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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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又一個天大的陰謀正逐步浮出水面！

上周末，西方七國集團財長峰會，終于在全球經濟界目光的關注下，達成了一份由美國主導的歷史性協議，G7國家支持為跨國企業全球利潤設定最低企業稅率，同意以國家為基礎，向跨國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業稅。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表示：

經過多年的討論，G7財長們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即改革全球稅收體系，使其適應全球數字時代。

隨后，G7公開喊話中國，稱說服中國支持方案將會是場硬仗。

這份協議的達成也從側方面也反映出拜登渡讓利益拉攏歐盟制華的決心。原因很簡單，在四月份時，拜登提出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為21%，少了六個百分點就意味著美國每年能征收到的稅額少了幾百億到千億美元不等。

而15%更貼近法國財長去年提出的12.5%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相當于美國對歐洲做出了一定的讓步。

毫無疑問，此舉是為拜登即將展開的歐洲之旅釋放對盟友的積極信號！

G7財長峰會

下面我們來看看具體內容。

根據協議，G7將向跨國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業稅，并按照企業實現盈利而非企業總部所在為標準，允許各國對凈利潤超過10%的企業征收20%利潤以上的稅收。

理解這段話含義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現階段全球經濟狀況的基本趨勢。

通常而言，傳統征稅范圍要么是在公司總部所在地，要么是企業投資建廠有實際經濟活動的區域，因為企業通過這兩者之前的活動產生了經濟效益和營收，有效益就必須交稅，這是自政府出現以來亙古不變的道理。

但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在既沒有總部所在地也沒有實體經濟活動的情況下依舊能產生巨額利潤的企業。比如谷歌和蘋果，他們通過自身掌握的系統渠道，按照單個APP下載分流10%~35%的利潤，每年收取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服務費用。這種新興的盈利結構使得各國稅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廣泛的漏洞。

而根據新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規定，在七國集團的范圍內，跨國公司的部分利潤應該重新分配給消費其產品和服務的國家。

舉個例子，假如一家收入1000美元的跨國公司在B國獲得了200美元的利潤，利潤率為20%，不論這些利潤在現行制度下在哪里被收稅，你只要在該國產生了業務，那么業務所在國就有權就在100美元額外利潤中收取20美元的全球最低企業稅。

美國為什么要聯合歐洲搞一個全球最低企業稅呢？

表面上看是財政的問題：眾所周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于美國ICT產業革命強技術擴散的性質，再加上里根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美歐為首的跨國企業為追求極致化的利潤率，掀起了波及范圍和規模空前的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

在本次產業轉移中，各國為吸引更多的外企投資以發展經濟，紛紛以降低稅率和模糊稅收政策等方式強化自身在國際招商引資中的競爭力。

于是就導致了國際平均稅率的持續下滑。

據美國稅收基金會的統計，1980年~2020年四十年前，全球企業平均稅率從40%下降到23%。

而稅收是國家財政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沒有之一。稅率持續下滑的結果，便是跨國公司所在母國財政虧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跨國投資規模達到1.54萬億美元，由于各國稅收協調困難、互聯網經濟產生的稅收制度盲區，以及避稅天堂的存在等原因，各國政府每年損失的稅收高達5000億~6000億美元，相當于一個中型發達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

美國現在的情況大家多多少少都清楚。一方面，截止今年三月底，為應付疫情和經濟危機各種超發的補助就已經把美國債務逼近28萬億美元的高位，距離國家信譽破產的債務GDP150%占比的極值僅差2萬億美元。

屆時，美國每年償還的本金加債務差不多4萬億美元，而其2020年由稅收構成的實打實財政收入也才3.6萬億美元，怎么還錢？歐洲也好不到哪里去！

新銳的哥倫比亞級戰略核潛艇和福特級航母造價也漲了，美國財政亞歷山大

另一方面，為應對他們眼里的中國挑戰，美國又必須堅持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就在今天，美國國會參議院以68票贊成和32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一項撥款規模2500億美元的創新競爭法案，以應對中國“科技威脅”。除此之外，在即將舉行的G7首腦峰會上，拜登還要聯合盟友搞民主基建計劃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涉及資金2.3萬億美元。

