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昨天所發的《從“拉胯”現象看中國的現代性與現代化》一文中提及到，“許多網民的思想是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縫合怪，在前現代和后現代的雙重撕裂下，輿論場如果把持在蟲豸的手中，動輒胡亂洗地或者為吃流量飯而出賣良心，那比現實更魔幻的輿論場，也就在所難免了。”原本想過幾日再行敘述輿論的把持問題，結果，就在凌晨發生了令人扼腕、震驚并且憤怒的“劉學州自殺”事件。

這一事件，再次向我們展示了流量媒體、營銷媒體毫無道德底線、肆意違背新聞倫理的就“驚人成果”。有基于此，我們必須認識到輿論傳媒機器空轉、形成自利集團的嚴重后果。

又是新京報

引起筆者乃至整個互聯網圈層憤怒的是這樣一則信息，微博熱搜“劉學州自殺”，這是一名15歲的河北邢臺男孩，在遭遇種種不幸后，又被沒有操守的媒體帶上了熱搜，隨后在網絡暴力的迫害下，喪失希望，最終自殺。

劉學州自述，出生后就被父母賣掉用作“彩禮”，4歲時自己的養父養母因為安全生產事故先后去世，隨后孤苦的孩子失去了依靠，遭逢過許多苦難，同齡人的欺負、體育老師的猥褻等等，一直到發現自己似乎是被賣掉的孩子，親情缺失下希望能夠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沒想到親生父母找到后，由于親生父母實際上難以面對，最終出現了種種不愉快，而添油加醋的媒體將親生父母的一面之詞加以轉述和放大，形成熱搜輿論，最終導致劉學州被網絡暴力迫害，最后無法面對這一切的劉學州，選擇了絕路。

而筆者本人由于近期也時常注意著微博熱搜。說實話，在前幾天，我完全不知道劉學州其人其事，直到昨天，突然發現微博熱搜中有一個關于留學中與其親生父母糾紛我注意到這是《新京報》及其旗下視頻號@緊急呼叫 轉述的劉學州親生父母的發言，其父母稱劉學州要求為他買房，還稱劉學州前往三亞游玩的錢是自己所出。目前來看，就是這條的微博激起的網絡熱議帶動了網絡暴力，導致了最終的嚴重后果。

網齡長的朋友們應該都記得，這些年來，這種情況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甚至在近期也是頻繁出現。譬如說前幾日，震撼整個“朋友圈”的中國新聞周刊新聞《對話“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由于記者在編輯新聞中采取了單方面記述當事人岳叔叔自身表達，形成了全網的風暴，也導致了最初的辦案機構威海市公安局遭遇全網鋪天蓋地的指責。但從事后威海公安機關發布的信息來看，是當事人本身陷入了某種情緒陷阱，難以面對事實，而并非是公安機關不作為或者是亂作為，有意迫害等。不巧的是，這個《對話“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的作者趙翔，以前也是新京報的記者。

不實信息，聳人聽聞，經過某些節點的傳播后驟然放大，隨后全網風靡，不真實的信息隨后對無辜的人產生傷害，網絡暴力、以及網絡暴力的次生災害如自殺或自殘，亦或是心態崩潰下的報復社會。這種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誕生，早在十年前筆者就已經憤怒過了，然而到如今，仍然一再出現。

遠離新聞倫理的新京報們

回到導致劉學州被網暴的這條微博來看。其實，從結構上來看，這條微博是常見的一種短信息流敘事結構。他是描述某一客體，并指其“貪心不足”“白眼狼”“沒素質”“道德品質低劣”等短平快敘事，這種信息流目前充斥于微博之上，各地方傳媒旗下多有這種走短平快信息流模式的自媒體賬號。

如這幾天的微博熱搜#成都一男子不配合安檢稱看不起外地人#、#廣州保安連續20年沒返鄉過年#等等。這種信息流能否火起來，是完全隨機的。因為微博這一尺度下的社交網絡，是一個無尺度網絡，其拓撲結構具有高度的分形特征，傳播機制是一個混沌動力學系統。因此，各藍V自媒體賬號每天所發布的類似信息流多達數十，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能火。

從這個角度來說，@新京報 或許會感到冤枉，畢竟始作俑者覺得自己“并沒有網暴更沒有害死劉學州”的主觀惡意。但這恰恰更能說明，這個組織的運行本身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倫理背反”。在導致受害者遭遇網絡暴力最終自殺的微博里，筆者看不到一點點新聞倫理存在的影子。

首先，新聞倫理要求要保護當事人的個人隱私。網絡是網絡，新聞是新聞，而現實是現實。新聞倫理要求新聞人應該將當事人的關鍵信息進行涂抹和遮掩，更不應該隨意制造和傳播可以直接定位到具體人的新聞。因為社會太大，隨意傳播個人信息，具有很高的風險，不確定性隨著社會規模的增大驟然增加。保護個人隱私，在當代應該是一種常識，是一種元倫理。從這點來說，新京報的編輯目前應該屬于非人狀態。

其次，新聞應該具有客觀性。網絡近期爆火的諸多社會新聞“熱搜”都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網民戲稱為“小作文”。是的，小作文。小作文的特點是就是第一人稱敘事，這種方式給了給了旁觀者極強的代入感，也很自然的會讓觀者情感上傾向于敘事者。試想一下，如果關于劉學州的新聞，先介紹劉學州被親生父母賣掉、隨后遭逢人生苦難、最后艱難尋親的背景，再來報道劉學州父母聲稱劉學州索要房子，是否還會“激起浪花一朵朵”？

