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

當地時間10月18日，匈牙利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雅諾什·科爾奈去世。這一消息在國內經濟學圈引起一陣波瀾，媒體亦紛紛刊登文章表達對這位東歐經濟學家的緬懷與敬意。但在普通大眾的層面上，甚至是在年輕一代的經濟學者中，科爾奈的名字已顯得相當陌生。

在老一代經濟學家心中，科爾奈或許是理解國家轉軌的深刻視角。從60年代開始，東歐開始探索國家轉型，匈牙利是

國家為什么要轉型？計劃指令經濟體制有何弊端？國家該轉向何方？

作為東歐經濟經濟學，科爾奈經歷了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對計劃經濟的認知比多數歐美經濟學家更加深刻與具體，同時更符合中國改革者的預期。在彷徨迷茫的80年代，科爾奈受邀來到中國參加巴山輪會議。科爾奈對吳敬璉、許成鋼等一大批中國經濟學家以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影響深遠。

今天，身處市場經濟的人們也許認為，再研讀科爾奈的著作已無必要。但是，經濟現實的挑戰正向我們顯示出，科爾奈所描述的經濟現象仍在不斷地重演：短缺，尤其是能源短缺，軟預算約束導致的債務危機、貨幣及資產泡沫。其理論框架可上升到經濟學一般性，在對上述經濟問題的分析中顯示出恒久的適用性與生命力。

本文邏輯

一、短缺經濟

二、約束軟化

三、制度范式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30'，感謝分享】

01

短缺經濟

不管是蘇聯、東歐的計劃經濟，還是中國的計劃經濟，都面臨一個突出問題，那就是：短缺。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物資短缺，甚至是極度匱乏，才促使這些國家在制度上大轉型。

但是，短缺是如何造成的？

科爾奈在其《短缺經濟學》一書中分析，短缺不僅是商品數量無法滿足需求，同樣也表現在人們不得不接受意愿之外的商品：包括質量更差的商品或者成本更高的商品。而兩種情況都造成了消費者福利的損失。

在對短缺經濟的分析中，“軟預算約束”是科爾奈提出的最為重要的理論分析框架。“軟預算約束”引申自微觀經濟學中的預算約束概念，以企業為例，企業的支出要受到貨幣存量和收入的制約，超出范圍的開支將給企業帶來破產的風險。

而科爾奈通過觀察市場經濟轉型中的匈牙利，發現國有企業在道德和財務上都有使其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動機，但那些虧損的企業也沒有破產倒閉，相反政府總是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放松信貸等方式對其進行救助。即使是在長期虧損之后，這些國有企業也能生存下來。而這種對救助的期待，最終在企業的生產經營與投資行為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比如，計劃經濟中的國有企業可能對成本與收益更加不敏感——反正虧損將由政府兜底。并且這些企業往往有很強的投資需求，相伴隨的是比私有企業更低的投資效率。科爾奈將這類現象描述為“投資饑渴癥”與“擴張沖動”。

在理論建立的早期，科爾奈將軟預算約束產生的原因歸因為計劃經濟制度下，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國家與企業的關系類似家庭中的父子關系。一方面，國家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通過計劃、指令等方式加以控制，并通過稅收、利潤上繳等方式抽走企業的利潤；另一方面又對企業加以保護，隨時準備著用各種可能的手段拯救陷入虧損困境的企業。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企業的獨立核算不過是一種形式——獲利的企業不能因為盈利而受到激勵，利潤會被轉移以補足虧損企業的窟窿，長期虧損的企業也不會受到懲罰。這是一種道德風險。

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也可以上升到一般性，即價格理論中的獎懲功能。由于缺乏自由價格，無法啟動靈活的價格獎懲，國企決策者無需承擔相應而直接的后果。

不過，科爾奈也將短缺與價格機制聯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受蘭格和瓦爾拉斯的影響，科爾奈最初認為，在信息充分的理想條件下計劃手段可達到最優配置。這一均衡思想使其自由市場思想不夠徹底，但其信息充分的假設實則認同哈耶克的理論。科爾奈在后期愈加意識到價格的分權機制是一種更優的配置方式。他指出, 在缺少市場機制的情況下, 經濟管理部門主要不是根據價格信號, 而是根據非價格信號了解到各種資源和產品相對稀缺程度的變化，包括生產、生活中經常碰到的“瓶頸”、“波折”，這些現象可以反映出某些投入品的短缺。

