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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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1年4月4日復活節當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在意大利家中去世，享年88歲。蒙代爾是一位學術成就高、對政策影響大的經濟學家。他開創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推動了歐元的誕生，被譽為歐元之父。他開創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理論，成為國際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為開放經濟體的政策提供指導。鮮為人知的是，蒙代爾年輕時還是一位個性十足的經濟學家，他與拉弗、斯托克曼，以及一群“不入流”的學者，創建了供給學派。他們在華爾街一家餐廳播撒種子、運籌帷幄，借勢里根總統成功入主白宮，發起了震驚世人的里根革命。謹以此文致敬羅伯特·蒙代爾！

1981年8月4日，參眾兩院通過了里根總統的《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萬尼斯基馬不停蹄地趕往白宮，手里拿著一份五頁紙的文件，文件上訂了一張便條：“謹祝取得稅法方面的光輝成就。”

萬尼斯基將文件交給里根團隊核心成員安德森時說：“我知道，總統先生忙于減稅和預算削減，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

安德森接過話說：“沒錯，接下來我們將集中火力在監管上。”

“不不不。”萬尼斯基打斷了安德森的話，嚴肅地說：“現在的問題是貨幣”。

此時，美國經濟正在經歷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時期，一場醞釀和謀劃近十年的革命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01

邁克1號

02

“我時代”

美國演員、“新新聞主義之父”湯姆·沃爾夫稱1970年代為“我時代”。

哲學家克里斯托弗·拉稀在《自戀文化》（1979）中指出“我時代”的根源：“高通脹促使人趕緊花錢，催生一種只顧當下的‘自戀’心性”。

自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開始，通脹快速飆升，人們趕緊花錢，又不停借錢，貨幣需求放大，美聯儲又印發更多美元，通貨膨脹率和杠桿率越來越高，美國經濟陷入“自我膨脹”的負反饋。

面對惡性通脹，美元持續貶值，全球投資者驚慌失措，諾亞方舟在哪里？救命稻草又在哪里？

人們最終發現，最靠得住是地球。地球給人類最大的饋贈除了陽光雨露之外，還有大宗商品。每到人類自己玩過火時，大宗商品都是雷打不動的硬通貨，大量資金投向黃金、石油、天然氣、土地，一夜之間地球的饋贈變得極為稀缺，價格飛漲。

此時，蘇聯計劃經濟本已走到崩潰的邊緣，但是“沙文主義”霸占的大片領土以及地下的礦產資源，再一次拯救了這個國家。蘇聯的礦井開足了馬力，石油源源不斷地輸出，美元從天而降。

有了美元撐腰，蘇聯將手伸到了阿富汗、越南、拉美、非洲，獠牙四露，咄咄逼人。而美國此時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大國風范，股市大跌，市債違約，美元貶值，資本外逃，經濟停滯，通脹居高不下，失業率攀升。

1972年至1973年，雞蛋上漲49%，物價“扯蛋”之后便“雞飛蛋打”，雞鴨魚牛羊豬等飛禽走獸都蹦起來，肉類整體價格上漲了25%。

德克薩斯一個農場主將4萬只雞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國電視觀眾目瞪口呆。原因竟是當時家禽價格不夠高，還無法獲得補貼。

1973年4月，頂半邊天的家庭主婦發起了一場為期一周的全國抵制肉類運動。這與前些年中國“抵制房價上漲運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1973年10月，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會議召開，尼克松政府將通脹歸結為貪得無厭的阿拉伯人。隨后，科學家與學者從抽出了一個古老的粉飾——厄爾尼諾——惹的禍。

20日，周六晚，尼克松濫用職權對司法部進行“大屠殺”，震驚全美；31日，眾議院啟動對尼克松的彈劾程序。

尼克松總統是凱恩斯主義的擁躉，“我如今在經濟上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1971年，他對《紐約時報》說，我正準備將美元貶值。他根據菲利普斯曲線，通過美元貶值來降低失業率，然后通過物價操控來控制通貨膨脹。

這看起來似乎兩全其美，但尼克松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強控物價，“凍結”食品價格，結果物價失控，自己深陷“水門”。

1974年5月，物價總體年漲幅增加了11%，經濟持續走低，失業率持續走高。

這個時候人們挖出了一個“氣象播報員”——60年代約翰遜政府時期的CEA主席亞瑟·奧坤的統計數據。奧坤模仿氣象溫度和濕度表示舒適度指標的做法，將通脹率與失業率結合，整出一個“經濟不舒適指數”。這個指數從最初的6漲到了此時18。人們調侃說，這已經不是“不舒適”了，然后將其改稱為“痛苦指數”。

整個漫長的70年代，美國兩屆政府忙于強制控制物價，阻撓工會加薪，控制消費欲望。學院派經濟學家和政府經濟顧問，除了“慚愧”，每天都在爭論，結果卻是希望民眾給他們多一些時間。

此時，薩繆爾森則將60年代英國一位政治家發明的一個合成詞“滯脹”搬了過來，準確地形容了當時特殊的經濟現象，但也無比打臉。此時，討論經濟問題儼然成了“全民娛樂”，當然其中少不調侃薩繆爾森。而在經濟學界，一場嚴肅的群毆運動正在爆發。

在滯脹爆發之前，薩繆爾森是全球經濟學界的領袖，他領導的新古典綜合學派風光無限。這個學派的理論大旗便是著名“菲利普斯曲線”。這個曲線告訴我們高失業與高通脹不可能同時存在。

菲利普斯曲線，原本是新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發明的。后來，經過薩繆爾森和漢森改良，并將其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然后這位經濟學者名聲大噪。

薩繆爾森不但提攜后輩，還將菲利普斯曲線納入新古典綜合派作為“鎮山之寶”。他用菲利普斯曲線直接明了地告訴政府官僚、貨幣當局以及整個經濟學界，要想降低失業率，增加通脹即可。兩黨候選人如獲至寶，終于化解了失業這個最難的政治考題，菲利普斯曲線在整個60年代無出其右。

但是，此時高失業、高通脹并存，被凱恩斯主義壓制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怎么會放過如此良機。于是，各門各派、各山各洞傾巢而出，一場精彩紛呈的惡戰不可避免。

最具代表性的是弗里德曼。這位個子不高的經濟學家用理論、數據、經驗埋葬了菲利普斯曲線，幾乎憑借一己之力踩著菲利普斯登上了70年代的主流經濟學頂峰，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為貨幣主義安營扎寨。

這位來自澳洲的經濟學家被薩繆爾森頂在最前面，曾經享盡榮光，如今也受盡委屈。這群新自由主義者把所有的怨氣都撒向了菲利普斯曲線，對菲利普斯實施一頓群毆暴打。菲利普斯實在吵不過這群躍躍欲試、急于“篡位”的美國佬，后來他返回并長居清靜無爭的故鄉澳洲，開啟了自己的新課題——研究中國經濟。

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在“神仙打架”，普通市民看不懂，也不關心，只想擺脫這種糟糕的境地。

“我瘋狂如陷低于，我受夠了！”

1976年的《電視臺風云》發出了民眾心中的怒吼。

受“口紅效應”，大量市民涌進了電影院，在電影中沉醉、麻痹與自我安慰。《金剛》、《星球大戰》、《飛越瘋人院》、《教父》、《機場》、《驅魔人》、《大白鯊》、《殺人蜂》、《火燒摩天樓》、《超世紀諜殺案》等世界末日及驚悚電影爆紅，締造了那個輝煌的大片時代。

