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問題(續)——國內的情勢!
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對臺海問題的十點預測》
《臺海問題:“三方博弈”及短期情勢》
《臺海問題:新的“勢”已經形成》
為了行文便利,下文把“武力解決”模式縮寫為MI(“軍事干預”,military intervention)。
上篇講到:對臺灣“和平統一”,愿景是美好的,但執行起來很難,基本屬于一廂情愿。對臺灣問題,還是需要實事求是。如果不能實事求是,把希望寄托于理想,那就是把問題想簡單了、幼稚了,正中臺獨的下懷。如果把問題再往后放,放個十年、二十年,到下一代、甚至到下下一代領導人,那可能問題就再也解決不了了。前文也分析到,越到后面,解決的難度可能會越大。并且,臺灣問題擺在那里,會讓我們在國際上腹背受敵,處處受阻,進而影響到中國的發展大業及民族復興大局。
只要仍然維持目前的現狀,時間就不是站在我們一邊的,站在臺獨的一邊——每過一天,就是他們鞏固現狀多一天;而一旦我們采取主動,改變了臺海現狀,那么時間就變成我們的朋友了:往后每多一天,新的現狀就會鞏固一天,都將有利于我們的。
如此看,早解決比晚解決好;還不僅僅是“早解決”:應當“速戰速決”,迅速取得完全的主動權。
如果各方面的條件尚不具備、時機尚不成熟,那么只能把臺海問題留待未來解決。目前,中國大陸其實是有采用MI的理據的——因為美國與臺灣之間的軍事聯系——所以不存在“出師無名”的問題。因此,時機不成熟主要還是指軍事上的、技術的不成熟,換言之,在美國不干預的情況下,大陸軍隊也打不下臺灣。如果這樣,那我們根本就沒有做選擇的前提,只能把問題留待未來去解決。
但是我從不嘗試探討純軍事層面的問題:這是因為,我認為這個問題完全不適合坊間非專業人士探討:坊間非專業人士充其量是業余軍事愛好者:他們并不具備專業知識與能力,同時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他們的分析在專業人士看來大概貽笑大方。同時,即便真的掌握了完整的信息,他們也不可能、不應該在公共空間上展開這樣的討論,因為這不僅涉及專業,還涉及國家機密。
因此,軍事層面的討論只能留給軍方,在內部進行。決策者決策時一定會詢問軍方,并說:論證美國干預不干預,那是我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論證美國不干預時,咱們到底能打不能打。如果不能打,那咱們就不用討論了。如果你有信心,能打,那我們再討論其他的,再去討論時機。
如果軍事條件都已經成熟了,時機也出現了——甚至說,我們還面臨著一個比較好的、不可錯過的歷史機遇——那么,時不我待——抓住這個機遇就不特是一種明智選擇,而且是一種歷史責任了。
也許我們正面臨這樣的一個歷史抉擇。馬克思說,人民是歷史的主體——這是大歷史的邏輯。但歷史終歸需要由具體的人去完成推動。需要有擔當、有智慧、洞察時勢的領袖,把人民的意志轉化為現實,行使歷史擔當、履行歷史責任,把歷史推向前進。
所以今天讓我們再討論一下MI的窗口與時機問題。
一、國內的情勢
以下列一些考慮因素。應該是不系統的,讀者/網友們大可補充。
1、人民有一致的理念與愿景:中國大陸的人民群眾都發自內心擁護祖國的統一大業。這是人們共享的信仰、理念、價值觀、愿景、期望與夢想。說實在話,我不知道再過二十年、三十年、半個世紀,未來的人會如何看,并不知道。這很大程度取決于未來的教育、未來的政治。唯一確定的是,在2021年這個時點,民眾都擁護祖國的統一。
2、人民愿意投入一定的資源,甚至預期一定的代價與犧牲。對中國人民來說,臺灣是關乎民族復興大業的,完成這個歷史使命不可能沒有付出,甚至會有一定的犧牲,對此,人們是有預期也有決心的。國家可以動員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我們總是擔心美國介入,也應看到,美國民眾并不希望以“肉身”介入任何與美國本土無關的海外戰爭,重蹈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覆轍。他們不會支持將自己的孩子們送到遠離故土的戰場上去做犧牲。美國沒有能與中國匹敵的意志、意愿。從一開始,他們就不是我們的對手。
3、有“廣度”與“深度”的國力及“現代軍事模型”:現在是和平年代,人民雖然愿意付出努力,但對犧牲與代價的耐受度肯定不可能和戰爭年代相比。人們常說:“誰都不希望出現戰爭”。但人們說的“戰爭”,多指涉及全體人民的“全面戰爭”(total war)或某種“持久戰”,而非一個短平快、人員傷亡并不多的局部軍事行動。人們之所以愿意支持MI,也因為他們預期MI將只是一個“局部”行動,軍隊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任務,不致影響大陸民眾的日常生活。這肯定也是決策者需要考量的。所以,如果下了MI的決心,那說明決策者一定有足夠的自信,即成功的確定性很大,并且在MI的期間,不會影響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大局,代價可控。并且是:大多民眾甚至不會對MI有直觀感知,僅是從新聞上讀到。