再加上為解決經濟問題和軍備擴張，拜登2022年財年全面預算高達6萬億美元，差不多是聯邦財政收入的兩倍左右。

既然節流不行，那只有宰自家土豪開源了！

福布斯雜志數顯顯示：從2014年~2018年間，美國最富有的25人財富總計增長超過4500億美元，但他們一共只繳納了136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實際稅率只有3.4%。比如亞馬遜CEO貝佐斯，五年財富增加990億美元，但僅申報4.22億美元的個人稅收，納稅9730萬，稅率0.9%。

作為對比，美國中等家庭年收入約為70000美元，但這些家庭繳納了14%的聯邦稅。今年，收入超過628300美元的夫妻所得稅率最高，達到37%。

大戶從不繳稅，對老百姓征稅一年比一年苛雜，好家伙，難怪網上都在說美國是大明。

美國幾個著名富豪的財富增長與納稅比 圖源：ProPublica網站

當然，如果大家只是把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看做美國財政開源的解決辦法，那就太小瞧民主黨勃勃的野心了。他們最終的目標，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一個容納所有國家和經濟體、具有強制性統一性的稅收體系。

如此一來美國就能實現以下幾個陰謀：

第一、掌控全球稅收主權

美國推進全球企業最低稅率，盡管符合大多數國家打擊跨國避稅的想法，但肯定還藏有通過該機制操控各國稅收主權的野心。

事實上，早前由美國牽頭主導的各種國際組織或條約，實際效果也確實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加入該組織或條約的代價，成員國都必須渡讓一部分國家主權，來共同維護全球化社會的秩序。

比如加入WTO要渡讓部分關稅主權；加入聯合國渡讓宣戰權。

但稅收問題又不一樣，從理論上講，稅務權利，包括自主征稅權、自主協定征稅權、自主選擇征稅權，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行政主權，其意義絲毫不亞于領土主權。因此稅率的多少應取決于該國憲法之規定，而不受某種國際規則或國際條約的約束。

而從現實因素講，稅率的多少直接關系到國家財政和經濟發展，全球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工業國，有消費國，有科技國，有資源國，有旅游國，各國國情和經濟結構大相徑庭，稅率也是依據自身特點而定的。盲目減稅，利潤大部分被企業拿走，政府財政就會持續惡化；盲目加稅則易導致資本外流，影響經濟發展。

再細化一點講，對跨國公司征收全球最低稅率，需要詳細的流水賬目支撐，這就意味著西方要建立一個能夠管控全球跨國企業賬目的機制，相當于各國大型企業資金往來對這個機制的領導者沒有任何秘密可言。

也就是說，建立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稅收體系，在戰略上能夠間接影響他國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在戰術上則可以通過詳細的流水往來事無巨細的了解該公司方方面面的情況，緊急情況時，能引導美國政府做更精確的打擊制裁。

舉個例子，早期的現代化戰爭中，受制于衛星信號干擾和導彈圓周概率誤差，超遠程小當量的導彈精準度不是很高，如果目標毗鄰居民區，還很有可能對平民造成毀傷。為解決這一問題，有軍隊研究出新戰術，即派遣特種部隊秘密滲透至目標數公里處，然后發射紅外信號給戰機或導彈提供精確到厘米級的信息，以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

全球稅收體系下的賬目流水管控，就相當于潛伏在各大公司身邊的特種兵，但凡有需要，即可引導美國制裁的導彈精準打擊其要害。

第二、主導全球產業轉移

現在很多人談國際產業轉移，都在強調綜合優先性，即跨國企業決定是否投資或轉移產能，需要衡量其國家政治穩定性、政府行政效率、法律法規健全、經濟增長空間、市場廣闊程度、基礎設施完善率、知識產權保護等綜合條件，只有綜合得分的國家才能吸引到更好的投資。