永不服輸、力挽狂瀾以及個人英雄主義，是美國電影每一個時代的不朽主題。從電影院走出來的民眾，他們對黑板經濟學家（科斯曾批評薩繆爾森為“黑板經濟學家”）的陳詞濫調早厭煩不已，渴望像史泰龍演繹的“洛奇式”英雄（《洛奇》1976年），不問出處，敢于挑戰，拯救美國。

邁克1號這群難登大雅之堂的“江湖郎中”，就像洛奇，人微言輕，學業尚淺，甚至沒有資格參與“群毆”菲利普斯的運動，偶有驚人之語也遭人嘲諷。

1971年，作為一名預算官員，拉弗對當年國民生產綜指的預測在華盛頓掀起了一陣風暴，整個華爾街新聞圈都在討論這個來自管理預算處的年輕人。當時還是《國家觀察員報》記者的萬尼斯基給給他打電話，從此二人譜寫了一段偉大的友誼。

在華爾街干這行以來，萬尼斯基差不多每天都見得到各種“大人物”，但是當見到拉弗時，他像個孩子，抓住拉弗不放，問了一大堆問題，“供給和需求的規律是什么？”“都是些很傻的問題”，萬尼斯基后來回憶說。

但因這番預測言論，拉弗遭到了當時最頂級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殘酷打擊。在一次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講臺上，薩繆爾森甚至使用了“為什么大家都笑拉弗”這樣嘲笑式的標題。

當時臺下一名馬丁·安德森的學生回憶說：“薩繆爾森的演講，尤其是標題，十分殘忍無情，足以摧毀年輕學者的學術聲譽。……當日他在芝加哥對拉弗所做的一切是非常典型的學閥作風。”

蒙代爾早已在學院派中脫穎而出，但是與拉弗一樣不受學院派待見，更不要說得到政府幕僚的賞識。

早在肯尼迪政府時期，蒙代爾曾向美聯儲提出過建議，卻遭到后者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管的非議。

事實上，“供給經濟學”一詞，本源帶諷刺的意味。喜劇演員本·斯坦因曾在《春天不是讀書天》中調侃過“供給主義”。1976年，在一次經濟學界重量級會議上，他的父親赫伯特·斯坦因、也是一名經濟學家、聯邦政府顧問，還是一名憂心預算赤字的共和黨員，杜撰了“供給側財政主義者”一詞。他非常不屑地說，這種理論只有大概兩個信徒，而且三番五次來華盛頓，試圖發展蒙代爾和拉弗的官僚信徒。

萬尼斯基最開始聽到“供給側財政主義者”這詞有些不快，但等他反應過來時又立即稱贊這個說法精妙無比。萬尼斯基思來想去，將其修改了一下，變成了“供給經濟學”，這樣可以與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經濟學”（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建立的凱恩斯主義）爭鋒相對。

如此“供給經濟學”一詞可謂傳神至極，似乎暗示著專治凱恩斯式政策留下的后遺癥。

所幸的是，那個是一個自由狂熱的“我時代”，每個小人物都有機會如邁克爾·杰克遜般“太空起舞”，亦或像“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般“一球成名”。

1974年，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第二年，這群由嬉皮士、酒鬼、“地頭蛇”組成的供給學派，自發聚集在邁克1號，在神游闊論、爛醉如泥中出發了，帶有幾許洛奇式英雄色彩，也有一點“教父”（《教父》1972年）黑幫般的浪漫主義。

03

滄海遺珠

蒙代爾，是這群老饕們中理論成就最高、最成熟的一位。

蒙代爾在經濟學方面天賦秉異，他23歲便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博士，29歲發表了只有八頁的《最優貨幣區理論》——蒙代爾因“最優貨幣區”理論獲得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歐共體根據該理論創立了歐元，蒙代爾也被譽為“歐元之父”。

1963年（31歲），蒙代爾發表了劃時代論文——《固定和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和穩定政策》。這篇論文考察了全球開放經濟體下，貨幣和財政政策在浮動匯率環境中如何變化。

令人奇怪的是，當時處于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中，幾乎所有國家的貨幣都與美元固定，極少經濟學家會去關注浮動匯率的狀況，為什么蒙代爾會研究浮動匯率呢？蒙代爾此舉，就好比在一夫一妻制下研究一妻多夫制，有什么意義呢？

后來，蒙代爾自己回憶說，1950年代，他的家鄉加拿大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則，對美元匯率有所調整，這啟發他關注浮動匯率。另外，“特里芬難題”的提出，讓他意識到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艱難性。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世界進入浮動匯率時代。歷史演變體現了蒙代爾的遠見卓識。同時，這也意味著屬于蒙代爾的時代來了。

1971年4月，蒙代爾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全球通貨膨脹大會上，用意大利語向全世界最頂尖的經濟學家闡明了他的主張。

蒙代爾提出大拇指原則（丁伯根法則），即一目的一政策。“央媽”干媽的事，財爸干爸的事。貨幣政策最適合控制美元流動，稅收政策則重在調節經濟活動。組合起來便可以扭轉乾坤，即維持物價穩定和大規模減稅。

這就是解決滯脹的組合拳政策。

會上，他預言了未來十年會出現經濟災難。

其實，蒙代爾的大拇指法則和穩定物價的主張，與德國弗萊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歐根的貨幣政策有限原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當時大部分經濟學家的思維和思想，都還停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年代。面對浮動匯率和信用匯率攪亂的世界，學院派難以適應，不知該如何構建新的游戲規則。在場的經濟學家們，自然也就無法理解蒙代爾的主張。

“蒙代爾，你在搞笑嗎？貨幣緊縮與減稅二者往相反的方向走，如何解決赤字問題？”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哈伯勒問道。

蒙代爾認為，境外資金能打破貨幣緊縮與減稅之間的矛盾。

哈伯勒說：“你是不是瘋了？”兩個人吵了起來，蒙代爾說他像鸚鵡學舌。

會后，媒體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圣塞巴斯蒂安（中箭太多）。

一個月后，普林斯頓系刊《國際金融文集》發表了蒙代爾的演講稿，題目為《美元與政策組合：1971》。多年后，經濟學家們發現這一篇被忽略的重要文章。

蒙代爾不僅對開放經濟體下的經濟政策駕輕就熟，還從歷史的案例為自己的理論做背書。

蒙代爾認為，美國歷史上有兩個時代印證了他的政策組合：一是“咆哮的二十年”（1920年代，柯立芝繁榮），二是1960年代的繁榮。

1914年，美國在一戰中獲得大量的黃金儲備，剛成立一年的美聯儲接到了管理國際黃金標準的艱巨任務。結果，貪婪的美聯儲居然打破了黃金標準，大幅度抬高美元，如此導致美國通脹率快速上升。

1916年物價漲了13%，1917年為18%，1918年為20%，遠遠超過1970年代的水平。1920-1921年美國經濟在大衰退中嚴重緊縮，美元價格下跌了60%，失業率高達12%。

這是一種典型的先快速通脹，后立即緊縮導致經濟停滯的現象。弗里德曼用緊急“踩剎車”來形容這一不當的措施。

1920年，沃倫·哈丁當選總統，任命匹茲堡銀行家安德魯·梅隆作為他財政秘書。梅隆上任推行了大幅度的減稅，邊際稅率上限從73%降到25%，下限降到了1%；同時建議美聯儲以穩定物價為目標，而不是盲目緊縮。