更極端的情況下，經濟管理者是通過如——某段道路年久失修垮塌造成人員傷亡——這樣的事故，才能知道短缺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這時候，計劃制定者會緊急把資源調配到該處。也就是說，在價格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市場中，也有非價格信號進行事后調節。但比起市場的自發調節，非價格信號無疑顯得相對滯后、代價甚大，并且在調節效率上無法與價格相提并論。

所以，行政命令往往只能表達某種權力訴求和調節意愿，而無法如自由價格那般準確地反映市場真正的需求與供給信息，也無法像價格一樣彰顯獎勵與懲罰之功能，更無法充分地配置資源。

從國企軟預算約束到價格機制受阻，科爾奈很好地解釋了計劃指令經濟時代的短缺問題。科爾奈反復警告后人，需要記住那段歷史，要告別那段短缺的歷史。

如今，全球主要國家都已進入自由市場時代，然而短缺依然沒有遠去，比如近期的全球能源短缺。近些年，各主要國家采取行政干預的手段打壓化石能源的供給，同時利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引發了嚴重的供給失衡和價格扭曲，導致了能源短缺。

8月以來，由于產能不足，煤炭價格大漲，導致火電發電成本明顯攀高。而由于長期存在的“計劃電與市場煤”的矛盾，火電廠不能通過漲價轉移成本上升的壓力。這導致一個問題：每當煤炭價格大漲時，發電企業受到上下游的擠壓，利潤削減，便失去了發電的積極性。

隨后，國家政策做出相應調整，加大了電力價格市場化改革的力度，擴大電價浮動的范圍到原則上不超過20%。這項改革促進價格信號發揮作用，符合科爾奈對短缺經濟的分析邏輯。如果要讓這個邏輯更加的徹底，在煤炭、電力整條鏈的市場準入方面也要加大改革，實現全產業鏈的自由價格和自由競爭。

與短缺相對的是過剩，科爾奈認為，計劃經濟體中短缺與過剩有時會同時出現，甚至出現某種互補性。對此他作了鮮明的描述：“工人正式被企業雇傭并準備在他的崗位上開始工作，但是沒有任務，因為此刻材料短缺，這就是一種內部滯存（即在職失業）。”

計劃指令容易出現木桶短板。在自由市場中，每個交易環節都是價格來調節的，不太容易出現原材料短缺、廠房過剩這種矛盾。但是，計劃指令沒辦法做到每個環節的資源都是有效匹配的，常常出現資源錯配。資源往往被集中在某些領域，導致嚴重過剩，而另一些領域則嚴重短缺。比如，大量水泥、煤炭投入到高速建設上，但是建成的高速沒有車走，其它領域則水泥和煤炭短缺，工人也因材料短缺而“滯存”。

過剩，尤其是局部和臨時性的過剩，常常是硬幣的另一面。在短缺發生后，資源集中化的救火行動也隨之而來。接下來的便是大量的過剩、浪費，價格短期內經歷一場驚險的過山車游戲。

總結起來，在價格機制無法得到伸張時，計劃指令會抑制資源利用效率，導致長期的短缺；同時也會引發資源錯配，導致一些領域嚴重過剩，一些領域更加短缺。

所以，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問題以及軟預算約束的追因，可以用價格的信號、獎勵與資源配置三大功能來解釋，后人將科爾奈的思想拓展到了經濟學的一般性上。

距離科爾奈最初提出這一分析框架的80年代，已過去近40年，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已經從企業領域蔓延到公共領域。從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到美聯儲的量化寬松，再到最近的美國兩黨圍繞提高債務上限的“膽小鬼游戲”，財政與貨幣的約束軟化似乎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流行病。

如果企業預算約束變軟將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與經濟短缺，那么政府與央行的約束變得越來越軟又會對整個社會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這是科爾奈當年沒有回答的問題，如今我們需要自己找到答案。

