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孫錫良
來源微信公眾號ID：sunxiliang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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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2日，令人尊敬的袁隆平院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起初，我不太相信是真的，消息被確認以后，感到非常地震驚與遺憾，一直感覺袁老身體很棒，這樣的突然離開，根本就沒有給我們一個情感適應期。

這幾天，整個湖南，整個中國，都沉浸在對袁老的追憶中，令人特別欣慰的是，我們的年輕人在改變，他們對科學家的信仰，他們對英雄的信仰，都是動情的，都是真切的，這種改變比物質進步來得重要得多。

與此同時，極少數人，包括極個別網絡大Ｖ，竟然公開侮辱袁老。這是不可接受的，從道德層面看，應該受到譴責，從法律角度看，應該被受到懲罰。

這幾天，著名教授饒毅的文章《饒毅：55年前袁隆平發表論文的意義》也很火，在微信公眾號里已經是“10萬+”了，實際數量遠不止十萬。在其它網站，閱讀量也相當大。如果，他僅僅從科學層面分析雜交稻歷史倒沒有什么，關鍵問題是，他文首的側重點和引導性不是科學本身，而是影射時代。主要有三個意思：一是暗指袁老當年因為搞雜交稻研究受到非正常對待；二是暗指袁老在“文革”中受到打擊；三是暗指某期刊的停刊差點誤了袁老的大事業。

實話實說，我本人既反對普通人的極端思想，也反對精英層的有意誤導，尤其是在這個特殊時刻，讓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誤導是有害的，在好不容易取得較大共識的科學家身上制造撕裂是不明智的。看饒教授文章的人多集中在教育界和科研界，引起的思想撕裂也更為顯著。在我的朋友圈中，就有人在轉發文章時感嘆：“袁老真不易啊！一邊受迫害，一邊搞出了雜交稻；那個時代差點毀了袁隆平；這篇文章的信息量真大啊！……”

事實果真如此嗎？

建議大家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在這件事情上保持理性探討的態度。

下面，我想從多個方面跟大家探討一下有關雜交稻的問題。

第一，不要把質疑簡單地上升為政治斗爭。

不排除袁老當年在安江農校搞科研時受到了質疑，甚至可能出現了嘲諷的聲音。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們以政治斗爭的手段阻止袁老搞雜交稻研究。爭議也好，嘲諷也罷，那都不算什么，不要說當時，就算是今天，稍微重大一點的國家級科研項目，不都在受到質疑嗎？不光是質疑，部分項目還受到了質疑者的攻擊。難道今天的環境也是政治斗爭？饒教授自己不也是經常質疑其他科研工作者嗎？難道你也包含科學之外的含義？

第二，袁老真的因為反對毛主席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嗎？

我不知道饒教授手上有沒有證據證明袁老在文革中被迫害過，從我了解的情況看，袁老的科研一直未真正間斷過，至少沒有被以“反對毛主席”而要求不允許搞科研。現在，包括饒和其他人在內，對當時農業部長1966年的一封信傳得神乎其神，好像沒有這封信，袁老就會被繼續整下去，雜交水稻也就沒辦法搞了。

這就非常無知了，1966年，文革剛開始，農業部長的一封信能夠左右湖南的政治運動？不要說一個部長，就是元帥級人物或正國級人物的信也未必見效，真要是被定為批斗對象，部長是解決不了的。從1964年開始著手研究，到1967年被湖南省列為重點項目，袁老一直都在從事研究。

我再跟大家講點細節，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出版的書，在介紹每一件事的時候，幾乎都要提到“四人幫的打擊”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擾”這兩種說法。然而，在介紹水稻研究的記載從未提到這兩個說法，《湖南省志.農業志——糧油作物篇》（送審稿）對湖南省自清朝末年到1985年的糧食發展做了全面介紹，尤其是重點

介紹了雜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廣歷程（第72頁至第130頁），占全書的一半字數，沒有一個字提到過雜交水稻研究受到沖擊。恰恰相反，全書僅在一處提到文革，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全省基層單位推廣矮桿早稻的積極性仍然很高”（見第72頁）。

第三，袁老不發論文，雜交稻研究就會中止嗎？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告訴大家另一個歷史真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以糧為綱”的時代，研究稻谷種子不只是科學家的事，是全國人民的事，當時，除了有大的研究院所，各縣都有農科所，后來轉設為科委，科學家搞研究，技術員也搞研究，每個地方都會印刷簡單的科研通訊，定期匯報各地研究成果，除袁老之外，當時還有很多農業科學家在同步做研究，他們沒有寫什么論文被農業部長看見，但他們也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科研突破（稍后再議）。