蒙代爾認為，是梅隆的措施催生了供給經濟學，即維持物價穩定+減稅刺激的政策組合。

另外，蒙代爾還將1960年代的繁榮歸于供給經濟學的政策組合。

1962年-1965年，營業稅被和個人所得稅都被削減，這一政策刺激了經濟增長。雖然當時蒙代爾在學術上開始嶄露頭角，也提出了政策組合，但是畢竟他才29歲，距離決策層還很遙遠，沒有人會將政策效果與他聯系在一起。

但是到了1965年，約翰遜總統提出雄心勃勃的“大社會”計劃，并試圖增加稅收。1965年到1969年，聯邦支出總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間三年每年支持增加只有2%。

約翰遜總統試圖讓美聯儲為財政部買單，但他開始并沒有把握，畢竟按照聯邦法律，美聯儲主席不會聽命于他。

這一年，美聯儲主席馬丁提高了美利率。約翰遜把他叫到了“一間柴房”，向他說明為什么美聯儲要按總統的吩咐去做。

馬丁回去完全照做，在他任期內，聯邦基金利率幾乎就沒有跑贏不斷上漲的通脹率。

后來，美聯儲歷史專家、經濟學家亞蘭·H.梅爾澤揭了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聯儲的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學術人格揭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事實”：馬丁一直認為美聯儲是聯邦政府的內部部門，是政府意愿的執行者。

“美聯儲必須想辦法補貼預算赤字。國會和行政部門設定預算。美聯儲就成了國會的代理人。他（馬丁）認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沒辦法補貼赤字。”梅爾澤說道。

約翰遜的“大社會”和對越戰爭，大大拖累了政府財政預算、稅收的增加，逐漸醞釀了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拉弗，則從理論淵源上為供給學派背書。拉弗認為，供給學派是古典主義經濟學傳統理論的推演。拉弗告訴貝利：“薩伊定律……就是你的信仰。”

薩伊認為供給決定需求，只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新產品漲價、舊產品自然降價，如此平衡，可以實現無通脹增長。

供給學派打出“回到薩伊”的口號。

奧地利學派和古典主義，認祖歸宗都相當于高度，前者找到了天主教思想、古希臘、古羅馬以及西班牙黃金時代的經院哲學家，后者則是基督教（新教）思想和牛頓宇宙觀。

這足以看出，供給學派在理論修為、學術套路、系統構建方面，遠遜奧地利學派和古典主義。

蒙代爾依然長期游離于學院派之外，就像經濟學界的“滄海遺珠”。蒙代爾和拉弗師徒二人還是確立了供給學派的初淺框架，共同拿出了一份治理滯脹的方案。

所幸的是，這枚寶貴的“遺株”被萬尼斯基發現。

04

“正是減稅好時節”

1974年5月，拉弗與萬尼斯基一同參加了美國企業協會舉辦的一場通脹峰會，與會者都是當時經濟學界的翹楚，當然也包括蒙代爾。

會上，蒙代爾再次重申了他的經濟政策：“石油收入確實積累得很快，但它回流到國際資本市場的速度也同樣很快，而且另一方面還容易造成融資規模擴大。”

蒙代爾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是，龐大的石油收入是否很快流入西方銀行和投資賬戶并投入生產。

他無法保證這一點，當時美元貶值壓力越來越大，大量資本外逃，美元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低，許多歐洲人像拒絕空氣幣一樣拒絕美元。

在倫敦，一位來自紐約的旅客說：“這里的銀行，旅館，商店都一樣，他們看到我們手里的美元時流露出的神情，好像這些美元攜帶著病菌一樣。”在巴黎，出租車上掛著“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寫著“不要美元”。

蒙代爾認為，問題在于西方國家的投資環境不好，主要稅率太高。他說：“如果減稅，沒錯就是減稅，然后流入阿拉伯的所有石油收入，就能轉化為西方世界的實際投資和擴張。”

這次大會上，拉弗也發表了講話，并將萬尼斯基介紹給蒙代爾，萬尼斯基第一次見到蒙代爾，就將其當作圖騰一樣來崇拜。

會后，三個人約好一起討論，正在拉弗和蒙代爾侃侃而談時，萬尼斯基的新聞天賦爆棚，他閉嘴仔細聆聽，同時拿起畫筆畫出了這兩位經濟學家。幾個星期后，這幅略帶倉促草率的畫刊登上了華爾街日報言論版。

此后，萬尼斯基、拉弗、蒙代爾三人經常聚在邁克1號，其中還有貝利以及其他一批常客。萬尼斯基積極操辦聚會，專心聆聽、記錄，是不是提出一些問題。萬尼斯基的好問、好學以及天賦，逐漸使其成為一名專業的“媒體經濟學家”。

1974年12月，在插入這幅畫之后，萬尼斯基推出了屬于他的專欄“華爾街日報經濟學”。專欄用了一個應景而扣人的標題“正是減稅好時節”。

“正是減稅好時節”系列文章，闡述了過去幾個月內從蒙代爾那里學到的東西，每篇文章都由蒙代爾檢查并校對之后才發表。

聰明的萬尼斯基在短時間內，吸收了蒙代爾自1961年以來關于政策組合的理論，并憑借其天才般的春秋筆法，很快將蒙代爾的主張以淺顯易懂、邏輯清晰的方式，告知廣大讀者。

其中一篇文章這樣寫道：“美國稅收水平已阻礙了經濟增長……國家經濟被稅收遏住了咽喉——它窒息了”，“為了組織通脹，你需要增加而不是減少商品”。

萬尼斯基的“正是減稅好時節”完美地總結了蒙代爾的政策方案，告訴美國人：以減稅刺激“生產”積極性；以貨幣政策收緊美元供應，以減稅確保人們持有更為稀缺且價值因此升高的美元；觀察外資在減稅下的反應，調節貨幣緊縮的效果。

供給學派依靠蒙代爾這位大師，教出了一位“首席執行官”（拉弗），一群政府政策制定及執行官，當然還包括兩位“媒體經濟學家”（萬尼斯基、貝利）。

1974年秋，萬尼斯基從蒙代爾那里學來的東西都傾囊告知貝利。而執著于預算平衡的貝利，一直對政府預算赤字一直表示憂慮。邁克1號聚會最大的價值是轉變了貝利的思想。在邁克1號喝下無數杯馬丁尼后，貝利逐漸皈依供給學派，并于1977年1月寫下了《凱恩斯已死》的社論。

如此，貝利控制的《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才毫無顧忌地為供給學派“鼓吹”。在邁克1號，蒙代爾的表現收獲了一群鐵粉，而在《華爾街日報》上，每周都有兩百萬的讀者在閱讀“正是減稅好時節”：

“如果不減稅，政府的赤字可能會更大。”

“減稅造成的財政赤字，可以通過吸引國際資本來彌補。”

萬尼斯基反復教導讀者：美國人希望借大宗商品避險然后熬過通脹，而國外投資者希望借助美元熬過通脹。只要美元升值強大起來，“全世界將會瘋狂搶購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特別是美國財政部債券。這樣國內流動性問題和財政赤字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文章發表后，“正是減稅好時節”反饋如潮。到了1975年春，蒙代爾的政策組合已在華爾街金融圈中口口相傳。所以，自“正是減稅好時節”開始，《華爾街日報》在全美掀起了一股供給側思潮。到了1980年代，不少相見恨晚的年輕學者都加入了這場運動中，并以“供給經濟學”之名發表自己的主張，供給經濟學及這群老饕們名聲大噪。