02

約束軟化

當下公共領域預算約束軟化的主要領域集中在國家主權債務以及地方政府債務領域。

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波及，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除愛爾蘭、冰島等經濟體量較小的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傳統上的歐洲經濟強國也發生了主權債務違約。受此拖累，歐洲大陸比危機發源地美國更晚才走出經濟危機陰霾。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主權債務違約，國際社會亦仿佛發現了某種新事物，給予了充足的關注。

但放大到更長的歷史維度看，國家發生主權債務違約并非什么新鮮事兒。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金融體系教授卡門·萊因哈特的統計，從1800年或國家獨立年算起，亞洲、歐洲、拉丁美洲都是債務違約的重災區。其中西班牙以13次債務違約或重組位居榜首，歐洲大陸上法國緊隨其后，債務違約8次。希臘有一半的時間都處于違約或重組中，葡萄牙發生債務違約或重組也有6次。部分拉美國家處于違約狀態的時間占比近40%，其中包括墨西哥、秘魯和哥斯達黎加。

萊因哈特也很好地解釋了主權債務違約頻發的原因：“從主權債務危機的歷史實踐來看，主權債務的償付主要取決于國家的償還意愿而非償還能力。”數據顯示，一半以上的債務違約和重組發生在債務與GNP比率低于60%的情況，約20%的債務違約甚至發生在債務與GNP比率低于40%的情況。

這說明，大部分情況下，如果能夠承受足夠的痛苦，有決心的債務國通常可以還清外債。問題在于“可以承受的痛苦”與“還清債務的必要性”之間的衡量，需要依靠領導人自身的理性來作出判斷。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執意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償還其貧窮的國家所欠下的外國銀行的90億美元貸款。羅馬尼亞人不得不度過缺乏暖氣的寒冷冬天，而且由于供電不足工廠被迫減產。

如今，面臨這種情況，債務重組似乎將成為唯一的選擇，很少有國家愿意勒緊褲腰帶償還外債。

這并不難理解，正如1967-1984年任花旗銀行董事長的沃爾特·瑞斯頓所言：“國家不會破產”。實際上，哪怕國家可以破產，其破產也注定與企業破產不同。在企業和個人破產中，債權人通常能夠擁有明確界定的權利，使他在債務人破產時能大量接管債務人的資產，并有權分享債務人未來的收入；而在主權債務合同中哪怕有著相似的約定，合同也很難得到執行。當今世界，尚不存在有效的超國家的法律框架來保障債務合同的執行。甚至在債務重組時，為了保證主權國家債務的可持續性，債權人也不得不在利息、還款期限上作出巨大讓步。

既無破產機制，又可以以“賴賬”要挾進行債務展期、債務和解，這導致主權國家很難在收入內進行開支，甚至支出遠超收入能力，也就是說，主權國家的預算約束是軟化的。

這就導致一國在外債上，常常踏入債務違約的境地。而由于屢被“保釋”而沒有付出真正的代價，導致債務違約的內在原因往往沒有得到解決。

以希臘為例，2010年至2018年，為幫助希臘走出債務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及歐洲央行先后對希臘展開3輪債務救助計劃，總計向希臘政府提供約2890億歐元。其中，第三輪救助計劃包括：1. 將希臘960億歐元貸款的還款期延長10年，利息償還也寬限10年；2. 為希臘提供150億歐元的救助款項，幫助希臘增強“現金緩沖”。

到2018年8月，歐盟正式宣布結束三輪救助計劃，希臘長達8年的“經濟傷口”已經愈合。

但希臘真的變得更好了嗎？真的擁有了更嚴格的財政紀律，更合理的福利政策，更高效的稅收體系嗎？也很難說。

2020年底希臘政府公共債務存量達3740億歐元，以2020年希臘國內生產總值1685億歐元計算，希臘債務水平占GDP的比重達到創紀錄的222%，債務水平首次突破200%，甚至遠遠超過2009年底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時的129.7%。并且，希臘政府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經濟刺激和財政幫扶措施導致政府開支大幅增加，政府財政狀況由基本盈余（不含利息支付）重新陷入基本赤字。諷刺的是，按照此前第三輪救助計劃的要求，希臘必須直到2060年都要保證基本財政盈余。

