不確定性的恐懼，而互聯網平臺提供了可以暫時棲居的賽博精神空間，這使得當代人對價值模因和個體自我確證體現出一種宗教般的狂熱和歸屬感渴求。互聯網上各種發展到極端的亞文化小圈子，鍵政對線魔怔人等現象，都是這種歸屬感渴求的體現。

其次，技術也在加深針對我們身體本身的掌控。數字資本通過對個體的數字信息（包括人臉識別，健康數據，行為畫像）收集，將我們的身體變成平臺算法策略優化的養料，并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對我們進行消費畫像描繪和檔案化管理。

如今，無處不在的數字基礎設施構成了我們對于世界的理解和空間的記憶，無處不在前端感知層在對我們的信息進行采集，微信，釘釘或者OA帶來工作對私人生活的全面侵略，數字設施和壓縮的交通距離把我們投入到工作模式加速中，私人生活和閑暇時間中，各種數字產品帶來的消費快感讓我們在休息時也變成平臺的數字勞工。

最終，我們被沉浸在這個數字資本主義構成的自由幻覺中，以至于微觀反抗也變成一種景觀游戲，連同我們本身一起成為了資本積累策略和再生產的原料。

當然，這個看似強大不可破的數字資本主義主導的虛幻景觀，雖然看起來可以讓我們依靠，但與現實世界仍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

首先，以政府組織為代表的傳統治理機器仍然在發揮著分配公共品的主要職責，仍是實體秩序的維護者。這一年我們看到，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各國政府組織對互聯網巨頭們進行管理和制約的需求都越來越迫切。互聯網巨頭封殺特朗普事件更是一個標志性的現象。

然后，互聯網虛擬空間的受眾占據著最顯著的話語權和文化塑形能力，但是它與現實自發秩序間仍存在著種種矛盾，比如很多在網上聲量很大的群體，他們試圖主導的議題在現實中其實是偽議題，或者他們在現實中實際是少數利益群體，另外很多互聯網中熱門的文化元素在現實中仍然在大眾主流文化的視野之外。

數字棄民

最后，當然還有不少被排斥或主動生活在數字生活的世界之外的群體。

第一種，自我去穩定化（Precarity）的三和大神，蟄居族和死宅們。這實際上是在數字資本主義的壓迫下，使得相當多的人選擇放棄社會性身份，走入一種躺平的狀態，只享受數字生活，盡量逃避數字勞動，把強迫性的生存游戲轉化為一種自我選

第二種數字棄民，也就是選擇維持現實性的社會同化機制和社會生活，不會與媒介本身直接同化，對數字化生活保持在當成工具使用的關系。但是這些都很難維持下去，平臺本身開始成為公共服務的支撐，這也使得你不得不去融入信息媒介的數字生活模式，不然你可能看病掛號都做不到；即使最傳統的企業，如果無法熟悉互聯網輿論傳播機制和新媒體生態，在渠道越來越被平臺重構的當下，缺失渠道資源的企業也無法生存；開小店生活滋潤的小老板，被電商平臺的社區團購最后一塊拼圖從老板瞬間轉化成雇傭勞動者，等等。這種抵抗或者不在意并不能阻擋數字生活對現實的入侵。

我們終要有這樣的覺悟：我們面對的是數字資本主義（包含附屬的平臺資本主義等）對生活世界的滲透，殖民甚至于全面入侵，它他帶來的不是自以為的90年代一些人幻想的技術無政府主義和去中心化幻覺，相反帶來的是中心的系統性重構和分布式中心配置，以及互聯網 平臺對對整個生活世界的全面中介化。

那么，如何在公共領域對那些數字資本主義代理人進行監管和協商，自我和平臺應保持什么樣的關系，以及數字生活內部的異質性的反抗資源如何得以保存，這都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最終，我希望看到在平臺的陰影之下，我們這些在數字世界生活的所有人在將來能夠在實踐中結合成為一個行動主體，進行思想和視角和的統合，形成數字時代的無產階級意識和共同行動體，而不再是沉迷在身份政治的零和游戲中，和人為制造的數字沖突里面，付出自以為是自主內容創作的雇傭勞動。未來或許悲觀，但這取決于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