萬尼斯基天生就是為大場面而生，他猶如打了雞血，心潮澎湃，激情亢奮，趁熱打鐵，在歐文·克里斯托的《公共利益》上推出了一篇加長版的“正是減稅好時候”，來為這個系列做個壓軸。這篇文章以優美的文風，展現了蒙代爾和拉弗兩位經濟學家的主張，標題為“蒙代爾-拉弗假設”。

“美國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噩夢。”萬尼斯基開篇就對官方的經濟政策及智囊進行聲討一番：“美國的頂級經濟學家們口口聲聲要對經濟進行‘精準調控’……很明顯，學界一直與經濟一樣置身于危機之中。”

“六年里，尼克松將劍橋和芝加哥的經濟醫生們開出的所有抗體一股腦全部注入了抽搐的經濟病體，然而生命體征卻一再下降。尼克松先生成了凱恩斯主義者，‘完全就業’預算也此成立。赤字既是蓄謀，也是意外。”

“招數使盡，很多人開始疑惑：病情是否真的那么重？藥方又是否加重了病情？”

萬尼斯基似乎感知到，蒙代爾、拉弗、貝利、還有他，當然也包括老饕們，正在用輿論的力量，掀起一場未知的革命。

05

“餐巾紙曲線”

1974年，正是邁克1號開始聚會之時，國會這些頑固幕僚居然開始松動要推行減稅。一名退役的職業足球球員杰克·肯普——年輕的國會議員，提出了一項減稅議案。當時國會幕僚保爾·克萊格·羅伯特，負責該議案的修改。

拉弗和貝利意識到：必須盡快行動，爭取盟友，打入內部。

萬尼斯基在發表“正是減稅好時節”幾個月前，已經開始策劃行動。

萬尼斯基，可謂八面玲瓏、耳目眾多。他與福特總統的幕僚唐納德·H.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副手理查德·切尼交往甚密。

8月，福特總統入主白宮后便被兇猛的滯脹搞得焦頭爛額，而三個月后馬上面臨國會選舉。萬尼斯基意識到機會來了，他找到拉姆斯菲爾德說，自己有一計可助總統先生贏得國會選舉。

但是，忙得不可開交的拉姆斯菲爾德沒把萬尼斯基的話放在心上。直到選舉大敗而歸之后，他才想起了萬尼斯基。12月，拉姆斯菲爾德授意切尼來到距離財政部兩條街之遙的兩大洲餐廳，會見萬尼斯基和拉弗。

拉姆斯菲爾德早在尼克松時期就認識拉弗，并稱贊他為“天才”。拉姆斯菲爾德向萬尼斯基保證，你們盡管大膽向切尼提出方案，我都會一字不漏地轉告給總統先生。

在兩大洲餐廳里，飯局過半，拉弗一直反復地強調政府需要減稅。但是，切尼并沒覺得有什么新奇之處。他說：“總統已經計劃減稅，具體辦法是向納稅人一次性郵寄退稅支票，數額或為100美元。”

拉弗打斷了切尼：“不是退稅支票，而是降低稅率。”

切尼接著說：“降低稅率，政府財政收入會減少，風險太大。”

拉弗立即否定了切尼的主張：“降低稅率不會減少財政收入，還會帶來更多收入。”

看到切尼似懂非懂、一臉茫然，著急的拉弗拿起吧臺的一張餐巾紙，掏出鋼筆畫了“半個麥當勞曲線”（據貝利所述），豎軸是稅率，橫軸是財政收入。

拉弗指著餐巾紙說：“如果稅率過高，超過頂點，財政收入就會減少，降低稅率，收入反而會增加。”

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事件”。

然而，這次會面后不久，福特政府很快向納稅人寄出了退稅支票。顯然，拉弗和萬尼斯基的想法落空了。

此時，只有兩個人見過拉弗曲線。

直到四年之后，萬尼斯基在他的暢銷書《世界如何運轉》中，以濃墨重彩的筆法精彩地描述了這段故事，拉弗曲線才世人皆知。

這是供給學派唯一的著名歷史事件。

但這件事情，讓拉弗極為懊惱和難堪。全美都從萬尼斯基的書中看到了拉弗的當時舉動，經濟學家們因此將拉弗曲線諷刺為“餐廳紙曲線”，以說明其理論的膚淺性。反對者經常將“餐廳紙曲線”界定為供給學派的誕生標志，以說明這個學派的經驗主義。

拉弗回憶說，我不知道我是否失禮了，是否弄臟了兩大洲餐廳的可愛餐布，以此來表達心中的無奈。

此次失利后，減稅法案經過幾番國會辯論，獲得了一些年輕議員的支持，這也促使負責修改法案的年僅35歲的羅伯特聲名鵲起，知名度很快超過蒙代爾和拉弗。

但是，不論是當時學院派經濟學家，還是白宮、國會，都不支持大減稅。供給學派的主張，距離核心決策層還很遙遠。

不過，可喜的是，通過《華爾街日報》的宣傳，越來越多人（包括國會成員）接受了供給學派的主張，至少是減稅主張。

到了1976年3月，大約有兩百位“供給側財政主義者”。他們中除了邁克一號七大常委外，還包括供給學派創始人布坎南。另外，國會山上還有幾十個信徒，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小股“減稅勢力”，其中為首是肯普議員。

3月15日，肯普法案在國會中已經獲得106人支持。

06

“一蹶不振”

1977 年1月20日，杰米·卡特入主白宮擔任總統。

但是，卡特總統執政這幾年，美國經濟堪稱災難。

1978年，通貨膨脹率為8%，失業率為6%，經濟失調指數為14%；1979年通脹率升至11%，失業率為6%，經濟失調指數升至17%；1980年通脹率升至14%，失業率升至7%，經濟失調指數高達21%。

1977-1979年，預算赤字在400-600億美元之間，1980年則高達740億美元。

根據羅伯茨在當時所言，經財政部證實，通脹率每10個點能夠為政府帶來16.5%的收益增加。但是，如此之高的通脹率，都無法彌補財政赤字，債券市場瀕臨崩潰。

1980年2月貝利社論版：“債券商裸露的傷口將華爾街變成了一條血色的河流。”“交易員通常認為極其緩慢變動債券價格目前正處于‘自由下墜’的過程中……這是自大蕭條以來首次出現的情形。”

當時賣得最火的書都是災難來的書籍，如最暢銷的霍華德·J.拉夫《如何在即將到來的災年實現繁榮》（1979），道格拉斯·R.凱西的《危機投資：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大蕭條中會出現機會和利潤》（1980），都預言大蕭條“即將到來”。

1978年，國民的耐心被陰魂不散的通脹和無所作為的政府磨光了。卡特總統無奈地簽署了一份支持減稅的《稅收法案》，削減了增值稅稅率。

同時，芝加哥學派領袖羅伯特·E.盧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對傳統經濟學做了深刻的反思：當前商界學者面臨的任務是整理經濟災難留下的殘骸，然后判斷在“凱恩斯革命”這一著名的學術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場的，哪些又是必須拋棄的。