地方政府層面同樣存在預算約束軟化的問題。只是不同于對國家的主權債務管束難在還款層面，對地方政府的債務管束則難在借款上。主權國家往往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受到各方面的監督，地方政府的債務則以內部債務為主，相對債務透明度更低。

一般來說，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可以被分為顯性債務與隱性債務。目前來看，地方政府顯性債務風險相對可控。以政府債務率來衡量，IMF給出的風險控制參考區間為90%-150%，我國將地方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警戒線定為100%。數據顯示，2020年，31個省市中，28個省市的債務率都位于100%上下，只有天津、貴州和內蒙古三地的債務率超過120%。也就是說，大多數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風險仍是可控的。

隱性債務問題更為復雜。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同時人大通過《預算法》，規定地方在預算中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也不得發行地方債券。此后，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矛盾不斷拉大，部分無法解決融資需求的地方政府開始成立地方融資平臺，城投公司就是其中代表。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推出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而地方政府則由于刺激政策的配套資金需要導致收支缺口逐漸擴大，這一時期，地方融資平臺進入擴張期。根據毛振華的研究數據，從2008年上半年到2010年年末，全國融資平臺數量從大約3000家增加到6576家，貸款余額也迅速膨脹，到2010年末，地方融資平臺債務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部分已經達到4.08萬億元。

為了控制風險，中央收緊了信貸。商業銀行開始將表內業務移到表外，以規避監管。這一時期滋生了大量的影子銀行。此后，政府引導基金、PPP項目、政府為國企提供擔保等均導致政府債務的隱性化。同時這部分債務的規模也變得難以測算。

隱性債務的擴張往往不受地方政府創收能力的限制，也難受表內的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面臨的預算約束自然是軟化的。軟預算約束容易使得地方政府控制財政開支的意愿降低，從而導致地方過于依賴用財政刺激手段發展經濟，提振地區產業發展可能變成相對低優先級的選項。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為私營部門自由競爭創造一個有利環境的決心也會下降。

03

制度范式

1968年，匈牙利成為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實施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國家。科爾奈就是這場改革的設計者和策劃人。他最初認為，只要用市場替代了計劃，大多數計劃體制問題都可以解決。

但是，這項改革推進十多年后，科爾奈發現，匈牙利并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那樣運行。相反，軟預算約束和短缺經濟沒有得到完全改善。

他進入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那就是制度范式。他指出，經濟增長有時候會讓我們掉入一個陷阱，一個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們不能依賴這種事實：經濟增長非常迅速，它會把我們自動帶入制度改革。

科爾奈為此還經常批判歐美國家經濟學家對轉型國家“一放了之”的簡單策略。在1999年第五次諾貝爾經濟學論壇上，作為本次論壇的唯一主題演講者，科爾奈講述了經濟轉軌，狠狠地批評了包括在場的眾多經濟學家對轉軌國家不負責的改革建議。科爾奈的觀點是，如果沒有制度改革和法律約束，私有化改革會出現大量的腐敗、不公平等問題，軟預算約束也得不到改變，經濟轉型不必然促進政治轉型。他的學生許成鋼猜測，正是科爾奈不留情面的批判導致他錯失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科爾奈所提出的正是轉軌型國家的最為艱深的問題。制度的改革才能約束公權力濫用，進而遏制轉軌型國家的預算與腐敗問題。不過，當后來的學者將軟預算約束擴展到西方發達國家時，經濟學家對約束軟化的一般性有了更加深層次的認識。

制度的約束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制度永遠無法做到硬約束。美國是世界上法律最為完善的國家之一，其三縱三橫的國家制度將政府權力拆解與制衡，但是依然無法有效地約束政府花錢。債務上限的提高和暫停是最典型的軟預算約束。預算法規定了聯邦政府每年的借債上限，但是奧巴馬政府時期，國會又通過了另一項法令，允許聯邦政府暫停債務上限，在暫停期內繼續借錢。回看歷史，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不斷被突破，借債規模越來越大。這是為什么？