第三，新聞報道應該具有平衡性，對這一點許多網民沒有感覺，也因而時常被“帶節奏”。新聞的平衡性是指在新聞報道中真實、全面地陳列新聞事實，竭力呈現事件的各方觀點，保證觀點的多元，多維度還原事實真相。這要求傳播者運用平衡報道的方法來傳播新聞事實，務求真實、全面、公正、客觀地報道事實。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岳大叔時，還同時采訪了威海市公安機關，新媒體在發布相關微博時不是單方面發布其親生父母的說法而是同時發布兩方面的說法，事情是不是又會不一樣？

那么，新聞倫理就放在這里，為什么他們不去遵守，是不是因為不懂？恐怕不是吧。重新思考，如果是理性中立客觀的平衡性報道，這幾條“輿情”還會火起來嗎？出于“短平快”而專吃流量飯的媒體人，愿意嗎？

早在校內網時期，包括微博運行的早期，造謠與辟謠是一堆互反的事物。然而隨著自媒體的日益深化，辟謠“事業”已經可以說是失敗了。在2020年疫情爆發早期，還曾大火過一篇《對本次疫情的結構性反思：謠言、官僚和國家主義》，文中運用了大量的哲學“堆料”，論證了辟謠是一種官家的權力，謠言則是自由的體現等“古早”自由主義觀點，實際上根本經不起推敲。

和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知不同，信息傳遞下的社交網絡，是一種無尺度網絡。在這里，信息的傳遞不是線性遞增的，而是暴漲的。也即，某一信息在某些原因的加成下，可能突然爆發。“謠言傳播數萬，辟謠傳播數百條”這就是因為傳播條件不同。因此，對非真實信息的處理，事后追溯解決是沒有什么用的，微博所出臺的小藍簽和微信的涉謠刪除機制，都不解決問題，除非采取回溯式，將謠言的傳播途徑反向遍歷，以強制彈窗的方式告知每個瀏覽了非真實信息的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競爭流量的各大媒體在社交平臺上發現，外部體量大并不代表轉發量就大，譬如微博上人日的正常新聞，轉發和評論大多在數百，和許多自媒體在同一量級。而自媒體天生“道德要求低”，更容易“火”。為了拼流量，在競爭機制下，許多藍V官媒節操也逐漸下降，最終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地域報道搞“飯圈式營銷”，拉踩模式運用嫻熟，動輒踩A地捧B地，然后第二天又踩B地捧C地；批皮打拳；無下限報道社會公序良俗反對的事物；搞創意新聞，為求“火”報道角度“腦回路清奇”，踩踏社會道德。等等。

無人負責的結果

筆者幾乎可以確定的是，最終沒有人會因劉學州的死亡受到懲罰。雖然他們的確都是兇手。并且，如果不是劉學州采取了極端方式，他仍然無法洗清自己。可是最終，他死了。

在《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認為，發達工業社會對群體的統治是通過技術治理實現的，是非人格化的，是單向度的。社群保持穩定的原因，是統治者本身是一種秩序，是發達資本主義的秩序，而不是某個實體存在的人。

同樣的道理，在劉學州的死亡中，編造內容的父母，違反新聞倫理的非真實信息的制造者，傳播這些新媒體信息流的人，以及參與網絡暴力劉學州的人，都負有責任。然而，大家都負責的結果，自然是無人負責。

當然，批判所有人對解決實際問題沒有多少意義，隨便著互聯網的發展，一方面，網民們的思維和認知已經有了長足進步，實現思維“現代化”，另一方面，由于環境和代際造成的信息差，　新用戶的增長等等，仍然會存在很多網絡空間中的群體無意識現象，尤其隨著算法和流量宰制一切的時代的到來，這種群體無意識現象還會在中短期內出現反復和回升。我們固然要提倡每一個互聯網公民都能約束自己的言行，但也要明白通過道德約束和素質教化并不能讓作為整體社會現象的網絡暴力，謠言和烏煙瘴氣等消失，這需要輿論生態和結構的變化。所以，作為這個傳播鏈生態的頂層參與者的新京報們，才必須要在這個事件里背負起主要責任。

近來，包括筆者在內，許多人都認為網絡輿論在趨于“二極管化”。這是網絡暴力的土壤。但反思“二極管化”現象之前，應該考慮的是二極管是怎么產生的。在這兩年平臺資本壟斷，推薦算法和流量為王的情況下，創作高質量內容，遠不如“搞噱頭”然后吃流量有收益，而隨著信息層面越來越同質化和低幼化，拼流量就幾乎變成了唯一的出路。低幼化、同質化的信息，怎么能創造出不二極管的氛圍？

另一方面，則是一切唯流量的KPI，導致了官媒、紙媒本身的自輕自賤。筆者有幾位做記者的朋友，對傳媒的內部氛圍極度厭惡。之前的紙媒和官媒，過于“老爺化”，不接地氣。主管部門為推動紙媒“講人話”，對各媒體提出了由流量考核的KPI，卻沒想到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那么，不唯流量后，又應該如何考核和管理，或許主管部門也在思考，也在頭疼。

這場悲劇就如同六子剖腹證明自己吃了幾碗粉一樣，不同的是，六子是被黃老爺害了，而劉學州，恐怕無論是新京報還是其親生父母，并沒有想要他的命。這就更顯得悲劇了。他的生命永遠停留在了15歲，看他的遺書，我感覺他是一個生在悲劇和破碎中，但不斷努力追求光明頑強的人。最終，命運壓倒了他。不論如何，希望所有的犧牲不要白白流失， 希望媒體人可以更有節操一點，希望新京報們早日退出歷史舞臺，也希望我們在這網絡的洪流中都能保有一份冷靜，不要再“永遠年輕、永遠沖動、永遠熱淚盈眶、永遠不長記性”。