1979年7月15日，卡特發表了著名演講《一蹶不振》。

“總統先生，我們日子難熬。我們只想談血汗和淚水。”

卡特在演講中如此陳述民眾意見。

“我們對（石油進口）的過度依賴，已經及大地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和國民。”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狀況加劇的原因。這種對國外石油的過分依賴，威脅著我們在經濟上的獨立性以及國家的重大安全。”

卡特將通脹歸結于國民多度消費和過度貪婪，以至于嚴重依賴于石油，才被阿拉伯人牽著鼻子走。整個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在告誡人們，要縮減需求、節制消費。

《一蹶不振》演講結束四天之后，卡通要求整個內閣十三名成員全部辭職，這是美國總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層“屠殺”。

清理完“不聽話”的班子成員，卡特急于招兵買馬，首先他找了美聯儲主席G·威廉·米勒來擔任財政部部長這個缺口。

如此一來，他也需要立即找一個美聯儲主席人選。身邊的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向總統推薦保羅·沃爾克。但總統的回答是：“保羅·沃爾克是誰？”

沃爾克，是一位身高6英尺7英寸的大個子，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是一位出色的華爾街金融家；曾在尼克松時期任財政部副部長，推動尼克松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1979年7月24日，沃爾克受邀到白宮會見卡特總統。在一個小時的會面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沃爾克在講話。離開白宮之后，沃爾克對自己說，“他永遠不會把這個職位給我”。但沒想到第二天，卡特親自打電話讓沃爾克擔任這個職位。

卡特為什么選擇沃爾克，至今也是個謎。卡特的回憶錄《忠于信仰》對這一“標志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從《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里一直渴望“美元的聲音”更加非同凡響。

沃爾克不受任何理論約束，不屬于貨幣主義，也不屬于供給學派，他堅持實用主義，且以手腕強硬著稱。上任第一個月，在聯儲內部，沃爾克提高利息率的方案以4:3獲得通過。1979年底，隨著通脹延續強勢，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聲討撲面而來，聯儲成員全票贊同“立即加息”。

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創下歷史記錄，且依然兇猛上竄，沃爾克第一次“小試牛刀”發現市場沒有反應。

1979年11月，就在國會選舉的兩周前，通脹“老虎”以驚人的速度往上竄，在十萬火急之下，卡特通過電視全國講話，強調通過行業價格及薪資管制，來應對“大通脹”，而減稅只能居于次席。

事實上，卡特在這一年忙于調節勞資糾紛，而貝利則批判這一政策的愚蠢（《數倒猢猻散》），獲得了普利策獎。

1980年，孤注一擲的沃爾克一口氣將聯邦基準利率提高到12.5%。

沃爾克在回憶這段歷史曾說過：“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訴我，我會當上美聯儲主席并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會鑿個洞鉆進去大哭一場。”

1980年，是關鍵的一年。

當時，經濟學界、國會、白宮接受了減稅主張，供給學派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拉弗、貝利提前就已謀劃扶持供給學派成員參與今年的總統大選。

不過，1978年12月，斯泰格爾的離世讓供給學派方寸大亂。無奈之下，他們只能將肯普推向前臺，讓其攜肯普-羅斯法案，角逐總統職位。

但是，很快，坎普就放棄了。老布什、里根、康納利和安德森都試圖參加競爭，肯普知難而退。

為了能夠在白宮最高決策層中占有一席之地，拉弗心生一計，決心輔佐里根上臺，并讓肯普擔任副總統。

于是，拉弗設立一個局，在洛杉磯的家里舉行了一場聚會，請了里根、肯普以及一些朋友來吃飯。飯后，拉弗支開眾人，讓肯普和里根兩個人在小屋子里。

“先生，我很欣賞你。我的目光始終追隨著你。你是我心目中的影響，是我行動的榜樣，甚至是我生命般的存在。先生，我想說的是，我將參加競選，我會命令在此期間爭取到的所有議員，在選舉日到來之時為你投上一票。”

“杰克（肯普），到時你就得這么說，”拉弗提前再三叮囑肯普。

里根和肯普在小屋子里只待了不到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杰克，你按照我說的那樣做了嗎？”

“哦，沒有，亞瑟，我說不出來。我只是告訴他，我絕對不會對他不利。我會盡一切努力支持他。”

“杰克，你當不上副總統了。他不會選一個膽小鬼擔任自己的副總統……他怎么會和一個沒有斗志的人共事呢？”拉弗非常懊惱，壓抑著心中的怒火。

當然，拉弗不會放棄里根，實際上二人淵源頗深——當年拉弗還在斯坦福大學讀研究生時，就預言里根會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后來的事實正如拉弗所料。經過拉弗的努力，拉弗成為里根的好友。

里根也絕對不會放棄肯普及供給學派的一臂之力。他的競選經理人約翰·西爾斯，早就發現肯普法案的選民吸引力。

1979年1月，坎普和羅斯將修改的納恩修正案提交到國會，并獲得大多數票通過（坎普-羅斯法案）。通過后，羅斯像個來到幼兒園一位喜盈盈的父親一樣，掏出雪茄分給各位同事和員工。肯普在鐵銹地帶、西部都具有相當的名義支持。

西爾斯努力將里根貼上供給學派的標簽，并以肯普方案作為競選施政綱領的核心。里根每一次競選演講，第一個說的就是減稅。但是，其競爭對手老布什則諷刺，里根沉迷于“巫術經濟學”（供給經濟學）。卡特總統仍然拒絕以減稅作為自己的首選主張。

1980年11月4日，里根在大眾投票10個點以及選舉團440票的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卡特、老布什，成功當選總統。

競選成功后，里根讓洛杉磯大獵頭彭德爾頓·詹姆斯在過渡期間幫其招募團隊。

按理說，憑借拉弗與里根的私交，以及肯普-羅斯法案，里根核心團隊成員也應該少不了供給學派。

但是，萬尼斯基干了一件讓供給學派所有努力幾近毀于一旦的蠢事。

1980年4月，正值總統競選激烈緊張之時，萬尼斯基被《鄉村之聲》設套，發表了不當言論，幾乎讓里根對整個供給學派失去了信任。

在這次采訪中，萬尼斯基說，里根得依靠肯普才敢參加競選活動。記者問：“你是極端分子嗎？”他的回答是“我們都是。”他甚至還說，肯普-羅斯法案的構思是他的功勞。

拉弗、羅伯茨以及里根團隊都極為氣憤。《鄉村之聲》事件后，供給學派逐漸疏遠了萬尼斯基，直到2005年去世。他也失去了加入里根團隊的資格。

戰斗最關鍵時刻，大將身負重傷，令人無不懊惱……

“這真是太糟糕了，萬尼斯基曾經為知識革命的經濟方面作出了如此大的貢獻，使其開始擴展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里根團隊核心成員安德森非常遺憾地說。

羅伯茨曾經告誡萬尼斯基，他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威脅到供給學派在國會中的作為，“你所有的想法，都充斥著過多十九世紀的浪漫情懷。”而萬尼斯基的卻反擊說：“我們會將你獻祭給革命事業。”