另外，當時的全國各地，除了研究雜交水稻之外，很多稻種的研究都在同步進行，決非只有雜交水稻的重要論文出現才可以在文革中被重視。我就以湖南省的水稻研究為例，在研究雜交稻的同時，湖南省還在研究萬利燦、勝利燦、茶粘1號、南特號、農墾58、農虎6號、雷火粘、紅腳旱、番子、白米冬粘、紅米冬粘和油粘等品種，其中“矮腳南特”的最高產量曾達到800斤以上，湘矮9號的推廣面積達到1000萬畝以上，后來，它還與雜交水稻搭配季節播種。（見第65頁到第72頁）

當時的年代，有好的研究，不一定要發論文，理論與生產相結合的過程中，好的研究也能脫穎而出，決非是今天這樣的學術環境。

第四，“南優2號”的轉折點是什么？

饒毅也好，網絡文章也好，都把“南優2號”的成功時間記為1964年，這就非常搞笑了。

“南優2號”是雜交稻成功的標志成果，那么，促成它成功的轉折點是什么呢？

《湖南省志·農業志——糧油作物篇》（送審稿）是這樣描述的：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島崖縣發現了雄性不育野生稻植株（野敗），為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奠定了基礎。

不過，這里要說明的是，即使是李必湖最早發現，但也離不開袁老的貢獻，因為李是袁老的學生，又是袁老課題組的成員，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得益于袁老師的指導，最大的貢獻者仍然是袁老。

第五，“南優二號”的成功是不是集體努力的結果？

我個人認為是集體努力的結果。這個“集體”既包括科學家集體，還包括農民集體，更包括國家體制上的集體主義。按《湖南省志.農業志——糧油作物篇》（送審稿）介紹：1972年，國家組織了21省市大協作，103個單位，300多科研技術人員，江西、福建、廣西、廣東等省是主力部隊，江西的顏龍安先生率先培育出不育系珍秈97Ａ，福建的謝華安率先培育出恢復系秈優63，這就為成功完成三系配套奠定了生產上的基礎。

除了科研人員協作，要大面積種植三系雜交稻谷，群眾的貢獻也是離不開的，1975年，光湖南一省就派出3.7萬人赴海南種植雜交稻，共種植8.5萬多畝種稻。

這樣的科研體制和推廣體制，只有在國家組織下才能進行，如果放在今天，雜交稻可能不會問世，因此，我們就可以認為，雜交水稻是集體努力的成果。

第六，“雜交水稻之父”歸屬值得爭論嗎？

有人講美國人最先搞雜交水稻研究，也有人說日本人比中國更早研究，認為“雜交水稻之父”應該屬于他們。我不認同這個看法，他們搞得早，但他們都沒有搞出來，袁老不但帶頭搞了，而且最終讓它變成了大面積推廣的優質稻種，這個“雜交水稻之父”就是袁老的，外國人沒資格戴這頂帽子。

謝老，顏老，李必湖，對雜交水稻的貢獻也極大，但如果要溯其本源，我認為還是袁老的貢獻更大，還是要樹袁老為標桿。

第七，中國的糧食安全只靠雜交稻來保證嗎？

這個說法，我本人是不太贊同的，既要談科學家的個人貢獻，也要談雜交稻的種子貢獻，但不宜過度夸大一個糧食品種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

糧食不等于稻谷。中國南北方生活差異很大，南方人以大米為主，北方人以面食為主，整體上以大米為主的可能略占多數，但并不代表稻谷之外的糧食就不重要，各類作物種子的研究都凝結了無數科研人員的貢獻，他們都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環節，糧食安全決不只取決一兩個科學家，也不只取決于某一兩個品種。

稻谷不等于雜交水稻。中國的稻種有很多，常規稻和雜交稻至今還是在并行發展，雜交稻占比還不及常規稻。越往后走，情況可能會發生更大變化，轉基因稻或許將在更大范圍內走上百姓的餐桌。

中國的糧食安全已經不在量上，而在質上，這個“質”又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種子上面，轉基因會不會是下一個主潮流？又會不會是下一個風險點？

第八，尊重英雄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我個人認為，如果大家真心尊敬并信仰袁老，至少應該有兩個態度：

在討論學術問題時，最好把思想集中在科學本身上面，不要習慣性含沙射影地批判自己不喜歡的人和不喜歡的年代。

在討論歷史時，最好把重點放在引用歷史原著上面，不要習慣性憑自己的臆想就推而廣之，尤其是不要刻意引導讀者搞政治撕裂。

英雄已逝，未來不排除有很多新的爭論，離開科學和事實，所有的爭論都是私心作怪。

袁老走了，中國為之慟，世界為之慟，九泉之下亦必為之慟。

雜交稻只是中國糧食發展進程中的一個腳印，未來人的糧食安全還得靠一代代科學家不懈努力的創新，若求大成果，先求大團結。

附言：

吳孟超院士的離世與袁老的離世一樣令人悲傷，他對中國人民的貢獻足以感天動地，他的追悼會上，沒有奏哀樂，奏的是國際歌，偉大人物離開之后還給人民留下一次偉大的聲音，我不會忘記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