我們需要理解軟約束的本質。我們先看硬約束，所謂硬約束，即個人的權責利高度匹配的約束規則。自由市場是一種天然的硬約束機制，個人產權歸屬明確，個人決策都會有對應的價格的獎勵與懲罰。通俗來說就是，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買單，這就是硬約束。軟約束則相反，自己的行為可能由他人買單。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非自由市場的公共用品領域。比如，國有企業是一種公共用品，決策者的錯誤最終由政府的公共財政買單。政府的債務也是一種公共政策，每個人都希望從中政府財政中獲利，但都不認為自己需要（更多地）承擔償還責任，自然默許或放任政府借錢。

政府財政，作為一種公共用品，缺乏天然的剛性約束，當然也不是無約束，屬于制度下的軟約束。問題是制度也是一種公共用品，一旦制度被突破，預算約束也就自然軟化。

還是以美國的債務為例。美國政府為什么能夠大規模借錢，重要原因是美聯儲大規模印鈔。為什么美聯儲會大規模印鈔？表面上的原因是，美聯儲的權力約束不夠，其貨幣政策目標多元化，美聯儲的權力空間很大，可以為政府債務融資，也可以為大型企業貸款。根本上原因是，美聯儲作為美國的央行，也是一家公共機構，法幣的鑄幣權是一種公共用品。

其實，幾乎所有人都清楚，美聯儲不能無底線印鈔，美國政府也不能無上限借債，但是大多數人都默許美聯儲和聯邦政府這么干。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民粹主義泛起，很多民眾看到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在救助大型企業，他們也要求政府救助，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保障。從奧巴馬政府開始，聯邦政府和美聯儲都在迎合民粹訴求，不斷地印鈔和借債，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預算大幅度增加，債務規模和貨幣發行量迅速翻倍。這就是在公共用品領域，搭便車動機引發的“公地悲劇”。

所以，美國政府的財政預算約束軟化，美聯儲的貨幣發行約束軟化，歸根結底還是公共用品不存在剛性約束。如今，全球主要國家形成了“財政-貨幣-商業銀行”的公共及類公共基本盤，導致預算、貨幣與信貸約束軟化，導致了今天的大泡沫、大債務經濟。需要指出的是，1844年英國政府主導建立央行和法幣制度時，與私人銀行做了一筆交換，英格蘭銀行在危機時刻有責任給私人銀行提供貸款。這就是最后貸款人原則，全球主要國家的央行都啟用了這一規則。最后貸款人原則和央行對貨幣市場的干預，導致商業銀行“嬰兒化”，原本市場化的硬約束開始軟化。利率價格被扭曲，商業銀行的自主決策被干預，商業銀行遭遇風險又能夠向央行求助。如今的美聯儲已經淪為“最后的買家”，銀行與財政體系猶如一只老母雞帶著一群小雞仔。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本質上是公共用品的約束軟化。公共用品規模越龐大，公共權力的邊界越大，約束軟化問題越大，短缺、低效、錯配與債務風險越大。

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不是制度范式能夠解釋和解決的，可以通過價格理論來解釋，也可以通過新制度經濟學的搭便車、公地悲劇和租值消散來解釋。這就是科爾奈思想的一般性價值。

最后，說一下科爾奈對中國的影響。科爾奈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止停留于其理論成果被引入國內。實際上，他與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著深入的交流，此前他曾多次訪問中國。

1985年，科爾奈受邀參加“巴山輪會議”，與國內經濟學家一同交流彼時的中國經濟現狀，與未來的改革方向。這一會議此后被認為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意義重大。當時參會的年輕經濟學家包括項懷誠、樓繼偉以及郭樹清等，之后都在政界獲得了很好的發展。而科爾奈在哈佛授課時，許成鋼、錢穎一、王一江、李稻葵都是他的學生，包括鄒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聽過他的課。美國的教授講的內容讓中國留學生們感到陌生，比如教授在講貨幣政策，但是當時中國連央行都沒有。不過，科爾奈講的計劃經濟短缺、國企軟預算約束和投資饑渴癥讓中國留學生們感同身受。

之后，科爾奈經常來中國，與中國經濟學家長期交流，同時高度關注中國的國家轉型。他曾經指出：依賴公共部門的擴張、國有企業和國家投資來發展經濟是一種低效且失之偏頗的解決方法。私營部門和私人投資在自然進化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此外，他還提醒：“不良貸款作為軟預算約束的一種表現形式，也困擾著中國經濟”。

致敬科爾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