這就是萬尼斯基作為革命者的偏執與狂熱。

不過，萬尼斯基顯然不會就此罷休，為了保持影響力，他組織成立了“影子內閣委員會”，主要目標是支持萊爾曼擔任財政部長。

詹姆斯擬了一份考察名單，其中供給學派的熱門人物萊爾曼是財政部重要職位的候選人。

為了爭取機會，萊爾曼立即寫了一份信交給肯普以及坑普在眾議院中的最值得信賴的盟友斯托克曼（供給學派）。萊爾曼在信中直接了當地指出，當所有人的目光在減稅時，美國最糟糕的地方在金融市場——股票、債務和信貸市場處于即將崩潰的狀態。建議新任總統必須盡快采取一切行動，避免國家陷入金融災難之中。

這封信讓斯托克曼大受啟發。不久，里根經濟顧問團隊首次在洛杉磯召開會議，斯托克曼立即寫了一份文章，讓肯普復印數份分發給會場上每一個成員。這篇文章的標題觸動人心——《避免敦刻爾克式經濟》。文章指出，如果不像當年英國人一樣撤退，盡快讓通脹消失，否則金融市場面臨崩盤的危險。

此時，距離里根總統任職不到十周。斯托克曼說道：“里根總統將面對完全失序的信貸及資本市場，不僅利息率高得嚇人，已經做好準備會對在經濟政策信號反應強烈的市場心理也一觸即發。”

文章最后，還提出政府應該立即全面且廣泛開放監管政策，“立即終止這一切，包括1981年乘用車尾氣排放標準……未經證實的5mph保險杠標準……柴油顆粒標準……汽車噪聲標準……永久性終止。”

斯托克曼還表示，政府要在1981年削減500億美元開支。

在場的經濟顧問一致認為，斯托克曼和肯普并非危言聳聽，事實上，通脹已經失控，金融危機重重。肯普散發的斯托克曼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為供給學派爭取到進入里根團隊的機會。感恩節當天，也是這次會議結束的11天之后，里根邀請斯托克曼財政部預算辦公室。

斯托克曼立即組建經濟預測團隊，其中財政部被任命的供給學派成員有圖瑞、羅伯茨、斯蒂芬·恩廷等，他們也是預測團隊的非正式顧問。為了鞏固該團隊，斯托克曼招募了一位新人——年僅32歲的約翰·拉特里奇。

拉特里奇，才華橫溢，擅長計量經濟學模型，深受蒙代爾的影響，并逐漸成為了一名供給學派的擁護者。

很快拉特里奇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構建了“供給學派熱力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拉特里奇預測，緊縮貨幣和減稅政策，將促使新的資本進入市場，“大約數萬億美元的資產轉入債券、證券和股票市場”，這樣通脹消失，緊縮問題也得以解決，真實貨幣需求再擴大，也挽救了資本市場，甚至可能迎來大牛市。

拉特里奇將其概括為“美好場景”。

實際上，拉特里奇模型是蒙代爾以及供給學派理論最為詳實的學術論證。后來的歷史證明，這位年僅32歲的新星確實預測到了八九十年代那場氣勢恢宏的大牛市。

但是，在當時，也就是1981年一二月份，事情并沒有朝著拉特里奇的“美好場景”發展。相反，

“在那個決定性的晚餐會議上”，與會者們手上拿著各項數據，其中一項是“可怕的赤字”。作為財政部官員斯托克曼等，或許可以接受高失業率，但是無法接受如此巨大的財政虧空。而拉特里奇只建模型，無法預測，更無法保證政府財政是否會崩潰。

屁股決定腦袋和理論體系的不成熟，供給學派走到權力與政策的門口開始分裂。甚至內部有人開始奚落拉特里奇，“這個模型出自哪里？”“它就來自這兒”，一位成員（韋登鮑姆）雙手拍著自己的非常不屑地說。不久之后，拉特里奇離開了財政部，回到了加州。

“那是最后的晚餐”，貝利回憶稱。

這就意味著，供給學派的純理論在政策實際及權力抉擇面前不斷地打折扣。

1981年3月，斯托克曼-韋登鮑姆預測替代了拉特里奇模型，成為了里根計劃的減稅政策核心。

這份涵蓋10-10-10邊際所得稅削減、自由折舊、限制監管、預算限制以及緊縮貨幣政策的《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逐漸浮出水面。預測1986年，減稅政策執行造成1620億美元的收益減少。這差額由削減開支、經濟增長、儲蓄增加和資本回流來填補。

華盛頓媒體稱之位“美好場景”。但是，羅伯茨并不看好這一場景，認為，“這種夸張的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羅伯茨也明白，這里面是許多利益博弈、糾纏的結果。

斯托克曼在他的回憶錄《政治的勝利》一書中，對此有頗有隱射：

“基礎框架基本上是一小撮理論家搭建起來的，羅伯茨、圖瑞、恩廷負責每一方面的工作，萬尼斯基、拉弗、肯普以及萊爾曼都參與進來了……當時大家都是革命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根據供給學派發起的革命進行預測。不能怪到任何人頭上。”

實際上，供給學派在里根計劃中的作用并沒有想象中這么大，里根減稅法案與肯普-羅斯法案相去甚遠。格林斯潘等經濟常委，在里根計劃起到重要作用。這老道群的預測者，并不相信通脹會立即消失，對財政赤字的容忍有限。

根據財政部的備忘錄：“基礎場景假設是艾倫·格里斯潘為尋求外界支持而編制的；目標是得出針對OMB、財政部、格林斯潘以及韋登鮑姆的一致性支持數字。”備忘錄最后一句是：“財政部人員以及部長雷根都為經簽署表示認可這一場景。”

對于供給學派來說，里根是唯一的選項，但對于里根來說，供給學派只是可選項。

里根競選成功后，超過70位主要經濟顧問為其效勞，其中包括“八大領軍人物”，他們分別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西蒙、格林斯潘、保羅·麥克拉肯、阿瑟·伯恩斯、喬治·舒爾茨、卡斯帕·溫伯格以及默里·韋登鮑姆。他們都是傳統經濟學家，且負責主持各任務小組，每天都在對主要經濟問題進行處理。

卡特競選的策略，集中炮火攻擊里根計劃中的肯普減稅方案，他指責減稅導致通貨膨脹，稱之為“肯普-羅斯通貨膨脹”。后來，這些領軍人物，更相信卡特的判斷，而不是供給學派。

后來事實正如拉弗所料，“前演員明星看不上前足球運動員”，里根任命老布什作為副總統，而放棄了肯普。里根很快任命了曾經擔任美林證券十余年的CEO、華爾街經驗豐富的金融家的雷根擔任財政部長，而不是萊爾曼。

供給學派，其實并未真正進入里根團隊的決策層。

1981年3月30日中午，一名叫約翰·欣克的歹徒將左輪手槍對準了華盛頓希爾頓飯店外的里根。里根肺部中槍，所幸救治及時而以快速恢復。

這場失敗的暗殺行動為里根帶來巨大的民意同情和政治資本。

7月27日，里根在電視上講話，為減稅方案造勢。講話中，他身后是一副大的圖表，直觀地告訴市民，新稅法執行后你們會得到什么利益。這一圖表的制作者恩廷在電視機面前看到里根演講時異常興奮。

8月4日，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13日，里根在他位于加州的農場里滿意地簽署了這部法案。

但是，在《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生效之后一年內，美國經濟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時期。最壞消息是該死的菲利普斯曲線又重現江湖，降低了14個點的通脹，換回了3個點的失業，失業率飆升到9.7%，經濟失調指數高達21，聯邦利率達21%。