4、近幾年積聚的強大愛國主義動能,亟待得到釋放。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2019~2010年香港反中運動、COVID-19疫情體現的制度自信、受五眼為首的歐美國家圍堵打壓等事件里,國民積累了很大的愛國主義動能。人們壓抑已久,潛意識是希望為這些動能尋找集中釋放的渠道與出口。2019年的盛大國慶、孟晚舟歸國后的歡騰,都是此種情緒的表達。這種情緒,也正是目前MI的“勢”的所在:
5、對“偉大時代”“偉大政治”的期望及對“時代的力量”的找尋。中國政治上進入了“新時代”,政治秩序順應時勢進行了調整,對領導人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授權與賦能,從大歷史角度看,這種調整有如一種“契約”(covenant),一種約定。人民對國家有了新的期望,領導人也要擔負空前的歷史重任,都是雙向的。從“四個偉大”,到史詩般的“百年斗爭”,“共克時艱”、“奮進新征程”、“偉大復興”——這是一個需要找尋新的“偉大”、找尋力量的時代。在這個新的時代里,人們都需要尋找自己的價值與意義,尋找這個時代的價值與意義,尋找自己在這個時代的角色或者與這個時代的聯系。在當今中國大地上,如果還有這樣一個東西,能夠把大多數人聯系起來、賦予人民新的動力、使命、價值與意義的“時代力量”,那就是祖國統一大業。這股力量,就是推動統一進程的“勢”和“能”。
6、密集推出的新政所帶來社會思想認識上的分歧。這幾年——國家推出了許多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與理念,范圍頗廣,從對一些傳統行業(例如地產與教培)的監管,到對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約束,到對資本無序擴張的限制,到“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等等。無不涉及中國經濟邏輯的調整與再平衡,會帶動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塑。這些政策背后的頂層邏輯與價值觀最終是可以為公眾所理解的(雖然不同人之間認識和接受可能有先后),但短期內,確會改變一些人們已經接受并熟知的經濟社會安排,會產生贏家與輸家,會有代價、陣痛、挑戰、情緒、壓抑。人們也需要團結與力量,需要看到自己的一切所做及所付出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在這種涉及大政策調整的轉型期里,都會有思想認識上的分歧甚至混亂。人們的思想認識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統一;政治秩序需要得到維護;社會需要尋找合力、尋找力量以完成重整、重塑,然后再出發。
看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凡進入新的時代,往往會伴隨一次武裝沖突。這背后,正是某種“看不見的手”在發揮力量,推動歷史前進。它背后是有某些必然性的。
這兩役,就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以及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
如果我們僅從國家、社會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看,似乎都處在某種“百廢待興”的狀態,從經濟狀況恐怕是不足以解釋和預測當時的軍事決策的。新中國成立時,剛剛走出幾十年的內戰與御外敵之戰;1979年的對越戰爭,則剛剛走出文化革命,經濟亟待調整與再出發,人民的生活亟待改善。尤其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連從軍事角度都不足以完全預測當時領導人的選擇,因為當時并沒有完全的勝算,所以決策也十分艱難。
但這兩戰,又都是有重大歷史戰略意義的“立國之戰”。在當時的時勢下,領導人必須選擇這么做。
通過這兩戰,中國做了正確的事,維護了國家利益,也確立了國際地位。同時還有許多其他的好處:愛國情緒得到了表達、釋放、申張。國家的意志與政府/領導的權威得到加強,國內的政治秩序得到了維護與穩定,社會找到了正能量與新的合力,人民被賦予力量,時代被推動前行。這兩役,對新中國的兩個時代都非常的重要,可以說是兩個時代的“準備”。對于毛和鄧兩位領導人,也都有非同
尋常的意義。回想起來,這兩戰,也都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國內的情勢。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