但請注意，這些條件是因為中國的存在被拔高了，除了中國之外，降低邊際有效稅率仍然是許多國家吸引投資最重要的競爭力。

全球企業最低稅率得到推廣后，除了中美日這類的強國和依附于強國的小國外，其他的欠發達國家基本上就沒什么發展空間了。因為在交稅金額相同的情況下，科技發達，產業鏈完善，人才多，福利好，法律健全，市場大的大國，比基礎設施匱乏、居民消費力欠缺、各種法律漏洞層出不窮、科技變現能力差第三世界小國更具優勢。

這就意味著國際產業轉移將從企業主導的資本行為，變成由國家主導的政府行為，即第三世界國家在新一輪產業轉移中能否分到一杯羹，分到多大的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國的意志。

只有大國認為扶持你對他有利，他才會帶動企業前去投資，否則企業是根本沒有動力去稅務成本一樣的小國去深耕市場。

你們猜我第一個想到的國家是誰？

印度！

三哥是一個很奇葩的國家，別人都是想盡辦法削減各種邊際稅率，降低企業在該國的生產成本吸引投資。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仗著自己有幾億人口的消費市場，用提高關稅強迫外企赴印投資建廠。

想賣產品可以，你得把生產線搬到印度來本土化生產，否則我就要對你零部件和整機征收高額的進口關稅。

這樣做的小國是具有強技術擴散性的ICT企業，紛紛赴印度建廠，比如小米、蘋果、三星的手機及零部件，近些年在印度都有很大的布局，而具有弱技術擴散性的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企業，鮮有赴印投資。

美國一直想把印度打造成去中國化后的供應鏈代替國，然而，如果任由資本行為主導國際產業轉移，再加上中國完整產業鏈和基建優勢，那印度永遠都達不到美國期待的高度。

所以，美國想用全球稅收一體化的策略，堵死企業去其他地方的路子，讓政府行為主導國際產業轉移，勒令利益攸關方企業強行為印度輸血！

當年F16生產線搬到印度就是新德里策劃洞朗對峙為美國火中取栗后利益交換下的結果，洛克希德馬丁肯定不愿意F16印度本土化生產，因為印度工業化水平實在難以讓人恭維，路虎在印度生產后故障率直線上升。如果印度的F16出現各種故障甚至是機毀人亡，肯定會影響F16的國際銷量。所以說，重工業愿意投資印度的，真沒有幾個，除非印度收購或者國家主導產業轉移。

第三、邏輯陷阱

G7達成歷史性協議后為什么要高調喊話中國？

中國的跨國企業多，經濟實力強，在第三世界影響大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最重要的是美國在里面挖了一個邏輯陷阱：阿拉斯加會晤時，中國已經明確表態了，美國制定的規則不是國際規則，我們要另起爐灶。現在G7在沒有邀請中國參與的情況下擅自出臺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說白了，這就是按照他們自身利益量身制定的規則。

如果我們接受了，放棄參與制定規則的國際政治權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相當于又默認了美國制定的規則就是國際規則，自打其臉嘛。

拜登現在的套路是這樣的，經濟軍事貿易層面都奈何不了我們，就干脆從政治層面出發，不讓中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先在G7的小圈子里談好了，然后再向中國施壓，要求我們被動接受。而歐洲的想法肯定是老子好不容易和美國談好了，因為中國不能推廣肯定不行，所以歐洲也會聯合美國對華施壓。

只要我們被動接受了，就會營造出一種向西方屈服的假象，進而達到打擊我國國際形象的目的！

不可否認，中國的確也有增強國際稅收協調性的利益需求，2021年3月出臺的文件指出，深度參與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國際稅收規則和標準制定，持續推動全球稅收治理體系建設。

迄今為止，中國稅收協定網絡已覆蓋全球111個國家和地區，先后三次聯合有關國家稅務部門和國際組織舉辦“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會議，建立健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并且積極融入世界包容性增長框架。

但這種需求是以我為主！

建立規范化的全球稅收體系可以，增強跨國征稅協調性也行，條件是你必須和中國談，必須要把中國和廣泛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放在里面談，不能你們西方人內部商量后就強求世界接受，更不容許打著國際利益的旗幟干帝國主義的陰謀勾當。

須知，現在是2021，不是1901，西方的規則不是國際法，更不是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