這一年，國內勞工失業人數達1100萬人次，其中鐵銹地帶的鋼鐵工人失業最為嚴重。實際上，自此，東北亞-五大湖工業區注定成為了悲劇，鐵銹地帶的芳草萋萋與華爾街的紙醉金迷，成為美國社會近30多年來最明顯的裂痕。

但是，真正震驚里根團隊的是驚人的政府赤字。在1981年9月，政府財政赤字高達790億美元，超過了卡通時期最糟糕的赤字狀況，政府遭到了外界的嚴厲批判。

里根政府發起了“九月進攻”行動。這次行動讓供給學派大跌眼鏡，里根政府一改競選時削減指出的態度。他在電視講話中稱：“我們都知道，如果政府不再大肆舉債以彌補赤字，利息率將只會呈下降趨勢并且保持該下降。”

里根非常狡猾，他在之前的里根計劃的預算削減中，排除了國防開支。這一次，他以國防部需要130億美元（籌謀星球大戰計劃）為由，要求增加稅收。他對外公開說：“我將很快督促國會通過新的議案，以消除對稅法的濫用以及過時的激勵政策。”

這就意味著，減稅法案還沒真正實施，里根已經開啟了他的第二計劃。這或許是里根自己始料未及的，亦或是政治的一部分。

里根團隊里的格林斯潘、伯恩斯、沃克都支持增減稅收來減少赤字，而不是巨額赤字貨幣化。

1982年，堪稱“庸醫年”。供給學派部分成員已經失去了信心。羅伯特辭去了財政部部長助理一職。

在告別辭中，“此次經濟衰退始于1981年的下半年……由于其被稱作里根經濟政策這一經濟學說的試驗最終失敗，并且可能演變為重要的歷史時間。這是一種對荒唐情形的五毒。”

9月，《稅收公平與財稅責任法》通過，造就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稅收增加。這一法案令圖瑞感到屈辱而辭去了財政部副部長一職。此后，財政部中唯一確定的純供給學派人士自由恩廷和副助理部長曼紐爾·約翰遜。

里根剛入主白宮時，請了一批經濟學家來講課，第一個便是拉弗。當拉弗說到“稅率高于某一值時，人們就不愿意工作”時，里根興奮地站起來說：“對，就是這樣。二次大戰期間，我正在‘大錢幣’公司當電影演員……拍完了四部電影后我們就不工作了，到國外旅游去。”

而“九月行動”之后，拉弗一直懷疑里根是否想真正全面減稅，或者只是想對富人減稅。拉弗還因此向里根抱怨，遭到了后者的責罵。

09

“現在的問題是貨幣”

1981年8月4日，就在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的當天，萬尼斯基馬不停蹄地趕往白宮，并將一份五頁紙的文件交給里根團隊核心成員安德森。在這份材料訂了一張便條：“謹祝取得稅法方面的光輝成就。”

在《鄉村之聲》事件之后，不甘失敗的萬尼斯基，依然保持著在華爾街練就的敏銳感。萬尼斯基深得蒙代爾的真傳，他非常清楚政府下一步該做什么。

這篇文章的標題為《現在的問題是貨幣》。他反復更安德森說：“現在的問題是貨幣。”臨走時，萬尼斯基叮囑安德森“請務必找時間讀完這篇文章，要了解供給學派在貨幣方面的討論，（這一點）非常重要。”

萬尼斯基宣稱，供給學派的目標不得亞于里根政府（以及美聯儲）的承諾，走上一條通往美元可兌換的道路。

此時，抗擊通脹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沃爾克一鼓作氣將利率加到驚人的22%，通貨膨脹率倉皇而逃，CPI大跌10個百分點。1982年第一季度，價格年度增長率僅為2.1%，全年為6.2%，結束了連續三年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這也是里根計劃取得的第一個標志性成就。

“房地產公司的老板們每天都來拜訪我，”沃克爾回憶道：“他們不停地詢問這一切何時才能結束。”另一個利益受損的群體是美國農業，還不起貸款的農民們將卡車開進華盛頓，堵在美聯儲總部的門口，咒罵沃克爾的信件雪片般飛來。

沃爾克以一種“與世界為敵”的勇氣和手段，將困擾美國十年之久的通脹打壓下去，不愧是美利堅的英雄，被人們稱贊為“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把他贊譽為“過去二十年里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但是，沃爾克的成功應該歸功于蒙代爾領導的供給學派，還是弗里德曼領導的貨幣主義？

1973年，貨幣主義權威艾倫·梅爾澤成立了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這團體由12名貨幣主義權威組成，每年就當前的美聯儲和白宮經濟動向討論兩次。

1978年，國會通過了《漢弗萊·霍金斯法案》，這方案要求美聯儲照顧就業率目標。

此時，邁克1號聚會已轉移到萊爾曼研究所，研究主題發生了變化，從減稅轉向了貨幣政策。

蒙代爾認為，美聯儲一直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即除了穩定價格外還要干預經濟。蒙代爾希望美聯儲變得簡單，只維持價格穩定即可（大拇指法則），不需要照顧就業率目標，否者會帶來極大的麻煩。

蒙代爾批評，貨幣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失去了對物價的控制，轉而指向貨幣總量。

實際上，早在芝加哥大學時期，蒙代爾與弗里德曼就對這場問題進行了無數次的辯論。弗里德曼欣賞蒙代爾的創意但不認同其主張，蒙代爾則視弗里德曼為偶像但堅持己見。

爭論的核心在于，貨幣政策目標到底是貨幣總量，還是物價穩定？

弗里德曼推動美聯儲從利率目標轉向數量目標，但是問題在于，當時大量的資金從銀行走出然后注入大宗商品、土地、耐用品等，如此美聯儲根本不知道市場上到底需要多少貨幣，需要多少真實的貨幣。

真實貨幣需求像球體的實心，不真實需求是覆蓋在實心上的泡沫。在通脹時期，民眾試圖獲得更多貸款以抗擊貨幣貶值，貨幣需求量不斷增加。而新增加的貨幣需求并非真實的需求，更多是炒作資金，原本實心部分也更多流入金融空轉，如此如果通脹加劇，實心不斷收縮，全球不斷膨脹，加劇金融空轉、泡沫崩潰。

事實上，要了解貨幣市場的真實需求量非常困難，大量資金用于投機炒作、金融空轉，而不是實體投資或商品交易。

問題的關鍵是把“多余”的貨幣去掉，擴大實心，減小不真實的需求，脫虛向實。

按照弗里德曼的做法，根本無法分清哪些是真實和不真實的需求。斷然提高利率或減少貨幣供應，這種暴力去杠桿的辦法，只會把好杠桿和壞杠桿同時去掉。貨幣緊縮，也會加劇實體縮小，導致一些好杠桿因資產規模縮小而陷入債務螺旋。

蒙代爾根據“大拇指原則”，提出美聯儲只負責維持物價穩定，央行不能忙成“央媽”，也不能把“財爸”的事情給干了。但是，光依靠貨幣政策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要求財爸配合，財爸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從而彌補貨幣緊縮帶來的損失。

“通過減稅的刺激造成經濟實體的增長，將引起對貸款的充分需求，實現在更高利息下的真實貨幣擴張。”

“實際輸出的增長引起對真實貨幣需求的增加，從而助長將真實貨幣擴張吸收進入非通脹的經濟體中。”

萬尼斯基在那年秋天致信沃爾克：“你差一點點就做到了。”“你應該開始認真考慮修正自己在財政政策方面的立場，并且開始讓米勒做好準備，構思出高效有序的減稅政策。”

沃爾克的回答則是，自己正抽出周末的時間閱讀《世界發展之路》（萬尼斯基作品）這本書。

貝利對沃爾克的做法表示支持，他發表社論稱：“美聯儲實施新政的發通脹政策，是十多年來最有希望的經濟政策發展，清楚地顯現出遏制通脹的決心。”

其實，關于貨幣政策，供給學派此時也出現了分裂，萬尼斯基、蒙代爾、萊爾曼堅持恢復黃金本位。財政部供給學派官員認為，美聯儲奉行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政策會更好。拉弗則支持沃克爾在美聯儲的主張及工作。

蒙代爾控制物價為目標的方法，本質上是讓市場去配置資源，而不是認為干涉供給總量。這是供給側革命的核心。

1983年，通脹率下降至3.2%，之后兩年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

通脹率的下降程度和速度，遠遠超過了朝野、幕僚們的預測。

此時，拉特里奇的“美好場景”開始呈現：大量投資從高通脹的商品投資轉向股票、債券、貨幣基金等低通脹的金融資產，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牛市正在拉開序幕。

1982年10月，道瓊斯指數從8月的770漲到了1000，這簡直是神話般的故事。通脹水平也開始下降，同時國際資本開始大量進入美國市場。這預示著漫長而痛苦的滯脹時代結束了嗎？

1982冬天，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進入歷史性的拐點。1982年之后25年間，年增長率達3.3%，與二戰后25年間的增長水平相當。1983年，GDP增長率為4.5%，1984年高達7.2%，統計專家大呼經濟過熱，呼吁美聯儲出手調節，1985年為4.1%。

桑特《紐約書評》如此稱贊：“里根當選總統，意味著空中再次彌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潤。”

就這樣，里根大循環，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0

曲終人散

美國經濟這奇跡般的復蘇，很好地詮釋了“黎明前的黑暗”這句話。美國這輪超級大牛市就是在最痛苦的時候開啟的，這大大超出了經濟學家的預料。

滯脹到底是怎么消失的？經濟為什么復蘇？

貝利寫了一本書叫《七個大肥年》。他說：“1983年至1989年是“七個大肥年”，經濟失調指數下降到10以下。”

貝利在書中，強調帶領美國經濟在80年代走向復蘇的三位英雄：大學輟學者（比爾·蓋茨）、另起爐灶的工程師（技術創業）和非法移民（人口）。

關于這個問題，蒙代爾最有發言權。

早在1960年代，蒙代爾加入布魯克林研究所后撰寫了一些文章，并給出了答案：

“在美元標準下，美國貨幣系統就和現在一樣，每年都會生出一筆錢。”

“美國拿一部分，外國人拿一部分……也就是說，美國將部分貨幣賣到國外，反過來卻得到了真正的資源……如此一來，它就擁有了其他國家沒有的資源……也就是戴高樂所說的‘囂張特權’。”

“更準確說，這是美國的極大優勢。”

其實，里根大循環，是一種全球化的金融資本主義秩序，以強美元、強金融、高赤字、高債務為核心。

在這個國際性的大循環中，強美元占領了制高點，美聯儲成了全球性央行，按照美國國內市場目標向世界抽取鑄幣稅。

正如紫禁城原理：大水漫灌時，水從金水河排向各方，尤其是城南販夫走卒區；當干旱時，水又蓄在金水河不出去。所以，大水總是沖了窮人家，富人家旱澇皆有水，根本原因是水由皇城釋放。

里根、沃爾克、蒙代爾、供給學派等建立的“里根大循環”，本質上是將國外市場作為“窮人市場”，美國市場作為“紫禁城”，如此大循環來轉嫁風險。

經濟復蘇之后，拉弗曲線沒有被歷史證明，而赤字成為了華盛頓首要的政治問題。只要強美元，則必然高赤字。

1982年9月，聯邦赤字再次飆升至1280億美元。1982-1989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總額累計1.4萬億美元，平均每年達1760萬億美元，是卡特政府時期的三倍多，而且沒有任何收斂的跡象。如今，美國政府赤字已經高到嚇人的程度。

在強美元的支撐下，美國投資銀行業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金融衍生品，債券這一昏睡巨人覺醒，形成發達的融資市場。其中30年期國庫長期債券成為了美國政府融資的保障。

實際上，通過國際性的金融市場來調節美元配置，這才是這場供給側革命的核心所在。

“聯邦政府從日本借到1萬億美元，然后舉辦了一場盛宴。”在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華盛頓媒體如此嘲笑道。

所以，蒙代爾無數次對他的學生說：“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不適合發展中國家，他們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強勢貨幣。”

在邁克1號，貝利無數個夜晚都在問蒙代爾同一個問題：“誰來為減稅買單？”

蒙代爾的回答是：“沙特阿拉伯。”

1999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蒙代爾成為了當晚的主角，按慣例他應該發表一篇“重要”演講。

“我不僅要革經濟學的命，還想革歷史的命！”

此話一出，驚嘆眾人，不過下面的經濟學家們很清楚，這“很蒙代爾”。他給自己的致辭起了一個非常不謙虛的標題——“20世紀的再審視”。

“本世紀多數政治事件均源自少有人知的國際貨幣體系混亂，而這些反過來又是美國崛起的產物，也是金融機構和美聯儲犯下的錯誤。”

“如果大型中央銀行堅持價格穩定政策而不是黃金標準，就不會發生大蕭條，也不會出現納粹革命，更不會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

蒙代爾這篇“自負”的演講，帶著批判，也帶著情緒，似乎在發泄半輩子的不滿和牢騷。

在當晚參加典禮的老相識中，除了貝利，邁克1號的70年代老饕們還剩下誰？邁克1號餐廳今何在？誰還記得萬尼斯基，或許更多的人只記得他有個長腿歌女老婆。

在這經濟學最高榮譽的頒獎盛宴上，作為主角的蒙代爾，如此百般寂寥，何不瀟灑玩脫，縱情高歌一曲？

那就來一首“故鄉的云”＋“在路上”——他的老鄉加拿大安大略本土作詞家保羅·安卡的《我的路》，為自己的學術生涯高歌一曲，為當年的老饕們一鳴不平。

蒙代爾的這一玩脫的舉動，無疑是供給經濟學的最高贊禮。

所有的榮光、委屈、掙扎、感慨，都在其中……

貝利曾經自豪地說：“從1974年開始，這個偉大國度就發揮了自我愈合的能力。”

其實，自北美開阜以來，這群清教徒就開始用“杰斐遜式”的方式，敘事著同一個從“五月花號”延承下來的故事，人人都可以參與，不論你是嬉皮士、“金毛獅王”、酒鬼，還是“地頭蛇”。

他們就像自組織，因國家有難或共同信念自發地走到一起，掀起一場狂熱的革命。

等曲終之時，則各自散盡。

后記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

拉弗扶著拐杖說：“我準備拍去盔甲上的灰塵，再次重上戰場。”

參考文獻：

【1】供給側革命，布萊恩·多米特諾維奇著，朱冠東、李煒嬌譯，新華出版社；

【2】歐美經濟學家論供給側，弗里德曼等著，武良坤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3】美國史，艾倫·布林克利著，陳志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4】滯脹經濟學（音頻課程），清和著，智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